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博客在互联网上出现几年后，在一群乐观的博主的帮助下，我撰写了一篇关于“涌现”民主的论文。我和我的合著者坚定地相信，这一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民主的性质，推动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但速度不一定快。
之后，突尼斯骚乱于2010年爆发，我们认为这证明我们是正确的。然而，不久之后越来越清楚的事实是，我们帮助创造了推翻政府的“涌现式”工具，但没有必然“涌现”出负责任的自治。该地区从突尼斯爆发革命的展望转变成了“伊斯兰国”组织的出现，我们的希望变成了失望。
更加令人失望的是，这些工具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封闭的脸谱网（Facebook）和聊天工具推特网，而非搭建在自托管服务器上的开放和民主的博客。遗憾的是，互联网在利用新社交媒介推动其发展和宣传方面使其令人厌恶和冷漠的一面暴露无遗，这一程度即使没有超出，也堪比自由和民主的另一面。
我们现在处于“涌现”民主的阶段，这令人苦恼不已。但在看到这些之后，10年前曾抱有乐观心态的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要用积极的方式研发工具和推动趋势，实现最初“科技推动民主”的梦想。
作为迈向这一方向的一步，我们在媒体实验室建立了新的可扩展合作（Scalable Cooperation）研究小组，由副教授伊亚德·拉万（Iyad Rahwan）运营。他是一名叙利亚人，当我面试他时，他说，“涌现”民主运动的成功与失败给予他很多启示。他依然会致力于打造可扩展合作的工具，以推动民主的新形式涌现。
我期待着与伊亚德以及其他人一道，齐心协力地将钟摆拨回到另一方向，证明互联网之弧真的会偏向正义。
——伊藤穰一
[1] edX，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创立的非营利性网络教育项目。——译者注
就地质运动而言，太平洋板块有点儿像一名短跑选手。每年，太平洋板块都会向西北方向移动3.5英寸[1]。距日本海岸线约100英里的这一巨大海洋板块冲撞上了移动速度远比它慢的鄂霍茨克板块，并冲入该板块之下，这个过程在地质学上叫作“俯冲”。“俯冲”给这一地带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矛盾。太平洋板块并未平稳滑入地球地幔中，相反，位于上方的鄂霍茨克板块卡住了位于下方的太平洋板块，由于后者的力量更大，前者受力弯曲。最终，就像音乐盒里的钢齿轮一样，每过1 000年，鄂霍茨克板块又反弹回原位。
2011年3月11日下午临近3点时就发生了这样的地质运动，并由此爆发了强度达里氏9.0级的地震。地震如此强烈，以至地轴都移动了，导致日本向美国移动了近8英尺[2]。成千上万栋建筑和高速公路尽数被毁，一座大坝也因此倒塌，但最糟糕的还在后面。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距离地震震中仅110英里。核电站的工程师在30秒内感受到了最初的地震波，“我突然听到隆隆声，像是地球发出的猛烈咆哮”。核电站的一位总经理告诉电视台的记者，“地震非常强烈。此次地震不仅强度大，且持续时间非常长”。通常意义上的大地震持续时间不过40秒左右，但日本这次全国皆知的“311大地震”持续时间长达6分钟。
和震区附近大多数建筑一样，最初的强震之后，核电站已经断电。一组柴油发电机自动开始运行，但这也意味着，当时的福岛已经失去了安全保障。最初的地震过后，稻垣（Inagaki）和其他工作人员立即关闭了反应堆，但燃料铀仍会持续数天高温。冷却水泵需要靠电力运作，它能使冷水持续流经燃料棒。一旦冷却水泵停止运转，水便会立刻沸腾，然后会以惊人的速度导致堆芯熔毁。
下午3点，距第一次大地震已过去15分钟，发生堆芯熔毁的可能性似乎很小。在这样一个已经习惯了因板块构造引发强烈地质运动的国家，福岛的建筑设计均考虑到了抵御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的因素。福岛核电厂的6个反应堆均高于海平面30英尺，前面还设有33英尺高的防波堤。下午3点零2分，日本政府海啸警报中心预测将有逾10英尺的大浪袭击该区域。
下午3点25分，海啸飞行观察员报告第一波大浪正在靠近福岛。共有7波大浪冲向福岛，第一波猛地冲向防波堤，650名工作人员发疯似的冲上核电厂后面的小山。有些浪高甚至是防波堤高度的两倍，有两名工作人员在短短几分钟内便被海浪吞噬。海水淹没了涡轮机、发电机和6个反应堆中4个反应堆的所有接线，稻垣和其他队员置身完全的黑暗中。第一次地震后，本来持续不断的警报声也消失了，控制室里一片寂静。没有电，燃料棒无法冷却，堆芯熔毁已不可避免。1
东京电力公司（TEPCO，简称东电）一直以来都坚信海啸浪高绝不可能超过20英尺。福岛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这样的预测和计划遭受惨重损失的地区。本州（日本主岛）东北海岸都对这样的预测信以为真，还将其写入应急演习、避难所和物理阻隔的计划中。日本绝大多数防波堤、防洪堤和其他海啸防护设施都是在1960年智利瓦尔迪维亚大地震（这是地震观测史上记录的最大规模地震，矩震级为9.5级）后开始建造的。瓦尔迪维亚地震引发的海啸在22小时内横扫了太平洋海域，袭击了日本。据报道，当时的海浪高达14英尺，死亡人数超过150人。
