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他们在清华大学附近的海丰园租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间开始创业。在30平方米左右的客厅里摆了3张桌子，每人一张桌子，面对面工作。每人一个卧室，睡的是一百多元一张的折叠床。
王兴的中学同学赖斌强加入了这个“不老实读书、不好好工作、整天尽瞎折腾”的团队。赖斌强是这三人中唯一一个计算机专业出身的，本科毕业之后去了北电网络工作。工作两年多，他也面临着职业规划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如果继续在北电干，每天做的事不怎么来劲儿，花3个月时间，最终就改了几行代码，还卖了几十万美元。“大家心里都有朦胧的创业想法，创业是迟早的事。如果没有引爆的话，可能会迟几年才发生。”赖斌强说。王兴的回国成为这群伙伴共同创业的引爆点。
其实对一个年轻的创业者来说，他的合伙人的选择范围并不大，通常就是同学或者同事。因为这两者是平常能够高频率接触到的人，只有高频率的接触，才能比较好地了解彼此。其他关系很难建立起深厚的信任。在团队小的时候，基于私人关系的信任很重要，因为创业起步很难，一无所有，白手起家，挫折重重。只有彼此信任，才能互相扶助，迈过难关。
自然，在团队的扩张过程中，这种纯粹的个人关系建起的纽带会逐渐淡化，维系团队的纽带逐渐演化成明确的游戏规则，以及共同的理念、价值观和梦想。
赖斌强辞去在广东的工作，将东西搬到北京海丰园，屁股还没坐稳，就问产品怎么样了，我们先看一看。王兴和王慧文说：“现在还没有呢，我们在学编程。”
这里需要说的是，王兴是比较少花时间在编程上的，王慧文后来理解王兴为什么要拉着他创业。一方面是，王慧文也是创业爱好者；另一方面，上实验类课程时，他们俩搭档，常常是王兴出主意，王慧文动手。“王兴的父亲是企业家，做企业家没必要事事躬亲。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出身给我留下的印记是，我得认认真真地干活。”
赖斌强来了之后就负责前端代码，而王慧文负责后端代码。王兴被解放出来，观察外部世界的情况，去了解这个世界上产品的变化、市场的变化。
王兴不参与编程，王慧文和赖斌强对此没有任何抱怨。他们知道，这是团队必须做的事，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人不能陷入日常技术工作里。大家都埋头做技术，就没有机会关注外部世界，会跟这个世界脱节，创造出来的产品只是满足假想中的需求，也会错失可能会发生的时代的大趋势。
王兴能够多次抓住互联网的潮流，除了跟王兴本人的思维方式有关，还与三个人一开始的分工方式——让他从烦琐细碎的技术活儿里解放出来——有关。
这是三个人第一次创业，不过他们看了很多有关创业的文章，吸取了前辈们的很多教训，了解了很多创业的禁忌。
有篇文章讲的是，为什么团队看起来很好，结果做砸了。那是一个家电行业的创业团队，成员原先都在一家公司里做高管，由于公司老大的进取心变淡了，大家有点儿郁闷，说要不我们这帮人就一起出来做，重起炉灶，一个负责技术，一个负责市场，一个负责资本融资，一个负责渠道。这个组合听起来很好，结果团队解散了，公司倒闭了。
倒闭的原因是，每个人对创业这件事能扛多久，没有确定一个希望值。兄弟们一年不赚钱能不能行？两年不赚钱能不能行？十年不能赚钱行不行呢？有的人能扛很久，有的人扛不了那么久。
相似的还有苹果三位创始人的故事。1976年，苹果创立时，史蒂夫·乔布斯21岁，史蒂夫·沃兹尼亚克26岁，罗纳德·韦恩42岁。韦恩很早就退出了创业团队，他年纪大、有孩子、有家要靠他养活，他和乔布斯、沃兹尼亚克的抗风险能力不一样。
当时在水木清华BBS创业版，王兴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些人转发的一些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让他们对创业有了一些基础认知。
王兴他们还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有创业团队成名，但后来没做好。有人就写文章分析他们为什么没做好，其中一个原因是创始人股份比例一模一样。大家就知道了，一个创业团队里必须有大股东，必须有能拍板的人。
他们从别人的案例里学到了很多，知道在合伙过程中会出现哪些问题，该怎么合伙，钱该怎么算，个人的付出该怎么算，如何避免大家分道扬镳。很多团队散伙是因为分钱不均，不欢而散。
王兴等人意识到，合伙人碰到分歧时该怎么解决，就是确立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依据，大家“愿赌服输”。什么事情谁决定，归根结底由CEO决定，这就是游戏规则，大家得认。
从后来十年的发展来看，一开始这个只有三名成员的小团队，就做对了一件事。后来扩张到数千人的美团网也受益于这笔精神财富的遗泽。那就是尊重游戏规则的理念。
