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做出那种判断还可以理解，那个时候我们国力很弱，还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带有一种弱者心态，怕那些强者围堵我们，不给我们进口粮食。但是2016年的中国是什么经济状况？从总量上说已是全球老二，在不远的未来，没准儿还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GDP老大。作为老大，再这么思考问题，那就不对了。
我们的粮食安全一定要建立在全球协作的基础上。现在不光是中国，全球好多发达国家都在一些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租种大量的土地，来确保自己的粮食安全。越是像中国这种人口庞大、有潜在粮食危机的国家，就越应该这么干。用一个不太好听的词形容，叫“驯化”——驯化你的协作伙伴的经济结构，把它捆绑在你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去承担你的粮食安全问题。
有人可能会问：“美国人要是围堵我们，不卖粮食给我们，我们中国人不就饿死了吗？这些小兄弟万一都让美国人拉走了呢？”
你想过美国人拿什么拉走他们吗？一定是经济上的利益。我们现在已不是穷国，一个在GDP上已经立得住的大国，如果美国人给人家利益，我们就没钱给吗？
假设中国人有的是钱，美国人就是不卖粮食给我们，那么不仅其他小国做不到，连美国的农场主可能都做不到。你只要有钱买，那些生意人定会把粮食弄到中国来卖。所以，粮食安全一定要架构在全球的协作体系上。
假设中国会断绝和外界的一切经济联络，那别说粮食了，整个国家经济都崩溃了，就不只是粮食危机的问题了。
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必须完成从弱国到强国这种心态上的切换。我打一个比方，比如说罗辑思维还是一个小公司的时候，我们想做什么事就自己做了，即使要到外面找人做，也是尽可能占人家的便宜，一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我们就占点儿便宜。可是一旦变成一个中型公司的时候，我们就不这么想问题了。
今天，面对市场上那些企业协作软件的服务，一类是免费的，一类是收费的，你说我们会用哪类？当然用收费的了，甚至用收费比较贵的服务。为什么？不是我不想省下这笔钱，是收费的公司它才能存活下来。既然它已经跟我们形成了协作伙伴的关系，我们就要多给它利益，让它能单独地成长，然后去帮我们做一些我们自己做不了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架设一个更稳固的分工协作体系。越大的公司就越会具有这样的心态——我要去滋养我的环境，而不是保护我家里的哪个体系是完整的。所以中国的经济成长一定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协作体系下的，想关起门来搞任何安全举措，都是不可能的。
一旦你理解了这个逻辑就会知道，我们现在看待粮食问题的很多尺度实在是太狭窄了。比如说前两年北京有一家公司在海淀区占用了一片耕地，建了一座楼，根据现有的政策得“占补平衡”，就是你占了一片耕地，必须得补出一片面积相同的耕地。这片地补在哪儿了呢？补在延庆的山沟里。于是就有专家跳出来反对，说延庆那个地方天寒地冻的，一年作物只能熟一季，而海淀区能熟两季，所以吃了大亏。
他站在粮食产量这个尺度上看问题是对的，但是站在整个北京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笔账就错了。海淀区是什么地方？寸土寸金的地儿，建一座楼产生的财富总量，是种粮食能补得回来的吗？你既然拥有了更多的钱，拿去买粮食不就完了嘛！
再比如说，前两年北京要在顺义发展汽车行业，很多粮食专家就提出，顺义是北京的粮仓，怎么能够建工厂呢？造汽车的工厂，在土地上产生的效益是种粮食能补得回来的吗？懂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可是我们在当下的中国，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怪现象，一个居民小区已经拔地而起，可是周边还是耕地，还是菜园子。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土地配额，政府不能把周边的耕地转化成商品房建设用地。周边的农民明知道自己这片地很值钱，但就是不能把它兑现为经济收入。你放心，过不了多少年，中国政府一定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强行的政策阻隔给撤掉，然后经济不就发展了嘛！
你可能会问，罗胖你怎么这么有信心？这些大政策你三句话两句话就能把它们撤了？不是我有本事，我一呼吁中央就改政策，是这件事情它是水到渠成的。一旦认知水平改变了，决策就一定会发生变化。就像18亿亩耕地红线，如果站在20世纪90年代的认知水平上，我们做出这样的决策就是对的。可是到了今天，认知已经出现了变化，所以政府的政策也会出现相应的调整。
其实，我不是想说什么耕地问题，我是想说中国经济发展真正的动因在哪儿。原来持续发展的产权逐步落实的总趋势会不会变？不会变，因为很多问题原来想是错的，现在想就是对的。随着我们生存环境的变迁，全民认知水平的提高，政府的很多政策一定会发生调整，只要产权逐步落实，就一定会推动经济发展，这个经济学上的规律不变，那么中国经济产权逐步落实的总趋势就不会逆转。
市场交易会越来越自由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趋势—市场交易逐步自由。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市场交易会不会变得越来越自由呢？在此我也表达一个乐观的预期。
