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恽觉得，我已经被贬官三年，就仿佛是我给我死去的老子守了三十六个月的孝一样。按礼制，我已经尽孝道了。也就是说，以后我老子再来我梦中找我骂我不孝，我就会骂他。因为我所尽的已经尽到，你已经没有资格再对我说三道四。你皇帝老儿也一样，我被你贬了三年，已经对你尽了忠道。那么，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井水河水，你别来找我，我肯定不会去找你。我们之间君臣的关系已经彻底结束了。
宣帝看到这样的话，自然不会发怒，如果他仔细想想，杨恽说的的确有道理，虽然有点强词夺理。但让宣帝受不了的是，杨恽居然把他和死掉的父亲相提并论，这无疑还是那个“有马狂奔触殿门”之语的翻版。宣帝自然就要大怒了。
杨恽由告密发家，又以告密身败。可谓成也告密，败也告密。但我们不得而知那个喂马的小子拜成为什么要告密。也许，有时候，这种在皇帝身边告密的人只是希望给皇帝排忧解难，才把别人性命给搭进去的，而随着别人性命的丧失，告密者则摇身一变，被加官进爵。拜成后被宣帝封为郎，从此结束了与畜牲在一起的岁月。
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像杨恽这样的人特别喜欢告密了。因为告密是一条终南捷径，许多人用毕生精力才能到达的顶峰，在专制时代，你只需要告密就能登上去了。
为什么告密事件屡见不鲜？柏杨先生的论断是：“不是中国人特别喜爱打小报告，而是制度如此。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反应，当社会风气以告密为荣，认为告密是效忠时，我们又如何唾得完？又如何特别唾某一人二人！”
杨恽当然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记录，那就是文字狱。著名的散文家黄裳先生在《笔祸史谈丛》后记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历史上以文字杀人较早的一例，一般都认为应数杨恽之狱。”他的认为当然有根据，民国年间所编的《辞源》“文字狱”条目下就有这样一个注：“以文字贾祸之谓，如汉杨恽以《报孙会宗书》腰斩⋯⋯”宋人罗大经也说：“杨（恽）子细以‘南山种豆子’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
从此后，这个告密者创造的记录开始笼罩着中国专制时代的所有文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