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引论》
(德)弗洛伊德世界文化第二十三讲症候形成的过程由一般人的眼光看来，症候是疾病的本质，治愈就是意味着症候的消除。在医学里，症候和疾病有严加区别的必要，症候的消灭，并不等于疾病的治愈。但是症候消灭之后，剩下的形成新症候的能力，就是疾病的唯一可以捉摸的成分。因此，我们暂时可采取一般人的观点，以为我们若知道了症候的基础，就等于了解了疾病的性质。
症候——这里所讨论的自然是精神的或心因性的症候及精神勃—对于整个生命的种种活动是有害的，或至少是无益的；病人常感觉症候的可厌而深以为苦。症候加害于病人的，主要在于消耗病人所必需的精神能力，而且病人要抵抗症候，又不能不消耗许多能力。症候的范围如很扩大，则病人在这两方面努力的结果，就会大大削弱精神的能力，以致不能处理自己生活上重要的工作。大概地说，这个结果主要依消耗的能力的分量而定，所以你们可知“脖在本质上是一个实用的概念。但是假使你们用理论的眼光来看，而不问这个程度大小的问题，那就可以说我们都不免有神经病，因为症候形成所需要的条件都是常态人所共有的。
就神经病的症候而言，我们已知道它们是矛盾的结果，而矛盾的产生，则在病人追求里比多的一种新满足的时候。这两种互相抵抗的能力重新会合于症候之中，同时因为在症候形成中可以妥协互让，而收互相调解之效。症候之所以有如此抵抗的能力，便由于此；至于得以维持而不灭则有赖于两力的相抗。我们还知道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成分，有一种是未满足的里比多，这个里比多既为“现实”所阻遏，乃不得不另求满足的出路。假使“现实”是毫不容情的，那么尽管里比多要采用另一对象以代替那力所不及的对象，结果也不得不退回，而寻求满足于一种以前已经克服过的组织或一个从前已被遗弃了的对象。里比多于是退回到以前发展中曾经停滞过的那些执着之处。
倒错的过程和神经病的过程显有区别。假使这些退化作用不引起自我方面的制止，结果便没有神经病的形成；里比多仍然可以得到一种实在的，虽不是常态的满足。然而，如果自我不仅仅控制意识，而且兼要统御运动的神经支配和心理冲动的实现，假使它不赞许这些退化，结果便不免发生矛盾。里比多既横被阻遏，便不得不另求发泄能力的出路，以顺从唯乐原则的要求；总而言之，它必须避开自我。而现在在退回的发展路上越过的执着点——这些执着点，自我以前曾借压抑作用加以防止——正可供逃避之用。里比多既退回而重新投入这些被压抑的“位置”，于是摆脱了自我及自我法则的支配；但同时也遗弃了前所得之于自我指导下的一切训练。假使里比多眼前得到满足，便易于控制；假使它受外部剥夺和内部剥夺的双重压迫，便倔强难御，而迷恋于已往幸福的日子了。这就是它的主要的，不变的性质。此时里比多所依附的观念属于潜意识系统，因而也有此系统所特有的历程——即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因此，其形成的条件酷似梦的形成时所有的条件。里比多在潜意识中所依附的观念即所谓“里比多的代表”“libido－representatives”不得不与前意识的自我的力量互相争衡，正好象隐梦那样，当它最初由思想本身形成于潜意识中，以满足潜意识的幻想的欲望时，就有一种前意识的活动加以检察，只许它在显梦内造成一种和解的方式。自我既如此抗拒里比多，后者乃不得不采用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好使两方面的抗力都有相当的发泄。因此，症候乃得以形成，作为潜意识的里比多的欲望的多重化装的满足，也作为两种完全相反意义的巧妙选择的混合。只是就最后一点而言，梦的形成和症候的形成就有所不同；成梦时所有前意识的目的，仅在于保全睡眠，不许侵扰睡眠的刺激冲入意识；可是它对于潜意识的欲望冲动决不采取严厉禁止的态度。其所以比较缓和，是因为人在睡眠时的危险性较小，睡眠的条件本身即足以使欲望不能成为现实。
你们要知道里比多在遇到矛盾时，其所以仍能脱逃，就因为有执着点的存在。里比多既退回到这些执着点之上，于是巧妙地避开压抑作用，在保持着妥协的情况下，便可获得一种发泄——或满足。它用这种回环曲折的方法，通过潜意识和过去的执着点，最终成功地获得一种实在的满足，虽然这种满足极有限制，几不可辨。关于这一层，还有两点要注意。第一，你们要注意一方面里比多和潜意识，他方面自我、意识和现实，究竟有如何密切的关系，虽然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原初本不存在；第二，凡我已讲过的以及将来还要讲的这个问题，都仅指癔病而言。
