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伊藤穰一：
本书是我的合著者杰夫·豪和研究员贾·埃弗斯（Chia Evers）多年不辞辛劳的成果，没有他们两位，本书无法完成。本书来自于我们三人令人惊叹的合作，我们贡献出了不同的技能、背景知识和视角。我相信，此番合作完成的终稿远比其中每部分的总和更重要。
1997年，我在东京的一家咖啡店与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和他的妻子卡廷卡·马特森（Katinka Matson）相会。他们告诉我，我应该写一本书，而他们可以代理我的作品。从此之后，约翰就成了我的出版经纪人。15年后，约翰的儿子马克斯·布罗克曼（Max Brockman）将我介绍给了和他一起工作的杰夫·豪，并建议我们见面讨论一下合著事宜。感谢布罗克曼夫妇对我抱有信心，感谢马克斯出色的洞察力让我和杰夫建立了联系。同样十分感谢我们在大中出版社（Grand Central Publishing）的编辑格雷琴·杨（Gretchen Young），她提出了宝贵的编辑意见；感谢格雷琴·斯托帕（Gretchen Stopa）和卡瑟琳·斯托帕（Katherine Stopa），他们致力于打造出最好的作品。
感谢梅根·史密斯（Megan Smith）在从牛津前往剑桥的公交车上问我是否有兴趣成为媒体实验室的主任。
感谢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作为伟大的导师他总是推动我去更大胆地思考。由于他对自己原则的坚守，对渐进主义和平庸主义的不懈抗争，媒体实验室乃有今日，同时树立了我为之奋斗的标准。
感谢媒体实验室的教师们，拓展了我的好奇心和对所有事物的理解，以及对学术界的兴趣。他们也在本书所提到这些原则的提炼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既在休息室里交谈议论着，也通过大量的电子邮件往来讨论。
在过去5年中，媒体实验室，包括其中的学生、工作人员和老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我家庭的延伸。尽管有太多人需要感谢，无法一一提及，但我还是愿意向所有人致谢，感谢他们无限的创意、能量和热情，感谢无数小时的不断帮助，感谢对我想法的不断挑战。同样，面对我非常规的背景和媒体实验室非常规的做法，麻省理工学院的行政管理部门也给予了无与伦比的支持。我要尤其感谢现任校长拉斐尔·赖夫（Rafael Reif），他曾作为时任教务长对我进行了最后一次面试，并批准我这样一个曾辍学的人担任实验室主任。还有鲍勃·兰格（Bob Langer）教授需要感谢，他是一位神奇的导师，帮我驾驭麻省理工学院这个美好但时而复杂的生态系统。需要感谢的还有现任教务长马蒂·施密特、负责财务的副校长伊斯雷尔·鲁伊斯（Israel Ruiz）、系主任哈希姆·萨尔基斯（Hashim Sarkis）、负责研究的副校长玛丽亚·朱伯（Maria Zuber）。
任何一本关于媒体实验室的书都要向已故的杰里·威斯纳致以谢意，是他让麻省理工学院相信，创立一个“前所未有的院系”是有意义的。也要向辞世的马文·明斯基、西摩·帕佩特（两位都于2016年去世）、穆里尔·库珀致谢，他们是媒体实验室的三位先驱，同杰里·威斯纳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一道塑造了实验室最初的DNA。
哈佛大学的乔治·丘奇为本书提供了幽默而有深度的建议和灵感，他不断提醒我们，“如果你们所做的事情存在竞争，那你们就是在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里德·霍夫曼是我几乎所有事情的“思想伙伴”，在思考媒体实验室及其原则的过程中一直给予我鼓励和支持。感谢约翰·希利·布朗和约翰·哈格尔写出《拉动力》[1]（The Power of Pull）一书。感谢我后认的教父蒂莫西·利里，作为“表演哲学家”，他向我展示如何有风格的拒绝服从，告诉我“质疑权威，自我思考”。也要感谢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帮助我决定使用“投放”这个表述。
