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里，我希望自己已经写清楚，我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源自我职业生涯早期积累的人脉关系。我所说的那些关键时刻都是我遇到生命中的一些贵人，他们的建议和兴趣推动我实现更大的成就。但我却没有认识到，还有许多人对我的成功有所帮助，我要对这些人表达歉意和愧疚。虽然写书的这三年来我有很多记忆和资料可以回顾，但我不能说写下的东西都绝对正确。
我特别想感谢温斯罗普集团的德博拉·谢伊，她30多年来一直在帮我实现以前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很简单，就是创建两个文件柜，一个是博雅的档案，一个是夏博新的档案。我相信这些档案是公关界最全面的资料，而且我得知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已经同意在我死后收藏夏博新的档案资料，这让我受宠若惊。这些文件将向波士顿大学的学生以及所有对公关感兴趣的学者开放。
我很早就开始接触商业界，在我人生的前35年里，我一直都与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这些人的年纪都比我大很多。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去世，去世最早的就是我早期跟随的商业领袖哈罗德·弗格森先生，他敢于信任一个20岁的孩子，给这个孩子指出一条实现自己梦想的道路，之后弗格森先生的儿子金斯利·弗格森也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直到他最后在49岁时英年早逝。
从我1946年开始创业起，我在纽约公关圈子里就结识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其中一些我已经在上文提及过，此外还有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詹姆斯·鲍林，卡尔·拜奥尔合伙人事务所的卡尔曼·德鲁克，MSL集团的法利·曼宁，《公关新闻》的丹尼·格里斯沃尔德，卡尔·拜奥尔合伙人事务所的乔治·哈蒙德，自己创业的爱德华·彭德雷，德士古集团的凯琳·金，伟达公关的约翰·希尔、伯特·戈斯、理查德·达罗和威廉·德宾，还有美国公关协会的雪莉·史密斯。
如果我没有提及我三任行政助理和秘书的话，简直就是莫大的疏忽，因为我们取得的成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她们的努力。我的第一任秘书是多萝西·罗威茨·米勒，那时是20世纪50年代早期博雅刚刚创建的时候。贝蒂刚怀上我们的大儿子斯科特，所以她在《纽约时报》的分类广告里为我招聘秘书。多萝西担任我的秘书、行政助理、办公室经理的角色，负责所有行政系统和程序的处理，可以说当老板出差的时候她就是办公室的老板。
我的第二任秘书叫戴安娜·罗斯，她是牙买加人，是在博雅蓬勃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加入我们的。实际上，在担任我的秘书前，她已经在博雅工作三年了。当她的前任离开时，我决心提拔内部的人跟我一起工作。我在内部高级秘书里进行投票，而戴安娜是得票最高的人选。当时我经常出差开展我们的国际业务，一开始是去欧洲，后来也去亚洲。我离开办公室的时间基本没有少于10天的时候，有时候甚至三周不会去办公室。我很少打电话给戴安娜，我相信如果她不知道答案，或者问题超出她权限的时候，她会给我打电话。
我在1989年卸任CEO之后，一开始十多年的时间里换过很多助理。担任前任CEO的助理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一开始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安排我与其他人的午餐日期和其他见面日期。在早些年还包括许多出行安排，一开始戴安娜不清楚我与我要见面的人关系怎么样，这就导致日程要重新进行安排。有个同事评论我说：“让戴安娜改一下日程，她就会让你觉得好像她是帮了你一个大忙一样。”不久之后戴安娜的丈夫去世，她的两个孩子也结婚了。她觉得该回归家庭生活了，所以她在与我共事22年之后离开我回到博卡拉顿。
我的第三任助理是伊夫琳·莫拉莱斯，她给我做助理的时候，我已经90岁了。所以除了安排工作之外，她还要频繁帮我预约看医生的时间，同时也要安排来回的交通。她也是调整日期安排的高手，包括午餐和检查时间。我十分感激她，每次我病痛的时候，她都会非常关心！7年之后，她在获得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后离开了，与待在一个近百岁的老人身边，在我死后就无处可去相比，这份工作薪水更高，而且发展空间更广阔。
我还要感谢我的医生玛丽安娜·莱盖托博士，还有她召集起来为我服务的一支专家医疗团队，尤其是我的心脏病专家本杰明·刘易斯博士、肠胃专家路易斯·施耐德博士、纽约长老会医院胸外科主任乔舒亚·索尼特博士，还有理疗师芭芭拉·贝尔和罗伯特·狄丽罗。他们是我主要的医护力量。
最后，我还要感谢辛西娅·列堡，她是我儿媳温迪·列堡·博新的姐姐，也是法国巴黎图书出版商贝克街公司的老板。她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为我提供了建议和鼓励。她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优雅迷人的绅士亚瑟·克莱巴诺夫，亚瑟毕生致力于出版商业图书，几乎是我认识的说话反应速度最快的人。他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告诉我，我写的这本书非常值得出版。他很快把我介绍给柯尔斯滕·桑德伯格，我要感谢她在后期为我提供的高效的编辑支持，还有罗塞塔图书出版公司的汉娜·本内特。
在结束之前，我还要感谢一下这本书英文版封面漫画的作者阿尔·赫什菲尔德。这幅漫画是1983年博雅成为世界上最大公关公司时，我们母公司扬罗必凯的董事们送给我的礼物。这么多年来，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