里比多究竟在哪里找到它所需要的执着点以冲破压抑作用呢？是在婴儿时的性的活动和经验里，以及在儿童期内被遗弃的部分倾向和对象里。里比多便在这些地方求得发泄。儿童期的意义是双重的；第一，天赋的本能倾向那时才初次呈现；第二，他种本能因经验着外界的影响和偶然的事件，才初次引起活动。由我看来，这双重的区分是很有理由的。我们原不否认内心倾向可以表示于外；然而由分析的观察的结果，使我们不得不假定儿童期内纯粹偶然的经验也能引起里比多的执着。在这点上，我可看不出有何种理论的困难。天赋的倾向当然是前代祖先的经验的遗产；它们也是某一时期中所习得的；假使没有这种习得性，那便没有所谓遗传了。习得的特性，本可传递于后代，怎么能想象一到后代就会忽然消失呢？但是我们往往由于注意祖先的经验和成人生活的经验，却完全忽视了儿童期经验的重要；其实儿童期经验更有重视的必要。因为它们发生于尚未完全发展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重大的结果；正因为这个理由，也就更容易致玻由鲁氏等人对于发展机制的研究看来，一针刺入一个正在分裂的胚胎细胞团，便可使发展受到重大的扰乱；反之，幼虫或成长的动物若受同样的伤害，则可完全无恙。
成人里比多的执着，前已指出，是神经病的体质的成因，现在可再分为两种成分：即天赋的倾向和儿童期内习得的倾向。因为学生们都喜欢表格式的记载，所以这些关系，可列表如下：神经病的原因＝{里比多执着所偶然的创伤性的经验}产生的倾向性的组织儿童期的经验祖先的经验遗传的性的构造，由于其特别侧重点不同，有时为这种部分冲动，有时为那种部分冲动，有时只有一种，有时则混合成数种，因此，表现为许多不同的倾向。性的组织和儿童的经验合而成为另一种“互补系列”plementalseries，与前所述的由成人的倾向和偶然经验而形成的非常相似。在每一系列中，都各有相似的极端例子，而各成分之间也各有相类似的程度和关系。此时应当问这两种里比多退化中的较显著的一种即指回复到较早期的性的组织是否为遗传的构造成分所控制；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好暂时搁起，等讨论了多种神经病形式后再说。
现在可专门注意这个事实：即分析的研究表明神经病人的里比多是附丽于他们的幼时性经验之上的。由此看来，这些经验在成人的生活和疾病中占一很重要的地位；这个重要性，即就分析的治疗工作而言，也没有降低。但是由另一观点看来，我们也不难知道这一层难免有被误解的危险，这个误解会使我们完全由神经病情境的观点来观察生命。假使我们一想到里比多是在离开新地位后才退回到婴儿经验的，则婴儿经验的重要性便终至于减弱了。而且由此或可得出相反的结论，以为里比多的经验在其发生时本不重要，它的重要性只是因后来的退化作用才获得的。你们要记得我们从前讲伊谛普斯情结时，也曾讨论过类似的非此即彼的问题。
要解决这一点也不算难。退化作用大大增加了儿童经验的里比多——因此也增加了致病力；这句话固然是正确的，但仅以此为决定因素，也可以引起误会。他种观点也得加以论列。第一，由观察的结果，可以深信幼时的经验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这在儿童期中已很明显。其实，儿童也出现神经病；就儿童的神经病而言，时间上的倒置成分必然大大减少或竟完全不存在，因为神经病的发生是紧跟在创伤性的经验之后的。研究婴儿的神经病，可保证我们没有误解成人的神经病的危险，正好象儿童的梦可使我们用来了解成人的梦一样。儿童的神经病是常见的，较我们平常所推想的更加常见。我们常常忽视儿童的神经病，认为是恶劣行为或顽皮的表示，在幼儿园中常用威权压服；然而回想起来，这种神经病常易识别。它们所表示的方式常为焦虑性癔病；其意义以后当可知晓。当神经病发生于年纪较大的时候，分析的结果总是表明这种病为幼时神经病的直接继续，只是幼时可能表现为具体而隐微的方式；但是前已讲过，就有些实例而言，儿童的神经过敏性也可终身持续不变。就少数的例子而言，我们固然可在神经病的状况之下分析一个儿童，但更多的是我们不得不以成年得病的人而推想儿童所可有的神经病，只是在推想时须特别慎重，才可避免错误。
第二，假使儿童期没有什么可以吸引里比多的东西，那么里比多为什么常退回到儿童期呢？这一层是很费解的。发展的某些阶段上的执着点，只是当我们假定它附有一定分量的里比多时，才有相当的意义。最后，我还可以说，婴儿的及后来的经验的强度与病原上的重要性之间有一种互补的关系，与前所研究的其他两个系列之间的关系互相类似。有些例子，起病的原因全在儿童期内的性的经验；这些印象无疑有一种创伤性的效果，只须有一般的性的组织及不成熟的发展作为补助，便足以引起疾玻另有些例子，起病的原因全在后来发生的矛盾，而分析之所以侧重儿童期的印象似乎仅仅为退化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有两种极端的例子，一即“停滞的发展”inhibiteddevelopment和“退化作用”regression——而在二者之间又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混合。
有些人以为教育若及时干涉儿童的性的发展，便可防止神经病；他们对于上述各事是有相当兴趣的。老实说，一个人要是只注意婴儿的性的经验，或以为只要性的发展被延缓，儿童不为这种经验所动摇，就算尽了预防神经病的能事了。但是我们知道导致神经病的条件远较此为复杂，而且我们若仅注意一个因素，则必不易收效。严格的督察在儿童期内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先天的因素，实在无法控制。而且要控制，也没有象教育专家所想象的那么容易；而且因此引起的两种新危险是不容忽视的。也许控制得太严密了；儿童过分地压抑自己的性欲，结果是害多利少，而且无力抗拒青春期内才产生的性的迫切要求。因此，儿童期内预防神经病的工作是否有利，或一种改变了的对现实的态度是否较易收效，都是大可怀疑的。
