美国经济并非存在于真空管中。世界经济已经越来越互相依赖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于1992年在荷兰那座同名城市，由欧洲共同体的12个成员以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大多数国家签署。1994年，奥地利、挪威、瑞典和芬兰也正式应邀加入了欧盟，不过挪威公民于1994年反对成为成员国。该条约期望能够创建一个欧洲经济区，以消除国家间的贸易壁垒，并在原则上消除过境检查站。欧洲共同体在国家间的经济计划及合作上发挥了更大的（但并非无争议的）作用，还准备采用一种通用货币——称作“欧元”——按计划于1999年开始试用，从那时开始经一个过渡时期，预计在2003年全面施行。不过，与此同时，对增加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相当大的反对之声，来自好几个方向，主要来自保守的英国“欧洲怀疑论者”，他们担心，布鲁塞尔更大权力的巩固会对英国主权釜底抽薪。同时，更多的英国人在精神上靠近了欧洲大陆，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1994年，一条连接英国和法国的50公里长的海底铁路隧道开始运行，将伦敦到巴黎和布鲁塞尔的行程缩短到几小时。
面对欧洲共同市场的竞争，美国国会于1992年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了这项协议，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限制就逐渐消失了。
当1997年末亚洲尤其是在韩国首尔和新加坡市场和股市下跌时，其冲击让全世界的股票市场都受到了影响。这些国际金融的反冲反映出地区经济变得越来越互相关联。国际经济的全球化需要对惹事的经济提供巨大的担保，以免牵一发而动全身，冲击全球经济。1995年一笔55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援助了墨西哥摇摇欲坠的经济，其货币“比索”贬值，从而增加了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在欧洲，与美国相比，其失业率居高不下：在西班牙接近20%，在法国是13%，而德国也紧随其后。失业特别影响青年人，他们面对着似乎没把握的未来，表现出更高的犯罪率和吸毒率。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美国和欧洲非法使用毒品的问题已经失控，当局无法阻止毒品从东南亚、拉丁美洲，尤其是哥伦比亚进入。1985年由毒品贩将其引进美国之后，可卡因瘾君子在中产阶级中、在市中心的穷人中都在增加，他们求助于毒品是为了逃避失业及贫困引起的无望心情。遍及全美国的各种禁止非法毒品的措施，联邦拨款增加机场和边境的检查，以及教育节目，都收效甚微。事实证明对于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来说，越来越难于对非法毒品“只说不”了。
除去人为的问题——战争、犯罪、毒品和恐怖主义——之外，人类面对灾难性的事故和自然灾害的能力仍然是脆弱的。作孽的地震1988年在亚美尼亚造成了至少3万人死亡，1993年在印度造成了1万人死亡，1995年在日本的神户造成了5 000人死亡。在哥伦比亚，1985年的一次火山爆发引发致命的泥石流，埋葬了25 000多人。
除去自然灾害之外，灾难性的事故也烦扰着世界。1984年12月，在印度博帕尔的联合碳化物杀虫剂厂泄漏出毒气时，死亡了2 500多人，成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工业事故。1986年4月，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发生在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一台核反应器破裂，喷出了放射性废料及尘埃，被风吹到了欧亚两洲的部分地区。“请告诉世界帮助我们，”一名业余无线电报务员求告说，将住在反应器附近的大批居民疏散，并不能制止许多人死亡、重病和先天性缺陷的后遗症，以及某些农产品和水源的污染。
石油泄漏虽然死伤较少，但对环境的损害却不可小视，会危及野生物及河滩的鱼类。1990年3月，一艘“埃克森·瓦尔德兹”号油轮在阿拉斯加的威廉王子湾搁浅，把25万桶原油倒进水中，造成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其他的主要泄油事故污染了波多黎各和英国南部海岸的环境。