这些预防措施遵循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工业时代逻辑。地震引发如此强烈的海啸实属罕见，我们有可能为所谓的“黑天鹅事件”（指事件非常罕见，误使人们认为他们的家人永远不会罹患绝症，市场会永远欣欣向荣，政权永远不会被颠覆）制订计划吗？2事实上，如果你转变观察视角就会发现，日本为应对海啸所做的准备将他们的观念局限在了近代历史上。过去400年间，这一地区从来没有遭遇过震级大于8.5级的地震。2010年日本地震频发地图中，甚至都没有突出标注该区域。
然而，一名地质学家从公用事业管理角度出发提出了一套不同的参考标准。2009年，日本活动断层和地震中心主任冈村幸信（Yukinobu Okamura）曾告诉东电，福岛沿岸的俯冲带正是869年贞观大地震的发生地，贞观大地震是一次灾难性的地质构造事件。3从日本皇室官方记载来看，科学家在附近地区采集核心样本时发现，贞观大地震引发的海啸浪高远高于东电的预测，而且这样的大地震每500——800年就会发生一次。4冈村告诉东电，由于贞观大地震已过去1 100多年，福岛附近的海岸线早就该遭遇大海啸了。
官员们无视这种警告。海啸发生后的几周内，稻垣和他的团队在核电站现场付出了巨大努力。尽管如此，到3月12日，还是有3个机组发生了堆芯熔毁，大量放射性物质进入空气和海洋，造成了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最严重的核灾难。至于到底有多少放射性物质泄漏，不得而知。余震来袭时，日本政府紧急撤离了核电站周围20公里内的13.4万名民众。然而，美国政府则要求这种情况下国民应撤离到核电站80公里以外。5日本政府已尽其所能，但似乎已对局势失去控制。接下来的几天，日本政府也没能告知大众确切的辐射水平，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几乎没人能在一开始准确测量辐射水平。
但就像东电没能就科学家们认为迟早要来的地震做好预防工作一样，政府如果仅凭自己的经验和想法处理危机，恐怕也将以失败告终。和很多互联网之前时代的机构一样，日本核安全委员会采取指挥与控制的管理方式。前线的信息，如来自福岛核电厂的信息必须自下而上经过多个管理层才能抵达上级，上级的决定也将遵循一样的路径返回前线。
福岛事件的管理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决策方式的案例研究。采取指挥与控制方式的结果就是决策制定者将资源（测量方面的经验和放射物污染方面的分析）“推”到他们认为最有用的地方。即使在最好的时机，指挥与控制的管理方式也存在效率低下的弊端，这样的管理方式在核危机关头更会导致致命的后果。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这是我们能想出的最好的方式。然而，在网络时代，情况并非如此。人力资源的最佳利用方式是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将其“拉”进一个项目。时机是关键，“涌现”战略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解决问题，而“拉力”战略则是在最需要的紧急关头投入最需要的人力物力，此战略进一步优化了“涌现”战略。这对于东电的高管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拉力”战略需要透明度和进出机构的双向信息流，而东电的公司文化则强调高度的封闭性。一个由世界各地公民组成的关怀组织将就“拉力”的力量给他们上一堂示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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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来袭时，伊藤穰一正在波士顿一家酒店的床上努力克服时差进入梦乡。他白天全天都在面试媒体实验室主任一职。伊藤穰一没有学士学位，他有机会面试这个有威望的学术机构的主任一职确实不同寻常。当然，这一定是其自身能力让他获得了这次机会。
2000年，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离开后，麻省理工学院临时任命沃尔特·本德（Walter Bender）为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在任时，本德任职于建筑机械组。本德与尼葛洛庞帝有着同样的理念，在他的管理下，实验室稳步发展。2006年，本德离任，麻省理工学院聘请了企业家弗兰克·莫斯（Frank Moss）管理实验室，莫斯既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自此，实验室进入了一个较为尴尬的转型期。20周年之际，实验室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依靠创始人和全体教师卓越智慧的革新机构了。莫斯在管理复杂、富有野心的企业方面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并获得了成功，但在管理媒体实验室方面，他面临着一系列特殊的挑战。
记者们感到，互联网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创新大潮使得实验室陷入了困境。没有尼葛洛庞帝的带领和真知灼见，实验室一味迎合赞助商的兴趣喜好推进研究，6就像经营企业一样去经营实验室，莫斯没能像过去的管理者一样点燃媒体实验室的热情，没能鼓舞全体教师、投资人以及大众。到2011年，实验室已丧失了曾一度带给它声望的核心和优势。当莫斯决定在任期结束后离开实验室时，全体教师和工作人员决定聘请一位新的管理者，回归其创办初衷，在竞争年代带领它继续前进。
遴选委员会在和伊藤穰一进行初步谈话，了解其对该职位的兴趣后，考虑到他缺乏学术资质和背景，建议他放弃申请该职位。然而，遴选委员会看了一长列面试者名单后，请出尼葛洛庞帝，请他询问伊藤穰一对该职位是否还有兴趣。一连串电话沟通后，伊藤穰一在几天后登上了前往波士顿的航班。