现在请回头来讨论症候。症候可使病人产生现实中所缺乏的满足；满足的方法则为使里比多退回到过去的生活，因为它和退化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也就是退回到对象选择或性组织的较早阶段。我们前已知道，神经病人常摆脱不了过去生活的某一时期；现在才知道这个过去的时期正是他的里比多得到满足和感到快乐的时期。他回顾已往的生活史，不断地追求这一个时期，甚至于仅凭记忆或想象的帮助，以求回复到吃奶的时期。症候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产生了那种早期婴孩的满足方式，虽然这种方式由于矛盾而带来的检察作用，不得不有所化装，或虽然也时常转化为一种痛苦的感觉，并含有致病经验的成分。随症候而来的满足，病人不但不知其为满足，反而深以为苦，唯恐避之不及。这种转化起源于精神矛盾，症候即形成于这种矛盾的压力之下；于是从前视为满足的，现在却不得不引起他的反抗或恐怖了。关于这种感情变化的简单而有意味的例子，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一个孩子本来很喜欢吮吸母亲的胸乳，但几年之后，常对乳汁表示强烈的厌恶，经过训练也不易消失；假使乳汁或他种含有乳汁的液体表面形成了一层薄膜，这种厌恶竟可成为恐怖。这层薄膜可能使他记起从前所曾酷爱的母亲的胸乳；同时断乳时的创伤性经验也可有了影响。
还有一层也使我们对于症候作为满足里比多的一种方法觉得奇怪而不可理解。我们日常所可视为满足的，没有一事见于症候。症候大都不依赖对象，因此与外界的现实失去接触。我们知道这是丢了唯实原则而返回唯乐原则的结果；但这也就是返回到一种扩大的自淫病，也就是一种最早期的满足性本能的方法。它们不去改变外界的情境，只在体内求得一种改变；这就是说，以内部的行动代替外部的行动，以适应代替活动——从物种史的观点看来，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退化作用。假使我们将它和由症候形成的分析研究所发现的一个新因素合并讨论，这一点就可能更加清楚了。再者，我们记得在症候形成中和梦的形成一样，有同样的潜意识历程在起作用，即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症候正与梦相同，也代表一种幼稚的满足；但是或因为极端的压缩，这个满足可化为一个单独的感觉或冲动；或则因为多重的移置，这个满足可由整个里比多情结变为一小段细节。因此，我们不容易在症候中看出里比多的满足，就不足深怪了，虽然我们常可证实这个满足的存在。
前已说过，我们还得研究一个新的因素；这个因素确实令人惊奇。你们知道症候分析的结果，已使我们了解到里比多所执着的以及症候所由形成的幼儿经验。所可怪的就是这些婴孩经验未必尽属可信。其实就大多数实例而言，它们都是不可靠的；有时且与历史的事实绝对相反。你们要知道此事较诸其他一切事实，更易使我们怀疑这种结果所由产生的分析，或怀疑整个神经病的分析和了解所赖以建立的病人本身。除此之外，还有一事令人大惑不解。假使因分析而发现的婴儿经验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感到有了稳固的基础；假使它们都是病人的虚构和幻想，那么我们就得去掉这种不可靠的立足点而另寻出路。然而事实上两者都不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分析中回忆而得的儿童的经验，有时确属虚构，有时也信实可靠；就大多数的例子而言，都是真伪相混的。所以症候所代表的经验有时是千真万确，我们相信它对于里比多的执着大有影响；有时其所代表的只是病人的幻念，我们自然不能以这种幻念为起病的原因。这里要求有一妥善的办法确也不易。也许可在下面类似的事实里求得第一个线索。我们在分析前，在意识中所常保存着的关于儿童期内的模糊的记忆，也同样可以伪造，或者至少是真伪相混；其中错误之点随时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相信，对这个意外失望负责任的多少要归病人，而不是分析。
我们若略加思索，便不难知道这个问题的令人怪异之点究竟是什么。其实，这就是对于现实的轻视，对于现实和幻念的区别的疏忽；病人用捏造的故事，浪费我们的时间，实在使我们生气。由我们看来，幻念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不啻天渊之别；我们各给以不同的价值。病人的思想正常时，偶然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当他提出一些材料，引导我们到达所希望的情境即建筑于儿童期的经验之上而为症候的基础时，我们所研究的，究竟是现实或是幻念，那就非常可疑了。要解决这一层，只有根据后来的某种迹象才有可能，而且我们那时还要设法使病人知道真正的结果，哪些是幻念，哪些是现实。这个工作很不容易完成。