王兴他们的启动资金是30万元。王兴大概出了十多万元，王慧文和赖斌强各出了几万元，三个人将每个人的工资折算进去，加一下，除一下，算出各自股份比例。王兴是大股东。
王慧文家庭条件不好，读中科院研究生的时候每个月实验室发1400元，他花钱大手大脚，退学的时候账户上只有2000元。他找同学借了五六万元做股本。“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手上只有2000元就跑去创业，胆子很大，我是安全感很强的人。”
从2003年到2006年，创业3年，王慧文前前后后借了20万元。我问他：“为什么大家愿意借给你钱？”他回答：“因为读书的时候，我非常勤奋，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人不会成为骗子。勤奋的人不会成为骗子。即使做一件事欠了别人很多钱，他也可以通过勤奋的方式挣钱把钱还掉，不管是干什么辛苦的活儿。”
王慧文家庭条件不好，花钱心里没数，出的钱还是借的。王兴则相反，家庭条件很好，花钱节省。他的第一笔创业资金来自在国外读研究生时省下来的奖学金。王兴的父亲王苗跟我说过，在美国理发一次要30美元，王兴觉得太贵了，买了理发工具，自己给自己理发，还把理发的照片发给父母看。
这是王兴、王慧文和赖斌强的第一次创业。由于他们比较好学，从别人的创业经历里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他们很多东西还是搞得像模像样，比较正规的。这个团队一直没有散，就是因为很多事情做得有章法，按规矩来。
就像他们把王兴解放出来看外部的世界，就是因为他们看了很多资料，知道技术创业很难成功的原因是东西卖不出去，不符合市场需求。这让他们形成了观念，合伙创业要有分工，一定要有人专注外部世界。
人如何有长远的眼光？你不天天观察外面的世界，只顾埋头干活儿，哪里来的眼光呢？
校内网的诞生：引领SNS浪潮
海丰园的房间没有暖气，冬天只有小小的取暖器供暖，不顶事。王慧文说：“关于海丰园的回忆，阿赖的第一印象是冷。”
除了冬天有点儿难熬，他们过得很快乐。王慧文说他们是“典型的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心态非常好”。他们每天晚上做到一两点钟，早晨八九点起来，牙都不刷直接干活儿，中午饿了再去刷牙吃午饭，每个周末会有一天去爬山，另一天就讨论手头做的东西。
当时六度空间理论很流行，按这理论，你只要通过六个人的关系，就能找到你想要找的任何人。那时候，王兴他们对SNS的理解就停留在六度空间理论上，比较教条，没有很深入地去理解社交平台。
开始，他们考虑如何获得种子用户。他们希望通过获得手机里储存的手机号码来建立用户关系，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微信，可以提示你存的手机号码里哪些人拥有微信。但他们根本没有实力做这件事。他们又开始研究如何让用户使用手机扫描名片，这样就可以获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关系。当时扫描识别技术不行，手机性能也不好，所以这事的难度很大，于是放弃了这个办法。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做简单社区的方向，通过邮箱注册，登录网站，邀请好友加入，这就是“多多友”。
由于这个团队的技术不靠谱，直到2004年9月，第一个产品社交网站“多多友”才上线。多多友没收到什么好的反响，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别的项目：活动邀请网站“电邀”、替海外游子打印照片寄给国内家长的网站“游子图”、拼音输入法just input、wap中继站（wapj.cn）……
从2004年9月到2005年9月，项目换来换去，平均两个月一个。他们一边做一边看，很多东西做出来发现不太对，有的甚至还没做完就发现方向不对。
可以说，在2005年下半年前，这三人处于创业蜜月期，每月拿着1000元做生活费就过得很开心，生活充满幻想。到2005年下半年，这个创业团队士气低落。夜深人静的时候，赖斌强躺在床上想着创业的事，有点儿着急。他们陷入了迷茫，脑子里有隐隐约约的前进方向，但怎么试都没有什么反应，明明知道前面有一个金矿，这里挖挖，那里挖挖，都没挖出金子来。
2005年，对于王慧文来说，家里还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家里人眼巴巴地指望出一个博士，结果王慧文回家说自己退学了，这对家里人打击很大，爷爷气病了，查出得了癌症，却不让他知道。家里条件不好，又要给爷爷治病，经济压力大。王慧文创业两年，手里一分钱没有，亲人治病需要钱，这是现实的问题。他借了一笔钱帮爷爷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这事对王慧文影响很大，觉得自己不太靠谱：幸亏手术做得及时，治病不需要太多钱，如果需要很多钱的话，就完蛋了。王慧文有点儿危机感了。这时候，团队也开始有点儿动摇了。