凌晨2点左右，伊藤穰一因为时差无法入睡，于是打开了笔记本电脑。那天他非常疲惫，连续9场面试，面试官均是美国顶级的科学家、艺术家和设计师。他头脑发昏、异常紧张却又高度清醒。一打开邮箱他便发现，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邮箱里充斥着关于地震和海啸的邮件，看起来异常焦急。最让他困惑的是核电站爆炸。伊藤穰一打开电视，很快了解了此次地震灾难的规模。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伊藤穰一处于一片混乱中。日本大部分地区的互联网似乎还在正常运行，但手机服务已经中断。伊藤穰一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联系他的妻子。所幸，他家住在东京郊外，那片地区受地震和海啸的波及较小，只有极少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然而，伊藤穰一的其他家庭成员则生活在离福岛核电厂不远的沿海地区。
当晚狂风呼啸，次日清晨大雨滂沱，伊藤穰一还是没能联系上他的妻子，而媒体实验室还有13场面试在等着他。面试的闲暇时刻，他试图通过邮件、在线聊天和Skype网络电话联系朋友和家人。所幸，那天结束时，两件大事让他放下心来：一是他的所有亲人都安然无恙；二是此趟波士顿之行很顺利。他当时是实验室主任的主要候选人。然而，他并没有太多时间思考自己的职业前景。
所有身处异乡有幸避开了这场大地震的日本人，都怀有一种幸存者的内疚感。伊藤穰一那些经常满世界飞的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如果回日本是否能提供更多帮助，日本现在余震不断且交通中断，一团混乱，无论他们身在何地，能否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伊藤穰一的朋友们非常聪明，大家立马将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辐射物到底泄漏了多少，这些辐射物会影响哪些地区。东电和日本政府还在继续按他们过时的“剧本”（最终将自食其果）行事，没有向公众公开任何信息。伊藤穰一和他的朋友们开始着手筹备他们自己的计划。
几天内，在线聊天平台的那些志愿者和顾问组成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最终成为Safecast[3]的核心成员。7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购买尽可能多的盖革计数器[4]（Geiger counter）。丹·西泽（Dan Sythe）的国际医疗公司生产该类仪器，他为Safecast提供了一些。彼得·弗兰肯（Pieter Franken）是Monex证券公司的执行理事，他想多买一些盖革计数器，伊藤穰一和肖恩·邦纳（Sean Bonner）也有此想法。肖恩是洛杉矶一名企业家，他曾与伊藤穰一一起共同促成与东京数字车库[5]（Digital Garage）的会谈。海啸发生24小时后，盖革计数器销售一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的美国人担心放射物会扩散至美国西海岸。8
如果想要获得足够的盖革计数器，以便准确读取受影响区域的辐射水平，只能自己制造。邦纳协助联系了东京创客空间（Tokyo Hacker Space）和克里斯·王（Chris Wang），克里斯以“秋叶原”的名字为人所熟知，她是日本应庆大学网络研究实验室研究员，同时也是怪人实验室（Freaklabs）的创始人。伊藤穰一的老朋友安德鲁·黄（Andrew Huang，昵称邦尼9）也加入了该团队。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是一名硬件专家，也是中国硬件行业的敏锐见证者，侵入Xbox让他名声大噪，10他还创立了一个公共资源网络硬件应用Chumby，协助全球网民自己设计硬件、固件和软件。
团队成员于2011年4月中旬到达福岛，一周后便开始测量放射物。他们很快意识到，从街道的这一侧到另一侧，计数器上的读数可能会发生显著变化，但大范围区域内的读数平均下来便可得到有效数据。大约6个月后，该团队得知疏散的民众被送到的地方比他们撤离的地方污染更为严重。政府的数据大多由直升机采集，但似乎志愿者采集到的数据更为准确。
团队已经开始着手搜集信息，他们需要用某种方式向大众传达这些信息。阿龙·胡斯拉奇（Aaron Huslage）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工程师，他把伊藤穰一介绍给了马尔切利诺·阿尔瓦雷斯（Marcelino Alvarez），马尔切利诺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有一家网络和手机公司，该公司已建成一个汇总辐射物数据的地图网站。莲花便签（Lotus Notes）的创始人、微软前首席软件设计师雷·奥齐（Ray Ozzie）自愿利用专业知识协助团队进行数据分析。他反复斟酌Safecast这个名字以及该项目的统一资源定位器（URL）。此外，奥齐还建议将盖革计数器与汽车绑定，和手动采集数据相比，这样更快速有效。邦纳、弗兰肯和东京创客空间组织的团队开始着手设计、制作一种新型盖革计数器“bGeigie”，这种盖革计数器有便当盒般大小，内置GPS接收器。