因为假使我们开头就告诉他，说他现在所想到的就是他曾用以掩盖儿童期经验的幻念，正好象每一民族都将远古已经忘掉的历史杂以种种神话，他对于本问题的兴趣或许从此突然锐减，——他也想寻求事实而轻视所谓想像——结果就不免使我们大失所望了。但是假使我们姑且让他相信我们所研究的，是他早年时的真确事件，到分析完成时再说，那么我们就要冒后来发生错误的危险，同时他又会讥笑我们容易受骗了。他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才能了解这个提法，即幻念和现实都可受同等待遇，而且在开始时，被研究的儿童期经验究竟属于这一类或那一类，都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这显然又是对于他的幻念所应有的唯一的正确态度。其实幻念也是实在的一种。病人创造出这些幻念，那确是一个事实，就神经病而言，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几乎不亚于他所确实经验过的其他事实。这些幻念代表与物质的现实相反的心理的现实。我们渐渐知道了心理的现实，在神经病的领域里，乃是唯一主要的因素。
神经病人在儿童期内所常发生的事件有几种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我以为值得特别注意。关于这些，我想举下列各事以为例：一对于父母性交的窥视，二为成人所引诱，三对于阉割的恐怖。你要以为这些事件决不见于事实，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较年长的亲属们都能证明此事，毫不怀疑。譬如一个小孩子当开始玩弄自己的生殖器还不知必须隐蔽这种动作的时候，他的父母或保姆会恫吓他，说要割掉他的生殖器或砍断他的犯罪的手。做父母的被询问时往往承认此事，因为他们以为这种恫吓是义所当为的；有许多人对于这种恫吓还可在意识里引起清楚的回忆，如果此事发生于较后的儿童期中时则尤其如此。假使提出恫吓的人是母亲或其他女人，她便往往将执行惩罚的人说成是父亲或医生。从前法兰克福有一儿科医生霍夫曼，曾著《斯特鲁韦尔彼得》Stru－welpeter一书，驰名于时，这本书所以驰名乃因作者对于儿童的性的及其他情结都有彻底的了解。在此书内，你们会看见作者提出以割大姆指为吮指头的惩罚，其实这便是用来替代阉割的观念的。由对于神经病人的分析看来，阉割的恫吓似很常见，然而事实上未必如此。我们不得不以为，儿童因受成人的暗示，知道自淫的满足为社会所不许，又因看见女性生殖器的构造而受其影响，于是乃用这种知识作为编造上述恫吓的基矗同样可能的是，一个小孩子虽不曾有什么了解和记忆，但也可能亲眼看见过父母或其他成人的性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后来能了解那时所受的印象而引起相当的反应。但是假使他详述性交的动作，但实际则从未看过，或者假使他描写这种行动常由后面着力，那么他这种幻念必毫无疑问地由观察动物如狗的交媾而起，而且其动机在于儿童在青春期内的未曾满足的窥视欲。至于幻想他在娘胎中观察父母的性交，那简直是极尽幻想的能事了。
关于引诱的幻念则更有特殊的兴趣，因为这往往不是幻念，而是事实的回忆；但幸而它之成为事实没有象从分析的结果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常见。受同年龄或较大的孩子的引诱较多于受成人的引诱；假使女子在叙述自己孩提时此事的经过，常说父亲为引诱者，其引起幻念的性质和产生幻念的动机，都不复可疑了。假使在儿童期内未受引诱，他便常用幻念以掩蔽那时的自淫活动；他因手淫而深感惭愧，乃在幻念中以为那时确有一个心爱的对象。然而你们也不要以为儿童受近亲引诱的事，纯属虚构。大多数分析家，在所治疗的病例中，都确有此事，不必置疑；只是这些事件实际上本属于较后的儿童期；而在幻念中则移到较早的儿童期而已。
凡此种种似乎只可引起这个印象：就是，这种儿童期内的经验乃是神经病不可或缺的条件。假使它们确曾见于事实那岂不是很好吗？然而假使在实际上，不曾有过这些经验，那么它们必起源于暗示而为意匠经营的产物。结果反正是一样的；在这些经验内占较重要地位的，无论是幻念或现实，我们现在也未能在结果中找到任何不同之处。这里又是前所讨论过的那些互补系的一种；不过是最奇异的一种。这些幻念的必要性和提供给它们的材料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无疑源出于本能；然而同样的幻念总是由于同样的内容构成的，这又如何解释呢？对于这一层，我却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由你们看来，或者似乎是太荒唐了。我相信这些原始的幻念primalphantasies，这是我用以称这些幻念及其他一些幻念的一个名词乃是物种所有的。凡是个体到了自己的经验不敷应用的时候，即利用古人所曾有过的幻念。由我看来，凡是今天在分析时所诉述出来的幻念，如儿童期内的引诱，见父母性交而引起的性的兴奋，及阉割的恐吓——或阉割本身——在人类史前的时期都是事实；而且儿童在幻念中只算是用史前实有的经验来补充个体实有的经验。我们于是再三引起怀疑：神经病的心理学比起无论哪一种学科，都更可供给我们以关于人类发展的最初模型的知识。
