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次，海姆低头看了看，他十指交叉，张了张嘴，又抬头看了看天花板。诺沃肖洛夫说：“大学教你了很多物理知识，但不会教你怎么做科学。”他说，任何“促进思想自由”的过程都有一定的作用。
事实正如诺沃肖洛夫总结的那样，但海姆仍然在看着天花板。谈论到游戏，史密斯不得不刺激一下谈话：“你怎么看，海姆教授？”
海姆看上去有些心不在焉。他虽然幽默风趣，但也很严肃，常常令人生畏。海姆进行的大多数实验都需要极度的专注和小心。在被告知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天，“我正在像往常一样混日子，但诺贝尔奖打断了我的工作，我不确定这个打断是不是好的。好吧，这个打断当然令人感到十分愉快”。海姆在诺贝尔奖晚宴上的演讲中告诉人们，模糊“意见”和“证据”之间的界限十分危险。诺沃肖洛夫看重的是海姆的勤奋和坦率，他说：“身边有一个比你聪明的人，这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安德烈很直接，如果认为某件事是胡扯，他就会直接说出来。”当然，有时他也会只给出一个浅显的反应。“想要从他那里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
但在正式的采访中，当被问及所谓的游戏对创新的作用时，海姆仔细考虑了很久。对于他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我感到非常好奇。
如何用滑稽的手段改变一个混乱的城市
当音乐家说到某个人的乐器演奏得很好时，其实是在说他们技艺高超、反应敏捷，在一切准备就绪时，知道如何协调其他乐手与自己之间的关系或者如何让自己的演奏出彩。比如说，一个人能像伯克利音乐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埃斯佩兰萨·斯波尔丁（Esperanza Spalding）一样演奏，弹起贝斯来，声音向不同的方向传去，又产生共鸣。这些行为其实也属于游戏。乐手常常在演奏结束时用低沉的声音说出“Play”（玩起来）这个词，就好像这和天赋一样举足轻重。他们的语气说明这种技巧是严肃的，可以将其用于形容贝多芬这样的艺术家。在维也纳散步时，贝多芬常常把听觉层面的物质转变成精神的、可塑的物质。他经常给朋友和同行写信讲述自己的创作过程，就像他在给作曲家路易斯·施勒塞尔（Louis Schl?sser）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这个想法已经在我脑海中存在了一段时间，但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我才把它们写了下来……我改了许多，删了一些，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我开始在脑海中阐述它的广度、高度和深度……它出现、生长，我从各个角度听到、看到它，就好像它已经被铸就了一样，而剩下的就只是花精力把它写下来。7
无论是形象的还是抽象的游戏，都既有生成性又有严谨性。举个例子，作家托妮·莫里森说，她从来不是“在某一个瞬间”有了写一本书的想法，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持续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东西”。然而，在创作过程之外，游戏这个词可能会损害它所指的东西。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毕竟，游戏常常被认为是重要性和彻底性的对立面。无论是把它用作名词、副词还是动词，大多数人都会忽略它的深层含义。
安塔纳斯·莫茨库斯（Antanas Mockus）辞去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校长一职，在1995年和2001年波哥大市市长的竞选中取得了胜利，并且在担任市长期间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他用滑稽、幽默的手段改变了这个最混乱、犯罪最猖獗的城市。然而，在有些人眼中，他的手段都是愚蠢的，比如说，有一项政策要求用哑剧演员取代“声名狼藉的收受贿赂”的交警。有些演员的脸被涂成白色或蓝色，还有些演员戴着蝴蝶结，眼睛和眉毛上画着黑色的铅笔印以夸大表情。他们站在十字路口和街道上，嘲笑不良行为，赞扬良好的行为。莫茨库斯认为游戏是有帮助的，因为比起被罚款，人们往往更害怕被嘲笑。果然，这项政策非常成功。在他任职期间，因交通事故而死的人的数量下降了50%以上，谋杀率下降了70%。他开除了3200名交警，剩下的数百名交警则被训练成了哑剧演员。
针对莫茨库斯的这项政策，波哥大文化艺术总监罗西奥·隆多尼奥（Rocio Londo?o）说：“我们有600万居民，而这些措施显然无法完全改变人们的行为。”然而，鬼灵精的莫茨库斯在每一个转变的节点上都继续推行他的政策。为了倡导节约用水，这位留着大胡子的市长拍摄了一段自己洗澡时关掉水龙头的广告，当然，大部分镜头都被剪掉了。在莫茨库斯执政期间，波哥大的水资源保护率提高了40%，能为所有家庭提供饮用水，而在他任职之前，波哥大只有79%的家庭有饮用水。
莫茨库斯是一位专业的业余者，他本来是一位大学校长，却有意选择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莫茨库斯担任波哥大市市长的两届非连续任期内，他的政策都旨在解决文化、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差距。但正如他的同事所说的，他并不是政治理论方面的专家。作为一个对传统政治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他是第一个当选波哥大市市长的无党派人士，而这个身份对他并没有好处。1994年，在莫茨库斯当选市长的前几个月，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数学家和哲学家。那时，他还没有和阿德里安娜·科尔多瓦（Adriana Córdoba）结婚，还与母亲一起住。他的母亲出生于立陶宛，是一位雕塑家，非常不赞成莫茨库斯从政。记者去家里采访时，他的母亲会把记者赶走。在竞选活动中，莫茨库斯穿着一件黄红相间的写着“超级公民”的紧身衣，在街道上跑来跑去，来清洗人们的“视觉污染”。新闻网站La Silla Vacia表示，莫茨库斯与公众的关系就像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与公众的关系一样：“即使人们听不懂他说的话，也能明白他想传达的意思。”在这个激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灵感的国家，政治分析人士利用艺术类比来解释莫茨库斯在波哥大市的现象，即随着对游戏观念的转变而发生的转变。
创新往往发生在游戏之中
当人们用灵巧的手势语言说话时，似乎所有人都能理解其中心含义。比如说，当想表示支持和认可时，人们会竖起大拇指；当理解一个概念时，人们会说抓住它了；当情况处于控制之中时，人们会说尽在掌中；在签署合同时，人们可以通过握手来表示达成共识；当被一个动作或事件感动了时，人们会说它是动人的；尽管可能根本没有身体接触，但人们还是会说保持联系；当一个节目的剧本需要改进时，人们会说打回去修改。斯图尔特·布朗（Stuart Brown）总结道：“手跟着大脑活动，大脑也在跟着手活动，而将两者联结起来的最好的方式媒介就是游戏。”
也许人们低估了游戏的重要性，忘记了体质人类学家所说的，当人们抑制“游戏”时，危险往往近在咫尺。人类是所有物种中最幼稚的，有很大的潜力来保持柔韧、灵活并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保持孩童般的品质，而这些品质之一便是“游戏”的能力。斯图尔特·布朗是美国国家游戏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Play）的创始人，他从内科、精神病学和临床研究方面的工作中了解到了游戏的重要性。这是在一项可怕的研究中发现的，这一研究探讨的是嗜杀成性的男性被剥夺游戏权利的共性。经过多年对个人游戏经历的研究，布朗发现，人们最早的与快乐和游戏相关的记忆对成年后的生活轨迹有重大的影响。
不管是什么类型，游戏的故事总是相似的——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在那里尽情享受。这是一种乘风破浪的状态，一种能打开更多可能性的视角。
游戏在儿童早期发育和学习方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每15分钟的游戏中，孩子们会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学习数学、空间和建筑原理。关于这一点，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劳拉·舒尔茨（Laura Schulz）经营的杂志《认知》（Cognition）上的一项研究很好地进行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