当然有人会反对，说中国政府很多部门为了部门利益，会扼制经济自由。
这个现象当然有。但是你看过去30多年的总趋势，为什么总是趋向于越来越自由呢？站在2016年的节点上，我们会发现中国正在等待一个新的东西，叫“消费升级”。也就是说短缺经济、匮乏经济的时代算是全面过去了，老百姓兜里的钱越来越多，经济的总体结构会发生一次升级，这会发生什么？从产业分析上来讲，一定是经济等待开发新边疆。
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过去的经济都是满足确定的需求。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企业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生产、对应市场的需求就可以了。可是消费升级之后出现的最大变形是什么？是老百姓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不信可以回去问你爹妈，他们今年的生日礼物想要啥？老爷子、老太太一定会说：“哎呀，我什么都有，什么也不要。”你看，这个场景很普遍吧，说明老百姓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的需求已经不是被满足的，而是被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这个时候经济提供的那些供给是原来的经济版图内从来没有的新物种，所以我称之为“探索经济的新版图”。比如说iPhone，如果乔布斯不把它发明出来，谁知道自己需要iPhone呢？一部新电影，一款新游戏，一本新书，如果不是供给者把它创造出来，谁知道自己需要这个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给供给者自由，他什么都不会创造，经济就会停止发展。
回过头再来看中国经济，中国政府手里还握有大量的经济自由的释放空间。换句话讲，很多地方还不自由，比如说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还有文创产业。就拿电影分级制度来说，现在多少人都在呼吁尽快建立这个制度，一旦电影分级制度建立起来，电影市场的繁荣势必会呈指数级增长。再比如说医疗产业化，马云是聪明人吧，他的聪明钱早就跑到前面等着了，搞什么阿里健康产业群，搞什么未来医院，他就是预测这个领域一定会变成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
有人可能会反问，要是政府就不给我们自由呢？这可就误解中国政府的本质了，因为中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就是建立在创造全民族的崛起和繁荣、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基础上的。如果在全球的大国当中排名次，看哪个政府对经济发展握有更重的责任的话，中国政府是首屈一指的。西方很多政府只需要在上台之后对选民负责就可以了，而中国政府是要对全民的繁荣和发展负责的。
换句话讲，如果政府手里握有这张牌，只要打出去经济就会繁荣，而它的主要使命又是促成经济繁荣，请问这张牌它打还是不打呢？它一定会打。所以你不要认为政府是一个社会或者经济之外的要素，它是经济网络之中的一个要素，它在完成自己的目标、达成自己的使命的过程中，既然有可使用的手段，它凭什么不使用呢？这是一个总规律。
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2015年年末的时候，网上疯传一篇文章，说一位英国爵士跟一个中国记者讲：“你们中国人发展电商，好不聪明啊，搞什么电商呢？我们英国政府和英国企业家要搞出一个电商平台来，简直是易如反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干呢？因为街上的店铺是不能打击的，一搞电商，大家都不去街上的店铺买东西了。要知道，街上一个店铺背后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你摧毁了他们，就是摧毁了社会的基础。”
这番话很多人听着真是入耳，所以这篇文章到处都在传。可是只要稍微有点经济学或者政治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个话肯定是假的。首先，英国的电商一点儿也不比中国落后，英国每天有1500万人次去点击像eBay、亚马逊这样的网站进行网购。为什么英国没有电商平台呢？有两个原因，首先，人家的零售业比较发达，很多地方的需求已经被满足。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搞的eBay和亚马逊网站占领了英国的电商市场，所以英国本土没有人搞得出一个电商平台。而且，创业的人都知道，创业都是在泥泞的沼泽中跋涉，都是不知道前途的。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缺乏常识之处是，如果英国政府和英国企业家认识到，这么干能推动经济发展，可是摧毁中产阶级家庭又会对社会带来危害，所以就自觉忍着不干，这可能吗？英国的资本家是吃素的？他们如果看到这个机会，会因为不能摧毁中产阶级家庭就不创业？怎么可能！
所以，政府如果遇到一个机会，将手里的牌打出去就能达成结果，它是不可能不做的。
我个人对此做极其乐观的预期。很多中国市场现在看起来不自由的地方，政府只要为了推动经济繁荣，这张牌一定会打出去。这是第二个趋势，叫经济交易一定会越来越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