我们既讲到这些事实，便不得不更详细地讨论所谓“幻念形成”这种心理活动的起源和意义。你们知道，幻念在心理生活中的地位虽尚无人明白了解，但是大概地说，也很重要。关于这一层，我可细述如下。你们要知道人类的自我因受外界需要的训练乃逐渐赏识现实的价值，从而追求唯实原则，而且知道要这样做，便不得不暂时或永久放弃种种求乐欲望的对象和目标——不仅是关于性的。但是摒弃快乐常很困难；要做到这一层，势必不得不求有所补偿。因此，他乃逐渐产生一种心理活动，在这种活动里，凡属已被遗弃的快乐的渊源和满足的途径，都容许继续存在，脱离现实的要求或脱离所谓“考验现实”的活动。每一渴望都立即变成了满足的观念；在幻念中求得欲望的满足当然可以引起快乐，虽也明知这并不是现实。因此人类仍能在幻念中继续享受着不受外界束缚的自由，这个在实际上早已舍弃了的自由。他于是更迭地忽为求乐的动物，忽又为理性的人类；因为得之于现实的微乎其微的满足是不能救饥解渴的。丰唐说过，“有所作为就会有连带而来的产物”。幻想的精神领域的创造完全与这样一种情况相类似：就是在农业、交通、工业的兴旺发达而使地貌迅速失去原始形态的地区，可以构成一种“保留地带”和“自然花园”。这些保留地带的目的在于保持，任何地方因必要而不幸牺牲了的旧有的事物，这些事物，不管是无用的或有害的都可以任意生长繁殖。幻念的精神领域也是从唯实原则手里夺回的保留区。
我们所曾见过的幻念的最为人所熟悉的产物叫做昼梦，它是野心、夸大和性爱欲望的想像的满足。实际上越足需要谦逊，幻想上却越发骄傲自满。由此可见想象的幸福的实质乃是回到一种不受现实约束的满足。我们知道这些昼梦是夜梦的核心和模型；夜梦基本上也不过是昼梦，即通过夜里的心理活动肆行弯曲、而又通过夜里的本能兴奋放任自由而成为可能的。我们又已知道昼梦不一定是意识的，潜意识的昼梦也属常见；因此，这种潜意识的昼梦兼为夜梦和神经病症候的根源。
幻念在症候形成上的重要，你们读下文便可明白。我们已说过里比多因遭受了剥夺，乃复返于前曾离开过，但仍有少许能力附丽于其上的阵地。我们对于这句话并没有撤消或修改之意，只想在中间插入一个连锁的枢纽。里比多究竟如何能回到这些执着点上面的呢？其实里比多所丢掉的对象和渠道并不曾完全丢掉；这些对象或其副产物都仍逗留在幻念中，而多少保存着原有的强度。里比多只须退回到幻念里面，即可寻路回到被压抑的执着点之上。这些幻念原为自我所宽容；它们和自我尽管相反，可是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自我也因此得到发展，这本来依靠着某种条件的保持不变——这是一种数量性的条件，现在却因里比多回到幻念里面而被扰乱了。幻念因有能力附加进来，于是乃奋往直前力求变成现实；那时，幻念和自我的矛盾就变得不可避免了。这些幻念从前虽是前意识的或意识的，现在却不免一方面受自我的压抑，他方面又受潜意识的吸引。里比多乃由潜意识的幻念而深入到潜意识内幻念的根源——即又回复到里比多原来的执着点之上了。
里比多返回到幻念之上乃是症候形成的途径的一个中间阶段，我们应给它一个特殊的名称。荣格曾创造了一个很适用的名词“内向”introversion，但是他滥用此词于其他事物。我们却坚持这个主张：里比多若偏离开实在的满足，而过分地积储于前本无害的幻念之上，这种历程便称为内向。一个内向的人虽还不是神经病人，但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况之下；他的正在移转的能力一旦受到扰乱，便足以引起症候的发展；除非他能为被抑制的里比多另求他种出路。神经病满足的虚幻性以及对于幻念和现实的区别的疏忽，就是因为里比多停留于这个内向阶段之上而决定的。
你们知道我已在最后的几句话里，引进了一个新的元素于病因的线索之内——这就是一个关于数量的元素；这个元素，我们也必须常常加以注意，关于病因的一个纯粹的质的分析是不充分的；或者换句话说，关于这些历程的一个纯粹的动的概念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经济的观点。我们要知道两种相反的力纵使早已具有实质性的条件，也不必发生矛盾，除非二者都有相当的强度。又先天的成分所以能引起人的疾病，也因为其部分本能有一种较其他更占势力的缘故；我们甚至可以说，人们的倾向就质说是大家相同的，只是因量而异。这个量的成分，就抵御神经病的能力而言，也很重要；一个人所以不患神经病，就要看他所有未发泄的而能自由保存的能力量究竟能有多少，而且究竟能有多么大的部分从性的方面升华而移用于非性的目标之上。心理活动的最后的目的，就质说，可视为一种趋乐避苦的努力，由经济的观点看来，则表现为将心理器官中所现存的激动量或刺激量加以分配，不使它们积储起来而引起痛苦。
关于神经病症候的形成，我已经讲过这么多了。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们，今天所说的话都只是就癔病的症候而言。强迫性神经病的症候则有很大的差异，虽在本质上大致相同。在癔病里，自我对于本能满足的要求已表示反抗，这种反抗在强迫性神经病中更为显著，在症候上占一重要的地位。至于其他神经病，则差异的范围更大，不过关于那些神经病症候形成的机制，我们还没有加以彻底的研究。