所有关键人物都已到位。Kickstarter网站赞助了近3.7万美元，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数字车库、“约翰·S.和詹姆斯·L.奈特基金会”（John S. and James L. Knight）也提供了资金援助，Safecast就这样开始部署盖革计数器的工作，并开始从日本的“公民科学家”手中搜集数据。截至2016年3月，该项目共搜集了超过5 000万个数据点，用户可在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 CCo）公共领域平台上获取所有数据，该团队将所有数据与大众分享。这个数据库不仅帮助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了解福岛放射物的扩散情况，还可帮助他们了解不同区域正常的辐射水平。倘若此类核事故再次发生，这些信息将给科学家和大众提供切实有效的参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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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cast为更有效地组织知识资本和物质资本指明了方向。“拉力”战略是通过网络将需要的资源吸引过来，而不是将材料和信息集中存储起来。对公司的总经理来说，“拉力”战略意味着减少成本，增强应对多变环境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是，这能鼓励他重新思考以前所做的工作，以促进创新。
我们通常很轻率地使用“企业家”一词，泛指所有有好的想法并能用满腔激情为该想法找到市场的人，对企业家来说，“拉力”战略意味着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异。正如“涌现优于权威”一样，“拉力”战略利用创新带来的低成本，使得沟通交流、原型设计、资金筹集和新的学习方法成为可能。
应该说，所谓的“推力–拉力”战略源自物流和供应链管理领域。2005年，管理顾问约翰·哈格尔（John Hagel）和施乐公司前首席科学家约翰·西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将此概念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此概念在硬件领域潜力巨大，因为“拉力”战略可以从表面上改变整个行业的供应链。该战略背后的逻辑是，在“需求”出现之前，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供给”。12
互联网使得世界变得无序且无比疯狂。从灵活的角度来看，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从印刷机到代码——已变成负债。相反，我们应该尝试及时使用可利用的资源，在最需要的时候利用该资源，过后作罢。亚马逊允许客户租用它的9个庞大“服务器农场”的小角落，使用多少空间则严格取决于需求。亚马逊云端的网站流量可能会迅速达到峰值，然后以同样快的速度下降，系统会自动调整。13
用技术专家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的话说，互联网从最早期开始，便“一直由松散小碎片组合而成”。14虽然这与传统的企业模式正相反，但大量利基组织通过提供满足具体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在互联网上繁荣发展。它们一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该系统依赖开放的标准和交互性，而不是集中的、自上而下的控制。
正如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在TED Global（技术、娱乐、设计大会的子会议）《动机之谜》这一演讲中提到的，这便是失败的微软百科全书与成功的维基百科之间的关键差别。前者为专业团队设计、价格不菲、以“推力”战略为基础的系列知识产品，后者为业余团队设计、以“拉力”战略为基础的平台。很显然，维基百科比微软百科全书更成功。15在维基百科的环境下，没有一个个人或组织能控制网络。相反，它是建立在“粗略共识和运行代码”的平台上，“粗略共识和运行代码”是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的箴言，该任务组本身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旨在解决互联网出现的工程问题。16美国在线起初用传统模式经营，却令公司不断衰退，而推特这样的公司则蓬勃发展。
美国在线早期的模式侧重“推力”战略。它试图为用户提供全方位服务，但同时控制他们访问网络的渠道。由于其产品通常和互联网标准不兼容，因此有效地将用户封锁在一个“密闭花园”里。尽管不如股东们希望得那么早、那么快速，但美国在线后来总算意识到，“推力”战略与网络本身固有的属性是对立的，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些固有属性说成是网络的DNA。像暴雪娱乐（Blizzard Entertainment）这样的在线游戏公司早就采用了“拉力”战略，而且很快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优势。暴雪娱乐将游戏玩家和游戏迷社区视为其组织的一部分。事实上，许多游戏玩家已成为暴雪娱乐的正式员工。玩家的想法已被纳入游戏的开发和设计中。游戏开发人员还经常与玩家分享游戏研发的内部运作，甚至允许玩家使用受版权保护的内容来创建视频或其他衍生商品。在这些系统中，我们很难看到公司和客户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