感谢赛斯·高汀（Seth Godin）、J. J.艾布拉姆斯（J. J. Abrams）、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保拉·安东内利（Paola Antonelli）、文森佐·罗佐（Vincenzo Iozzo）、杰里米·鲁宾、罗恩·里弗斯特、斯科特·E.佩奇、米奇·雷斯尼克、杰米斯·哈萨比斯、肖恩·邦纳、科林·拉尼（Colin Raney）、斯科特·汉密尔顿、埃伦·霍夫曼（Ellen Hoffman）、纳塔利·萨尔蒂尔（Natalie Saltiel），以及其他许多帮助检查和修改文字的人。
我的执行助理田中美香（Mika Tanaka）和前助理希瑟·德·曼比（Heather de Manbey）承担了安排我的日程及相应工作流程，这是项出力不讨好的工作。感谢林千晶（Chiaki Hayashi）安排了东京一切需要安排的事情，不辞辛劳，积极推动。韦斯·内夫（Wes Neff）承担了协调我演讲活动的工作。马克·施特尔廷（Mark Stoelting）和他的团队是世界上最棒的行程代理人，我的行程是对他们能力的测试。
我的姐姐伊藤瑞子是家中真正的学者，她的丈夫斯科特·费希尔（Scott Fisher）是我和媒体实验室之间建立的最早的联系。感谢我已去世的母亲将我带到这个世界，给我追求自我和自己道路的支持和信心。最后也是最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瑞佳（Mizuka），她的爱和支持贯穿写作的全过程，也感谢她忍受了我疯狂的生活。
来自杰夫·豪：
2012年春季的一天，我的代理人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合著一本书。我回答的第一个词是“不行”。当作家们聚在一起讲述关于冲突的故事时，最痛苦的就是合作创作的关系出了问题。“另外那个作者是谁？”我仅仅出于好奇问道。他说是伊藤穰一。我回答道：“哦，如果是这样，我答应。”2003年我写过一则有关伊藤穰一的简短人物介绍，发表在《连线》杂志上。他是在互联网起步初期引导发展的人物之一，确保互联网的透明化和民主化，他也对优秀的和怪异的人抱有充分的尊重。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激发了同事和朋友们的奉献精神。如果《福布斯》杂志富豪排行榜衡量的是社会资本而不是金融资本，伊藤穰一将位列榜首。通过写作的4年时间，我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原因。伊藤穰一拥有你在世界顶尖研究实验室负责人身上所能想象的所有才华，但这些都比不上他看待世界带有的那份极富感染力的快乐和好奇。这本书的创作时常遇到挑战，但由于有了伊藤穰一，写作的过程一直充满乐趣。
如果人类确实能发现不死神药，权当确实如此，我仍然没有时间偿还对贾·埃弗斯欠下的“巨额债务”。她会用自己勤劳、聪慧和恬静的特点影响接触的人和事。她对本书贡献的程度和她无边好奇心一样广大。这本书确实是三个不同但互补的人一起合作的产物。
我十分感谢约翰·布罗克曼建议我和伊藤穰一合著一本书，感谢马克斯·布罗克曼在众多曲折伴随此书创作的过程中提供的无价建议和支持。
在书的致谢部分感谢编辑是传统，但我们在大中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可以作证，本书的编辑过程远不像传统那样。感谢里克·沃尔夫（Rick Wolf）将此书列入出版计划；感谢米奇·霍夫曼热情的鼓励；最感谢的是格雷琴·杨，对本书充满信任，从写作到完成一路关注。非常感谢凯尔·波普（Kyle Pope），很多年来他的智慧和编辑建议照亮了我最黑暗的一段时光。同样感谢波凯瑟琳·斯托帕、杰夫·霍尔特（Jeff Holt）、吉米·弗朗哥（Jimmy Franco），安德鲁·邓肯（Andrew Duncan），以及大中出版社团队的其他人。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名至实归，吸引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原创力的大脑。但本书最终获益最多的来自媒体实验室自创立以来就展现的深厚人文精神。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教师和学生不断证明技术的价值应该以其改善用户生活的能力来衡量。米奇·雷斯尼克对本书施加的影响力远超教育领域，戴维·孔（David Kong）也是如此，他的同情心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比肩他的博学多才。