在本讲结束之前，我还想请你们注意大家同感兴趣的一种幻念生活。幻念也有可返回现实的一条路，那便是——艺术。艺术家也有一种反求于内的倾向，和神经病人相距不远。他也为太强烈的本能需要所迫促；他渴望荣誉，权势，财富，名誉，和妇人的爱；但他缺乏求得这些满足的手段。因此，他和有欲望而不能满足的任何人一样，脱离现实，转移他所有的一切兴趣和里比多，构成幻念生活中的欲望。这种幻念本容易引起神经病；其所以不病，一定是因为有许多因素集合起来抵拒病魔的来侵；其实，艺术家也常因患神经病而使自己的才能受到部分的阻抑。也许他们的禀赋有一种强大的升华力及在产生矛盾的压抑中有一种弹性。艺术家所发现的返回现实的经过略如下述：过幻念生活的人不仅限于艺术家；幻念的世界是人类所同容许的，无论哪一个有愿未遂的人都在幻念中去求安慰。然而没有艺术修养的人们，得自幻念的满足非常有限；他们的压抑作用是残酷无情的，所以除可成为意识的昼梦之外，不许享受任何幻念的快乐。至于真正的艺术家则不然。第一，他知道如何润饰他的昼梦，使失去个人的色彩，而为他人共同欣赏；他又知道如何加以充分的修改，使不道德的根源不易被人探悉。第二，他又有一种神秘的才能，能处理特殊的材料，直到忠实地表示出幻想的观念；他又知道如何以强烈的快乐附丽在幻念之上，至少可暂时使压抑作用受到控制而无所施其技。他若能将这些事情一一完成，那么他就可使他人共同享受潜意识的快乐，从而引起他们的感戴和赞赏；那时他便——通过自己的幻念——而赢得从前只能从幻念才能得到的东西：如荣誉，权势和妇人的爱了。
《精神分析引论》(德)弗洛伊德世界文化第二十四讲一般的神经过敏在前讲中，既说了许多不易了解的话，现在可暂时离开本题，听听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知道你们是不满意的。你们本以为精神分析引论和我所讲过的大不相同。你们期望的不是理论，而是生活中的事例；你们或许要告诉我，那关于楼上和楼下的两个小孩的故事或可用来说明精神病的起因，遗憾的这是我的臆造，而不是实际的事例。或者你们还要告诉我，当我开头叙述那两种症候我们希望这也不是想象的，而说明其经过及其和病人生活的关系时，症候的意义确因此而稍微明白了，你们曾希望我继续这样地演讲下去。然而我没有这样做，我给你们讲了许多冗长而很难领会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又永远不能完结，总是要加以补充；我讨论了许多以前未介绍给你们的概念；我放弃了叙述的说明，采取了动的观点，然后又丢掉动的观点，再换一种所谓经济的观点；使你们很难领会这些学术名词究竟有多少相同的涵义，而互相调换只是为了悦耳而已。我又举了许多不着边际的概念，如唯乐原则，唯实原则，及物种发展的遗传等，还没有加以说明以前，又把它们抛弃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要讲神经病，为什么不先讲你们大家都知道而感兴趣的神经过敏，或神经过敏者的特性，如待人接物的不可理解的反应，以及他们的激动性，不可信赖性，和完成任何事情的无能。为什么不从日常简单的神经过敏的解释讲起，而逐渐讲到那些不可了解的极端的表现呢？
凡此种种，我当然不能否认，也不能说是你们的过错。我对于自己陈述的能力尚不至于如此夸许，竟想象每一缺点都有特殊的用意。我原以为换一个方法进行，或可对你们有利，老实讲，这确是我的初意。然而一个人往往不能实行一个合理的计划；材料的本身常常突然介入若干事实，使他不知不觉改变了初衷。材料虽很熟悉，但是陈述起来，也不能尽如作者之意；往往话已说过了，但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事后又令我们大惑不解。
有一个理由也许是：我的论题，即精神分析引论，不包括这段讨论神经病的文字。因为精神分析引论包括过失和梦的研究；至于神经病的理论已经是精神分析的本论了。我并不以为我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阐述神经病理论所包含的任何材料，我只能作简要的叙述，使你们在相当的上下文之中，了解症候的意义，及症候形成时所有体外和体内的条件和机制。这就是我所要做的工作；也就是精神分析现在所能贡献的要点。因此，我便不得不讲了许多关于里比多及其发展和自我发展的话，你们听了初步的若干讲之后，已知道了精神分析法的主要原则以及潜意识和压抑抗拒作用等概念的概观。在下面的一个演讲里，你们将知道精神分析的工作，究竟在哪一点上，找到了它的有机的衔接。我又明白地说过，我们所有的结果都仅得自单单一组神经勃—即移情的神经勃—的研究；而且即就此一组而言，我也仅详述了癔病症候形成的机制。你们虽或未能得到很彻底的了解和详尽的知识，但我总希望你们已稍稍知道精神分析工作的方法，及其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和应当叙述的结果。