由此可以看出，“拉力”战略不仅适用于各组成部分和人力，对金融资本也同样有效。Kickstarter允许人们以一种比传统筹资更灵活、更迅速的方式筹得他们所想要的。众筹表明，亚马逊网络服务背后的成功逻辑同样适用于资金筹集。通常人们会把众筹与研发新产品等不太可靠的想法联系起来，但Experiment（一个在线众筹、融资平台）表明，同样的系统也可以用来为严肃的科研项目筹资。17
除众筹外，众包也为独立创作者提供了经济实惠的方案，让他们可以拓展资源。初创公司和个人可以不雇用工程师、设计师、程序员团队，而是借助全球自由职业者和志愿者社群所提供的专业知识填补空缺。这当然也与“涌现”系统有关，因为没有任何规则存在于真空中，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沟通。
Safecast项目表明，在软件和硬件开放的环境下，有奉献精神的志愿者团队能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构建比政府提供的官方工具更准确、更有用的工具。这些工具能为受灾地区的民众提供准确的数据，使他们能够照顾自己和邻居，同时也能鼓励他们为帮助自己和全世界人民创建数据。
Safecast项目之所以能快速启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众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工具，这使得志同道合的人们能够快速创建社区，分享信息，鼓励彼此，也能提供其他的无形资源。这些拓展后的网络还可以为定位工具、工作空间和制造设施提供帮助，进一步降低创新成本，让新想法和新项目摆脱中心权威的指令而自由发展。
很多类似的项目也受益于推动硬件领域实现快速、低成本创新的现代样机技术和供应链。同样的创新模式已在软件领域出现。这使得独立创作者开发复杂的消费产品成为现实，而这些产品在几年前还无法想象。随着这种趋势的加剧，我们可以期待小型初创企业和个人发明家生产出更多的新型硬件产品。
随着创新成本持续下降，那些受掌权者排挤、被迫退出的社区可以重新组织起来，成为社会事务和政府管理的积极参与者。“涌现”这一创新文化使得每个人对彼此、对世界都有些许责任感，与制定政策、法律的当局相比，他们可以创造出更持久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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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多数人说不擅长数学时，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和杰里米·鲁宾（Jeremy Rubin）的可能有点儿不同，杰里米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他的爱好是玩滑板和改造通常被我们称作货币的交换媒介。“我觉得我对数字没有天赋，所以我担心会落后。”鲁宾说。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在一个周末浏览高中一个学期数学课程的所有问题，“我在这里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便是勤奋和努力，如果你想学习，无论学习什么，你只需强迫自己坐下来，然后全力以赴”。18
2013年秋季鲁宾读大二，除了选修5门课程之外，他还和一些朋友创立了Tidbit，这是一家与数字货币——比特币相关的公司。该项目吸引了风险投资人的注意，这些投资人永远围着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大学转，总是希望能参与下一个大事件。鲁宾回忆说，获得投资人的关注是很好，却也令他筋疲力尽、憔悴不堪。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12月9日上午，鲁宾在他的信箱里发现一个厚厚的淡褐色信封。信封里装着新泽西州总检察长发出的传票和书面质询，要求鲁宾提供Tidbit的源代码和与之有关的比特币账户，还有关于Tidbit组织架构的所有信息，包括“鲁宾所有与违反安全和（或）未经授权的计算机访问有关的文件和通信往来”。19鲁宾心想，这样的开端对期末考试周而言可不是好事。
和许多其他数字概念一样，Tidbit始创于黑客马拉松竞赛。那是一群年轻人在高压下借助大量温和兴奋剂（比如红牛），在截止日期前研发出新产品的竞赛。这个一年一度的特殊的黑客马拉松竞赛叫作Node Knockout，唯一要求是使用流行的Javascript（基于对象和事件驱动的客户端脚本语言）服务器Node.js编程，并在48个小时内提交产品。
鲁宾和他的朋友们在两天里创造的产品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拉力”战略优于“推力”战略，这两大战略之间存在的文化冲突，以及为什么学生不会预想他们的想法会惹怒当局，就像当局会预想一个软件程序应允许人们就他们电脑处理能力的空闲周期进行交易，这些处理能力可使人们享受典型的现代奢华体验——不被烦人的、讨厌的网页广告打扰。
像本书中的其他原则一样，“拉力优于推力”更多的是一种直觉而非一种想法。Tidbit很聪明地利用了比特币的最基本属性：货币本身就是货币使用者创造的。这些比特币“矿工”将计算机设置为能够记录发生在中心总账或数据区块链中的每一笔比特币交易。这就是这项工作的数学复杂性，它需要极其强大的计算能力。