媒体实验室的全体人员一次又一次无偿提供给我最宝贵的资源：他们的时间。还要感谢埃伦·霍夫曼、内里·奥克斯曼、娜佳·皮克（Nadya Peek）、德布·罗伊（Deb Roy）、杰里米·鲁宾、斯蒂西·斯洛尼克（Stacie Slotnick）、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 Schmidt）、杰西·苏萨（Jessica Sousa），还有其他许多人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本书中留下他们的贡献。感谢媒体实验室外的众多资源，如汤姆·奈特、斯科特·佩奇等，他们花大量时间将极其复杂的想法翻译成连最迟钝的记者都能理解的语言。
书籍有时堪比野兽，自私且无情。没有来自朋友、家人和同事的支持，这些“生物”从不会消失。对于支持我创作本书的美国东北大学和我无比自豪称为同事的许多人，我欠了很多“债务”。写书的4年生活中也发生了很多事，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史蒂夫·伯加德（Steve Burgard），这本书绝不会完成。他聘用我去美国东北大学教授新闻学课程，却在本书写作过半时辞世。我还对现任系新闻学院院长乔纳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以及“媒体创新”项目的同人迪娜·克拉夫特（Dina Kraft）和阿拉斯佐·巴加克（Aleszu Bajak）怀有深深谢意。在写作过程的每一步，明智的建议和慷慨的鼓励都使我受益，这些来自我的正式导师艾伦·施罗德（Alan Schroeder），以及我那些大方的“非正式导师”们：迈克·博德特（Mike Beaudet）、苏珊·康诺弗（Susan Conover）、恰克·方丹（Chuck Fountain）、卡林·亨佩尔（Carlene Hempel）、丹·肯尼迪（Dan Kennedy）、劳伦·莱夫（Laurel Leff）、格拉迪斯·麦凯和林克·麦凯（Gladys and Link McKie），和约翰·维贝（John Wihbey）。
同样，当我回忆本书创作之前的几年时光，我看到很多足印，但很少是我自己的。我将无以表达的感谢和爱献给我的朋友们，他们富有才华也充满善意，在我力量虚弱感到无助时给予我支持。没有玛莎·拜宾格（Martha Bebinger）、哈伦·博斯马吉安（Harlan Bosmajian）、加里·奈特（Gary Knight）、安德里亚·迈耶（Andrea Meyer）、瓦莱丽·斯蒂弗斯（Valerie Stivers）、菲奥纳·特纳（Fiona Turner）和帕特·惠伦（Pat Whalen），在本书写作的重压下我可能离终点线还有很远就倒下了。同样感谢的话也给迪赛琳娜·罗德里格斯（Dircelene Rodriguez），这6年里对我们家持久的爱和照顾造就了坚实的根基，其他一切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如果本书展示了对学习的热爱以及将这份爱传递给了他人，这一点归功于我的父亲罗伯特·豪（Robert Howe），他一生的事业都倾注于此。如果本书展示了对人类本性根本的信心，这一点是源自我的母亲阿尔玛（Alma），她在本书完成前就去世了，但此前已经深深影响了本书其中一位作者。如果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展示出了任何艺术性，这一点是源自我的姐姐珍妮·豪（Jeanie Howe），她将自己一生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帮助学生坚立对生活的信心。
一如以往，我亏欠最大的是我心胸开阔的女儿安娜贝尔（Annabel）、调皮的儿子芬恩和我美丽聪慧的妻子阿莉西娅·阿尔伯特（Alysia Abbott）。没人应该和一个写书的作者一起生活，尤其是这个作者还有工作。为了重要项目牺牲自己是一回事，但这么做却让自己最爱的人承受牺牲就太过分了。我无法用语言向家人表达感激，他们耐心、宽容而且有着不可思议的幽默感。
本书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献给约翰·梅尔菲（John Melfi）。伙计，咱们在Nymphana见吧，那里总有鱼上钩。
[1] 《拉动力》由中信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