污染还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大气。环绕地球的卫星摄影显示，保护地球不受太阳直射危害的臭氧层在减少。环境破坏也来自天空。源于地面上化学工业污染的“酸雨”，引起环境学家和科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酸雨”已经开始毁坏西德、美国和加拿大的森林，以及东德和捷克共和国的森林。对环境遭损的日益增长的关切，导致了198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有来自178个国家的代表出席。
即使科学和医学的进步继续减少甚至消灭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许多疾病的威胁，一些致命的系列旧疾以及一些新病，还在夺取人类的生命。在中非，一种致命的“埃博拉”病毒传染病于1995年夺取了上千人的生命，提醒了科学家某些疾病依旧超出了现有的医疗能力。
臭氧层污染
艾滋病病毒（HIV）能引发破坏人类免疫系统的致命慢性病，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科学家观察到，并于1984年被分离出来。艾滋病在中非共和国和刚果肆虐，而且也没有放过其他国家。在西方，同性恋者特别易受此病感染，而且还波及不吸毒的异性恋人群。1991年职业篮球巨星“魔术师”约翰逊感染HIV后退役的消息，将该疾病暴露于西方世界的公众目光之下，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虽然许多艾滋病患者由于延长寿命药物的综合治疗而比以前活得长久，但是目前尚未发现有效的治疗方法。
医疗保健的费用在每一个国家都上涨了。在美国，1990年家庭用于医疗保健的费用是一年7 300亿美元，是10年前的两倍；而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人群——大约占九分之一的工作家庭——根本没有健康保险，没有定期的保健。医生、医院及其他保健设备的昂贵价格，以及不必要的看护，造成了这种天价。在法国、英国和瑞典这样一些具备公共救助和广泛低廉保健体系的国家，医疗费用大有超出政府支付能力之势。科学和医学的明显进步也产生了一些伦理学的问题。最清晰的要首推基因医学领域的飞速变化，在该领域中，科学家已经确定基因与疾病有关。这种研究能够用来确认和改变导致如肌营养不良症或镰状细胞贫血这类遗传性疾病的不良基因，但也会被未来的父母滥用（对易得癌症的胎儿进行人工流产）或者被雇主苛待（不雇用有易发早老性痴呆症基因的人）。还会陷入道德和法律的泥潭。其他的伦理问题由于1997年在英国克隆了一只羊而出现。人们担心，人也可能会被克隆，从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与1969年宇宙飞船第一次登陆月球相比，空间探索在20世纪80、90年代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两名美国宇航员成为最早的不用安全带，脱离飞船而在太空中行走的人，一年之后空间计划遭到了悲剧性的打击。1986年，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升空之后73秒在空中爆炸。
克隆羊多利
卡纳维拉尔角的观察员和电视机前观看现场直播的观众，眼睁睁地看着7名宇航员罹难，飞船的密封舱坠入大海。死者中有一个是新罕布什尔的中学教师、当了母亲的克里斯塔·麦考利夫，她是作为空间计划中的一个宣传形象搭上飞船的。
直到两年之后，美国才有另一架载人航天飞机升上太空。与此同时，随着空间计划逐渐恢复，美国鼓励发展商用火箭。他们发射了无人火箭搜集星球的情况。“旅行者2”号于1986年飞经天王星，4年后抵达离海王星5 000公里的空间。1991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成功地在轨道上飞行了11天，完成了科学使命，发射了一颗通信卫星。1997年，由“发现”号航天飞机发射的哈勃空间望远镜，向地面发回了宇宙深处的有趣的新景观，包括之前不为人知的数百个星系的照片。与此同时，作为冷战结束的象征，1995年“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和俄国的“和平”号空间站在太空中对接。1997年，一个无人宇宙飞船在火星着陆。
对于几乎习惯于空间戏剧性探索的好几代人来说，20世纪80、90年代，地球上的通信革命似乎更加卓越。最初在美国，逐渐推广到许多其他国家的有线电视及随后的卫星电视，把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当1998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日本以奏响贝多芬的《欢乐颂》开幕时，指挥站在长野的乐队面前，来自南非、澳大利亚和其他3个大陆的5支合唱队的歌声由卫星同步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