鲁宾平时拿着滑板，穿着褪色的旧T恤和卡其色短裤，看起来和其他有抱负的程序员、科学家和企业家形象差不多，这些人大多都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鲁宾在工作时才智过人，有时候性格急躁，这会让有些人感觉不大舒服。和所有优秀的黑客马拉松选手一样，鲁宾和他的朋友们先找出问题所在，再通过技术解决这个问题，这一技术让他们兴奋不已。他们发现的问题是新闻媒体的主要商业模式——广告——不能在网络上奏效。如果用户不看海量的、烦人的广告，而是捐献一些空闲的中央处理器，那会怎样？不管用户在线多久，他们的电脑都会运行繁杂的数学运算，每一个比特币都必须通过这些数学运算创造。黑客马拉松结束后，鲁宾和他的团队不仅阐释了该想法背后的基本商业逻辑，还开发了一个美观的小应用程序，可下载这个程序运行该产品。用户一旦选择运行该程序，他们的电脑就已经开始挖矿了，而用户自己却全然不知。
黑客马拉松竞赛授予他们“创新一等奖”。虽然鲁宾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解决新闻媒体史上的最大危机，但他们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吸引了风险投资人的注意，他们正在做调查，想要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为什么不呢？Tidbit又不是从黑客马拉松中冒出来的第一个创新型初创公司。
新泽西州检察院来电，总检察长没有指控鲁宾或Tidbit公司犯有何种特定罪行，但传票上的陈述会让他们因计算机欺诈行为而受到严厉处罚。在此前一年，美国主营视频游戏竞技赛的电子体育娱乐公司（E-Sports Entertainment）被国家指控在其反作弊软件中植入恶意病毒代码。新泽西州检察院称，有大约1.4万名用户的电脑被劫持，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比特币“矿工”。（电子体育娱乐公司负责人承认参与此次计划，此案最终被成功破获。）
2014年1月，数字权益倡导团体——电子前线基金会（Eletronic Fronfier Foundation）接手了鲁宾的案件。一方面，Tidbit理论上确实是由可开采比特币的软件组成；另一方面，鲁宾很快指出，用户得选择运行该程序才能开采比特币。此外，Tidbit代码从来没有运行过。这是对“该想法的验证”，解释了它只能在人为控制的环境下运行。新泽西方面声称，发现该代码曾偷偷地在电脑上开采过比特币，而且电脑分属三个不同的新泽西人。鲁宾大二、大三学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担忧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个项目被起诉，关键是该项目既不存在欺诈，也不具有任何实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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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和发明家通常以重大发现为自己邀功。比特币注定是我们这个时代一大令人不解的谜团，是继自动取款机之后金融领域最大的创新成果，然而该发明家很固执，始终不愿透露真实姓名，我们也无从得知其性别，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2008年11月1日，一个自称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人在密码学讨论组上发布了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比特币就此问世！20
他在介绍中写道：“我一直在研究一种新型的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没有可靠的第三方……主要属性：完全点对点的环境下杜绝了双重支付的可能性。没有造币厂或其他信得过的权威机构。参与者都是匿名的。新的货币都由哈希现金（Hashcash）的工作量证明机制产生。新货币产生的工作量证明机制也能解决网络双重支付的问题。”除非你是密码学家，否则这对你来说根本就是天书。我们还是把它解释得通俗一些吧。
首先，比特币与其他科技发明不同，它值得好好宣传一番。比特币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脱贫致富，可以把现代的银行系统变成“古董”，并能像变魔法般不用钱却创造出钱。然而，比特币这种货币本身也完全可能暴跌、崩溃，成为常识问答游戏的一个答案而已。我们之所以要关注比特币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数据区块链具有远超过货币和金融服务的未来的影响力，它是让比特币出现的技术。我们预测，区块链可能改变个体与机构之间的关系，是一场对权威本质属性的挑战。
比特币和区块链的重要性在于其架构，简单来说，该架构记录了每一笔发生在公共总账中的比特币交易。该构架基于一种认知，即网络会将所需的资源“拉”进组织，整合和维护，而无须中心进行协调，中心会把这些资源集中“推”给组织。
中本聪的文章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无第三方介入的电子支付系统，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这里的无第三方介入是指没有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没有金融中介保证每一笔交易。相反，网络自身会提供货币本该有的保证，这是人类一直期待的。为确保每一个比特币都独一无二，用户不能通过利用比特币多次购买以达到双重支付的目的，每一笔交易细节都会在网络上公布，这些交易都会进入公共总账，也就是区块链。
如果中本聪只是试图创建一个系统，要求每个人记录这些交易，那么比特币就只是密码学领域一篇晦涩难懂的学术论文而已。然而，中本聪利用了人对财富的占有欲为其工作。