你们希望我在演讲神经病开始时，先描述神经病人的行为，以及他如何患病，如何设法抵抗，又如何设法求得适应。这确是一个很有兴趣的论题，既值得研究，也不难讲述；然而我们也有许多理由不许我们从此入手。其危险就是潜意识将因此而被忽视，里比多的重要性将因此而被看轻，而且一切事件都将根据病人的自我的观点来判断了。病人的自我之不可信赖和不免有所偏袒，那是尽人皆知的。自我总否认潜意识的存在，而且使潜意识受到压抑；那么在和潜意识有关的地方，我们如何可信赖自我的忠实呢？而且受压抑最厉害的是被否定的性的要求；所以用自我的观点，必不能了解这些要求的范围和意义，那是最显而易见的。我们一旦知道了压抑作用的性质，就不会允许这个自我，即胜利者，充当这个争衡的裁判了。我们要警惕自我告诉我们的话，不要上当受骗。如果由它自己提出证据，那么它好象自始至终是主动的力量，所以症候的发生，也好象由于它的愿望和意志；我们知道它大部分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它要设法掩饰的事实。但是它也不常能维持这个虚伪的局面——在强迫性神经病的症候里面，它已不得不承认自己遇到一些必须努力抵抗的势力了。
一个人若不注意这些警告，而愿为自我的表面价值所欺，那么，一切显然都大可顺利进行了；精神分析侧重潜意识，性生活及自我的被动性所引起的抗议，他也都可以避免了。阿德勒说，神经过敏是神经病的原因，而不是神经病的结果，他也可以表示同意了；然而他却不能解释一个梦或症候形成中的一个细节。
你们要问我：我们可不可以既重视自我在神经过敏和症候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又不绝对忽视精神分析所发现的他种因素呢？我的答复是：那当然是可能的，迟早可以这么办；但是精神分析目前所要做的研究，不宜以这个终点为起点。我们自然可预先指出一点，将这个研究包含在内。有一种神经病叫做自恋神经病thenarcissisticneuroses，自我和自恋神经病，比起我们所曾研究的他种神经病，更有深切的关系。关于这些神经病的分析研究，将可使我们正确地而可靠地估计自我在神经病内所占的地位。
但是，自我和神经病之间，还有一种显而易见，开头便可明白的关系。这种关系似乎是各种神经病共有的，然而在创伤性神经病这一种神经病，我们还很不了解中尤为显著。你们要知道在各种神经病的起因和机制中都有同样的因素；只是就这种神经病而言，这种因素在症候的形成上占重要的地位，就另一种神经病而言，又是另一种因素占重要地位。正象剧团中的演员，每一演员都去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如主角，密友，恶徒等；各人都选取不同的角色以适合自己表演的口味。所以，形成症候的幻念决不象在癔病中的那么显明；而自我的“反攻”或抵抗首推强迫性神经病，至于妄想狂paranoia的妄想则以梦内所谓润饰的机制为特点。
就创伤性神经病，尤其是就起于战事的创伤性神经病而言，则自私利己的动机及自卫和对于自我利益的努力，给我们以特殊的印象；单有这些还不足以致病，然而病既形成之后，便依赖它们来维持了。这个趋势的目的在于保护自我，使不受引致疾病的危险；它也不愿恢复健康，除非危险已不再有重来侵袭的可能，或者虽受危险，反而有相当的酬报。
自我对于其他一切神经病的起源和延续都感有类似的兴趣；我们已说过症候有一方面可予压抑的自我趋势以满足，所以也受自我的保护。而且以症候的形成来解决精神矛盾，也是一种很便利的办法，最符合于唯乐原则的精神；因为症候可使自我免去精神上的痛苦。其实就某些神经病而言，就连医生也不得不承认，用神经病来解决矛盾，乃是一种最无害而最应为社会所容许的方法。医生有时承认他也同情正在从事治疗的疾病，你们听了能不感到惊奇吗？其实，一个人原不必在各色各样的生活情境里，都视健康为最重要的事；他也知道世上除神经病的病痛外，还有他种痛苦，一个人出于需要的要求，也可牺牲自己的健康；他还知道一个人若有了这种病痛往往可以避免许多人的其他种种困苦。因此，我们虽可说每一精神病人都已逃入疾病，但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病例，这种逃遁有着充分的理由，医生知道这种情形，便只好默许了。
然而我们可继续讨论，不必管这些特例。大概地说，自我既逃入神经病，便在内心中“因病而获益；”在某种情形之下，还可兼有一种具体的外部的利益，在实际上也稍有价值。试举一个最普通的例来说罢。譬如有一妇人受丈夫的暴力虐待，她如有神经病的倾向，这时往往就逃入病中。假使她太懦弱或太守旧而不敢偷情以自慰，假使她不很坚强，不敢公然反抗外界的攻击而和丈夫离异，再假使她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没有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丈夫，最后，又假使她在性的方面仍强烈地依恋着这个蛮横的男人，那么她便除逃入疾病之外就没有其他方法了。疾病就是她抵抗丈夫的工具，可用以自卫，也可用以报复。她虽不敢抱怨婚姻，但可公然诉述病苦；医生是她的良友；本来异常粗暴的丈夫，现在不得不宽恕了她，为她用钱，许她离开家庭，稍稍放松他的压迫。假使由病而得的这种外部的“偶然的”利益非常显著，实际上又不能有相当的代替品，那么你们便不易有收治疗之效的希望了。