2004年起步的SNS，当时国内有二三十家，发展都不理想，2005年网上有一股反思SNS的思潮：是不是SNS不适合中国人？美国人开放，才会把照片贴到网上去。中国人保守，注重隐私，把自己照片贴到网上，让别人指指点点，多不像话啊。这个东西可能在中国没有前途。
到底SNS有没有前途，王兴他们不怀疑这件事。
第一，他们本身就是铁杆的社区用户。读书的时候就热衷于在BBS上吵架。BBS上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例如一个人吵不过另一个人，就注册一个马甲帮自己吵。后来演变成，注册马甲伪装成敌人跟自己吵，水平表现得很差，把敌人的形象拉低。这些经历帮助他们了解互联网上的社区是怎么样的，对他们做社交网站帮助很大。
第二，他们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只开发产品，没有市场推广。他们看到美国很多产品一下子火起来了，认为产品本身做好了就会火，不需要推广。反思的时候，他们形成认知：再好的产品也得去推广。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觉得应该做出一款尽善尽美的产品，一推出来就是杀手级应用，人见人爱。事实上，没有必要做出杀手级应用，先做出满足用户核心需求的功能，其他的可以在用户使用中快速迭代、改善。使用的人多了，应用就好用了。
第三，用户定位不清晰。他们做的网站是给所有人做的，结果导致所有人认为这个网站跟自己没关系。他们应该为一部分人做一个网站。
2013年的王兴决定做一件事，是把所有东西考虑清楚再去讨论能不能做。但在2005年不是这样的，他还是很稚嫩的创业者，生活经验不丰富，当时只懂校园，就做针对校园用户的网站。
1999年陈一舟创办的ChinaRen在学校进行推广，那时王兴他们正在上大学，因此他们对网站推广能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亲身体会。如果有人告诉刚上大学的学生，有个网站很多人在用，学生是不会无动于衷的。
王兴他们翻看多多友的数据，发现用户以一周一次的频率访问网站。他们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多多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为什么用户还一周来一次？他们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因为这些用户是被自己朋友邀请来的，或者邀请自己朋友来这个网站，每周登录网站看看自己真实生活中的朋友在做什么，互相留个言，发个私信。
在互联网反思SNS的思潮里，很多人也讨论SNS到底是陌生人社交还是熟人社交。很多人觉得是陌生人社交，上网是为了认识不认识的人。但王兴他们觉得应该做一个熟人社交的网站。这就是他们做出的最重要的决策：做一个基于真实关系的社交网站。
今天看来，这是顺其自然的决定，但在当时是不同寻常的。当时有一句话很流行，在互联网上你不知道跟你聊天的，是一个人还是一只狗。那时候，中国互联网用户还没养成在互联网上留下真实信息的习惯。
王兴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不仅仅是自己观察到的数据，还有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已经有一个基于真实信息的社区网站了，只是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一个点。那就是前文提到的陈一舟的ChinaRen。这家网站让他们意识到，在网上留真实姓名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让用户觉得留下真实姓名是有价值的。ChinaRen是基于班级同学关系做出的网站，这个环境让大家主动自觉地留下真名实姓。只是ChinaRen做产品的人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个主张。
如何让大家觉得该留下真实信息，王兴他们在做校内网的时候始终围绕着这个问题来做。
还有，这次要进行推广，别瞎改产品，能用就行。
从时间线上来说，是这样的：2004年2月4日，Facebook成立，仅向哈佛学生开放注册。2005年上半年，王兴三人开始讨论要不要做校园SNS，年中发现Facebook的存在，看起来还不错。不过，那个时候最火的社交网站还是Myspace。谁也没有预料到Myspace的没落，以及Facebook席卷全球的火爆。2005年下半年，他们决定试着模仿Facebook做一个校园SNS网站。他们在多多友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改版。
2005年12月8日，校内网正式上线。这一次，他们挖到了金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