为创造一种切实可用的货币，中本聪不得不人为制造该货币的稀缺性。这就需要控制比特币的数量，否则它们就将比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马克还要不值钱。黄金是天然的稀缺金属；美国财政部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因此美元也很稀缺。用户得投入相当的精力才能制造出一个比特币，中本聪认为这就是比特币的稀缺性所在。现实中，每一个比特币都是一长串数字签名链，创造新的数字签名需要记录区块中的每一笔交易，这些区块再以大约每小时6个的速度被纳入区块链。这些工作量证明机制的构造非常容易验证每一笔比特币交易，但几乎不可能伪造。这是因为每一笔比特币交易都包含“哈希”或者数字标识符。
因为比特币的总量有限，就目前的代码来看，能制造的比特币不多于2 100万枚，而且每个区块的创建速度相对稳定，每个区块的比特币数量必须随时间的推进而递减。因此，中本聪设计了这个系统，用于验证比特币交易的工作量证明机制变得日益困难，自然“开采”新的比特币也就变得更加困难。由区块链创建的比特币数量每4年减半。结果，最早的比特币“矿工”可使用自己的私人电脑使区块链有效，而现在的“矿工”必须使用专门的高端“服务器农场”。2014年年底，中国境内共有6个网站从事比特币开采，开采速度约每秒8 000“哈希”，一个月就开采了4 050枚比特币。由此可见，比特币市场发展迅速，况且这些只占全球比特币开采量的3%。21
实际上，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比特币已经历了第二次数量减半，这意味着每秒比特币的数量减半。在第一次数量减半前，1比特币估值约为12美元。短短几个月内，比特币价格涨了一个数量级。在数量减半出现前，有许多关于比特币未来走向的猜测：投机者预测比特币数量的减少会加速其增值；游戏理论家则担心“矿工”会为了最后更高回报的区块奋起一战，或者彻底关闭他们的机器；而很多用户依旧无忧无虑，全然不知比特币的经济政策，对此没有任何预期。当数量减半真的出现时，一切又似乎显得相对平静。考虑到比特币的复杂性，我们不会试图预测未来，但我们要注意到在“福利”彻底消失之前，一共会经历64个数量减半，且好几年才出现一次。或者说，我们有64个时机来考虑数量减半会对比特币系统造成什么影响。
比特币去中心化设计依赖于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和加密算法，而不是中央银行和政府的权威机构，中本聪不信任传统金融交易，比特币的设计显然受此启发。在描述该系统的一篇论文中，中本聪指出传统货币的根本问题是使其运转的信用。中央银行必须值得信赖，不会使货币贬值，但法定货币的历史又充满了各种对此信用造成破坏的情形。银行必须值得信赖，才能持有我们的资金并以电子方式将其转移，然而它们在信贷泡沫浪潮中将钱借贷出去，储备金所剩无几。中本聪在将加密货币写入创世区块时，或许已经给出了一个有关其动机的解释，其中一个参数中写道：“2009年1月3日，《时代周刊》，财政大臣即将第二次宣布银行将申请紧急财政救助。”22
就在中本聪创建创世区块并开采50枚比特币几天后，他发布了比特币软件平台开放资源的第一个版本。网络安全大师丹·卡明斯基（Dan Kaminsky）说，该资源用C++语言编写且无法破解。2011年接受《纽约客》记者采访时，卡明斯基曾说：“第一次看到这个密码时，我确信我可以破解它。整个设计都极其愚蠢。只有世界上最偏执、最细心的编码员能避免犯错。”然而，每当他认为在代码中找到了漏洞时，他发现中本聪已修补了该漏洞。“我曾发现过‘漂亮’的漏洞，可每当我查看代码就会发现中本聪已设置了一道防线，解决了这个问题。”23
中本聪为人类社会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他给予网络（一个字面上点对点的解决方案）信任和权威，而不是给予一家银行或者一个政府。通过改变如此复杂但又简洁的系统，他几乎创造了一件艺术品。
杰里米·鲁宾按相似的思路创建了Tidbit系统，帮用户摆脱烦人的广告，并使“第四权力”重获稳固的经济基础。两者都预设，最好的组织和分配资源的方法就是提出一个吸引人的主张——“自己赚钱！无广告页面！”。同时，让用户融入这个既复杂又高度互联的网络。然而，这个想法违背了数百年的组织思维。因此，新泽西州检察院总检察长办公室没有完全理解Tidbit的运行模式情有可原。
2015年5月，新泽西方面同意放弃起诉鲁宾，只要他承诺继续遵守他一直坚持的那套法律。“不管开采比特币的网页是否是广告赞助内容的可行替代品，新泽西方面表示，他们会打压所有试图征用用户电脑从事比特币‘开采’的技术，即使用户同意这么做。”长期从事公民媒体研究的学者、媒体实验室的指导教授伊桑·祖克曼（Ethan Zuckerman）如此说道。24
与此同时，鲁宾发现自己陷入新的争议中心。面对数字货币时，中本聪可能解决了很多技术障碍，但仍然会有让他束手无策的人性方面的问题。鲁宾的处境也一样。比特币社区里的两个派别出现了分裂，表面上出现在区块链中的每一个区块，然而实际已触及去中心化和管理的核心问题，凸显了无领导组织的一大缺陷。鲁宾已违约。“双方都指控对方试图‘占有’比特币，”他说道，“问题是他们都有理。任何一方胜利了，都会是加密货币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因为比特币应该属于每一个人，而不是一小群圈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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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311大地震”后近一个月，日本政府还没有公布福岛核泄漏的辐射数据。4月25日，伊藤穰一和一群设计师、企业家，当然还有软件和硬件黑客组成的核心小组在东京汇合，开始头脑风暴。那天结束时，他们基本上创建了一个原始框架，该框架后来就演变成Safecast。