我曾反对神经病由于自我所欲和自我所创的说法；你们现在会以为我刚才告诉你们的“因病而获益”的话，又无异为这种说法辩护了。然而我要请你们暂安勿躁。这话或许只有下面的意义：就是，自我可欢迎自身任凭如何都不能避免的神经病，假使神经病有什么可利用之处，那么自我便尽量加以利用。这只是这个问题的一面。假使神经病是有利益的，自我当然很喜欢与它相安无事，但我们要考虑到，在利益中还有种种不利之处。大概地说，自我因接受神经病显然是有所损失的。它能解决矛盾，可惜代价太大了；随症候而来的病痛，和症候之前的矛盾，其苦痛的程度大致相等，也许还要大些；自我希望避免症候带来的痛苦，但又不愿放弃由病而来的利益；这正是它所不能两全的事。由此看来，自我实在是不愿意如它最初所想的那样，要自始至终主动地关心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要很好记得的一件事。
假使你们是医生，对于神经病人有许多经验，那么你们便不至于再期望那些抱怨病痛最厉害的人们会最容易接受你们的援助——实际上常常相反。无论如何，你们总不难知道：凡是增进因病而获益的每件事，都足以加强由压抑而起的抗力，从而增加治疗上的困难。此外还有一种因病而得的利益，不伴随症候而来，而产生于症候发生之后。象疾病那样的心理组织，若持续的时间很久，便获得一种独立实体的性质；它有和自存本能相类似的功用；它构成了一种“暂时安排”，与精神生活的他种力量互相结合，甚至根本相反的力量也不除外；它绝少放弃那些可以一再表现自身的有用和有利的机会，于是获得一种第二机能以巩固自身的地位。我们现在不必取例于病，暂从日常生活中举例如下：一个能做事的工人，在工作中因意外受伤而成残废。他不能再工作了，但因此按期领得少数的赔偿金，而且学会利用伤残讨饭度日。他的新生活虽较低贱，但正因旧生活的破坏才能得以维持；假使你要医愈他的残废，你就剥夺了他的维持生活的手段，因为他现在是否能再做从前的工作，已是一个疑问了。神经病如果也有这种附带的利益，我们便可使之和第一种利益相并列，而命名为由病而获得的第二重利益。
我要劝你们不要看轻了由病而获益的实际重要性，但也不必太重视它的理论的意义。除了前已承认的特例之外，这个因素常可使我们想到奥伯兰德尔在《飞跃》FliegendeBlatter一书内所举以说明动物智力的一个实例。一个阿拉伯人骑一骆驼，在高山中的狭路上行走。一转弯忽见面前有一头狮子正要向他猛扑过来。他这时无路可逃，一边是深谷，一边又是峭壁；退避和逃走都不可能；他只得俯首待毙了。至于骆驼则不然。它纵身一跃，和骑者一同跳下深谷——狮子只好在一旁瞪眼了。神经病所能给病人的救济大概也不能比这样好些；也许因为用症候形成来解决矛盾，究竟只是一种自动的历程，不足以应付生活的要求，而且病人一接受这个解决，便不得不放弃他的最高等的才能了。此时假使还有选择的可能，那么，较荣誉的办法就是上去和命运作一种公正的搏斗。
我不以一般的神经过敏为出发点，究竟有什么动机呢？这一层我还要加以说明。你们也许以为由此讲起，将较难证明神经病起源于性；其实你们可想错了。就移情的神经病而言，其症候须先加解释，然后才看出起源于性；至于我们称之为实际神经病actualneuroses的一般形态，则其性生活的起因却是引人注意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在二十多年前便知道这一事实，那时我开始怀疑在检查神经病人的时候，为什么将一切关于性生活的事都不加以考虑呢？我因为研究此事，于是逐渐引起病人的不满，但是不久之后，我的努力使我得出结论：性生活若是常态的话，就不会得神经勃—我指的是实际神经玻这个结论固然一方面太忽略了个体的差异，他方面“常态”一词也还欠缺固定的意义；然而在大体上说，这个结论在今天仍有相当的价值。那时我能在某种神经过敏和某种受伤的性状态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假使我仍有类似的材料以供研究，我当然仍能将这些关系重复一次。我常注意到一个人若满意于一种不完全的性的满足，如手淫，就会患某一种实际神经病；又假使他采取另一种同样不完满的性生活方式，这种神经病也立即变为他种方式。因此，我可以由病人的病情改变，而推知他的性生活方式的变化。我要坚持这个结论，直到使病人不再说谎而作出证明为止。可是他们那时必将就医于那些对性生活不感兴趣的医生了。
那时我也未尝不知道神经病的原因不必总是性的；有些人固然因为性的境况受到损害而得病；但也有些人因为丧失了财产或最近患有一种严重的机体失调而致玻这些变化的解释，到后来自然明白，那时对于自我和里比多的关系将可有深切的了解；而且这个问题研究得愈深刻，我们对于它的了解也愈完满。一个人只有到了自我不能处理里比多的时候，才会患神经玻自我愈强大，则处理里比多也愈容易；自我的能力每一减弱，无论由于何种原因，都能使里比多增加要求；而使有患神经病的可能。此外，自我和里比多之间还有其他一些较为密切的关系，不过这些关系现在尚未到讨论的时候，暂时不谈。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无论就哪一病例而言，也不管起病的情境如何，神经病的症候所赖以维持的能量都由里比多所提供，于是里比多的用途随之失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