正如Safecast利用“拉力”战略吸引项目所需的知识资本一样，创始者也需要吸引金融资本。Safecast在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线，筹资购买和分发盖革计数器，筹集到的钱已超过3.3万美元这一筹资目标。
还记得美国在线那个例子吗？与美国在线不同，推特这样的公司允许用户搜集信息并在全网构建有助于他们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源自不同的网络，使得参与者与广泛的人和知识资源接触。这些网络提供的自然高效率吸引了约翰·西利·布朗的注意，他在2010年《拉动力》[6]（The Power of Pull）一书中推广了该战略，认为只要公司愿意从不同方面考虑问题，就能体会拉力的能量。25
一个强大的关系网包括弱连接和强连接。1973年，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博士发表了论文《弱连接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该论文影响深远。他在文中指出，弱连接——连接点头之交和朋友的朋友——在连接社区和创造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和联系方面有巨大的潜力。26因此，具有广泛弱连接的人有更多机会从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取资源。正如马尔康姆·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指出的，我们的点头之交是我们获取新想法和资讯的最大来源。27
虽然我们从弱连接中获取灵感，但我们的强连接会对我们的表现产生很大的影响。以伊夫–亚历山大（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为首的来自媒体实验室和丹麦技术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发现，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解决复杂问题的团队，队员的连接强度是他们能否成功的重要预测指标。28
强连接对于危险或革命性的社会运动参与者来说也至关重要。1964年“自由夏日”（Freedom Summer）计划期间，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发现，在“密西西比自由夏日”计划中，有较强个人连接的志愿者更有可能留在南部，尽管他们的身心会遭受重创。29研究人员指出，在其他如突尼斯骚乱的社会运动中也有类似的规律。参与者可能会通过他们的弱连接加入政治运动，但他们的强连接会让他们继续从事社会运动。
尽管格兰德维尔和其他研究人员一直对“推特和脸谱网这样的在线社交平台能促进强连接”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但格兰诺维特博士引用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拉梅什·斯里尼瓦桑和亚当·菲什的论文并指出，在线社交网络可能有助于维持由地理或政治因素导致分离的人们之间的强连接。302007年，斯里尼瓦桑和菲什发现，吉尔吉斯斯坦的活动家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与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们进行沟通，创建了跨越国界的强连接。31麻省理工学院公民媒体中心负责人伊桑·祖克曼也指出，不像格兰诺维特博士研究的本地网络，这些国际网络可能包括了可连接不同人际关系的强连接。确保随着人际网络的扩张，你会拥有更多可任你支配的资源。32
Safecast的故事说明了这种思维创新。正如著名的人类学家所宣称的那样，也许在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那个年代，改变世界只需要“一小群有思想、有责任心的公民”。33然而，Safecast并不是那群有责任心的公民的产物，而是那个团队的广泛而松散的人际关系网络的产物。Safecast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重大的公民科学倡议。伊藤穰一和他的两个好朋友之间的那些邮件并不是一场运动的创始，就像点燃一根火柴那么简单。然而很多参与者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他们的工作没有额外的奖励，只有为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奉献的满足感。正如丹尼尔·平克所说的，内在奖励比外在奖励更能激励人们取得更好的表现。34
这就是“拉力优于推力”的所在，它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和日益下降的创新成本将权力从核心向边缘转移，使得一些意外的发明成为现实，为创新者激发自己的热情和潜能创造机会。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不仅能帮助人们发现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且能帮助人们发现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