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有一座被炮弹打坏了的公寓，从公寓高处可以望到那个所谓“村舍”[1]，我们当时就是以这座公寓作为工作基地的。战斗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进行。居高临下看得见战斗的场面一直伸展到小山上，鼻子闻得到硝烟的气味，舌头上沾着战场上飞来的尘沙，步枪声和自动步枪声更是如滚石下坡一般在耳边响成一大片，时起时伏，中间还夹着劈劈啪啪的各式枪声，以及我们背后排炮向外发射的接二连三的隆隆巨响，巨响过后总少不了轰然一声，炮弹落地开花，冲天黄尘滚滚而起。不过要拍好电影，这个距离总还嫌稍远了点。我们也往前挪过，可是他们老是对着摄影机打冷枪，弄得你根本没法拍下去。
我们最贵重的东西就数那大的一架电影摄影机了，如果摄影机打坏，我们也就玩儿完了。我们简直是在无处可拍的情况下把影片拍出来的，所以这些拍好的影片加上摄影机，便成了我们的宝贝。我们浪费不起胶卷，电影摄影机更得百般小心保护。
就在前一天，迎面打来的冷枪逼得我们退出了一个拍片的好地方，我只好把小摄影机捧在肚子上，拼命压低了脑袋，用胳膊肘支着地，一步一挪地爬回来，子弹呼呼地从我背上掠过，打进了砖墙，四散飞溅的泥粉砖屑两次撒满了我的全身。
也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们方面最猛烈的进攻总是在下午发动的，那时太阳正好位于那帮法西斯的背后，摄影机镜头上照到了阳光，便像日光反射信号器一样闪闪发亮，那帮摩尔人[2]就瞅准了闪光开火。他们在里夫人[3]那儿见到过日光反射信号器和军官的望远镜，满在行的，所以你如果愿意饱尝一下冷枪滋味的话，只要无遮无蔽地拿起望远镜来望望就行。而且他们的枪法可精着哩，所以弄得我整天紧张得唇干舌燥的。
一到下午我们就开进公寓。在这个地方拍影片还是不错的；我们在阳台上用破旧的花格帘子草草做了个遮阳，摄影机就可以安在下面。不过，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距离总还嫌远了些。
真要说太远那也不见得，有一些场面还是可以拍到的，比如那松树遍布的山坡，那湖，那中了高爆榴弹后石屑四迸、粉尘弥漫、看不清面目、依稀只见个轮廓的一幢幢石头农家房子。轰炸机打头上嗡嗡飞过，这就又可以拍到小山顶上轰然冲天而起的滚滚浓烟和尘雾。不过，隔着这八百码到一千码的距离，坦克看去到底只像些泥土色的小甲虫，口吐细细的火光，在树林子里快快地爬，坦克后面的士兵都成了些小玩具人，一会儿卧倒，一会儿猫着腰往前跑，一会儿又趴了下去，有的还能起来往前跑，有的就没再挪动过一步，星星点点的人影就这样布满了山坡，而坦克还是一个劲儿往前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能拍出个战斗的轮廓来。我们已经拍到了许多近景，运气好些的话今后还能拍到一些，如果我们还能拍到一些可以体现战斗轮廓的场面，诸如突然的尘土冲天，榴霰弹的空中开花，滚滚的硝烟尘雾中手榴弹爆炸的黄光一闪、白花怒放等等，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基本上可以完成了。
这样，到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把大摄影机搬下楼去，拆下三脚架，把东西分作三堆，然后一次一个，带上东西飞快穿过玫瑰树林荫路的那个烧得光光的转角，对面是旧日蒙大拿兵营马厩的石墙，到石墙下就安全了。我们看到有了这么个拍影片的好地方，个个兴致很高。但是要说距离还不算太远，那就颇有点自己骗自己了。
到了通往佛罗里达旅馆的坡道上，我就说：“来，一块儿到奇科特酒吧去喝一杯。”
可是他们有一架摄影机得修，还得换胶片，已经拍好的胶片也得赶快密封，因此我就一个人去了。在西班牙是决不会找不到伴儿的，换换空气也好嘛。
在这四月的黄昏我顺着大马路朝奇科特酒吧举步走去时，心情是满意的，只觉得又快活，又兴奋。我们干得很卖力，我看干得成绩也不错。可是独自一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得意的心情却全消失了。孤零零一个人，头脑冷静了下来，我这才意识到我们离前线毕竟太远了，而且再傻的傻瓜也看得出来：进攻是失败了。其实我也早就清楚得很，只是心里总还抱着希望，情绪一乐观，往往就给蒙住了眼。但是此刻想起了前线的那个光景，我明白了这简直就是索姆河之役[4]的重演，伤亡惨重啊。人民的军队终于发动进攻了，可是这样的进攻法只会招来一个后果：毁灭了自己。此刻我把今天一天看到的、听到的合在一起想想，觉得心里真不是滋味。
在奇科特酒吧的一片烟雾喧嚣之中，我意识到进攻是失败了；在人头挤挤的柜台跟前喝第一杯酒时，我这体会就更强烈了。如果形势大好，只是个人的情绪欠佳，那喝上一杯心情是会好起来的。可是如果形势实在糟糕，而个人倒一切正常，那喝上一杯反而会把糟糕的局面看得愈加清楚。店堂里这时早已挤得满满的，要端起酒杯来喝，还真得用胳膊肘往外挤挤才行哩。我刚足足实实喝了一大口，就给谁撞了一下，杯子里的威士忌苏打水都泼了出来。我火了，扭过头来一看，那撞我的人倒笑了。
“哈罗，鱼儿脸，”他说。
“哈罗，你这头老山羊。”
“我们去找张桌子坐吧，”他说。“刚才撞了你一下，看你的样子可是真火了。”
“你从哪儿来呀？”我问。他的皮上装又脏又油腻，两只眼睛眍了进去，一脸胡子也真该刮刮了。他腰里佩着一把大号的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枪据我所知以前有过三个枪主，跟枪相配的子弹我们还一直在到处找呢。他个子很高，脸上黑乎乎沾满了硝烟和油污。头上戴一顶皮防护帽，帽顶上由前往后加垫了一条厚厚的皮做成个护顶，帽边上也都镶了厚厚的皮。
“你从哪儿来呀？”
“从‘村舍’来呗，”他故意拉着个念经般的调子说，这是学的新奥尔良一家旅馆里的一个小听差，从前我们在一起听到过这小听差就拉着那样的调子在大厅里传唤，至今我们两个私下还常常学着这腔调逗笑。
我看见一张桌子上有两个士兵和两个姑娘站起来走了，我就说：“那边有桌子空了，我们上那边去坐吧。”
我们就在店堂中央的这张桌子旁坐了，他举起酒杯来，我倒看得呆了：他两手油污，两个大拇指的叉弯里黑得简直像石墨，那是让机枪后部倒喷的烟气给熏黑的。拿着酒杯的手在抖。
“你瞧我的两只手。”他把另一只手也伸了出来。那只手也在抖。“左右手彼此彼此，”他还是拉着那个滑稽的调子说。随即口气就严肃了起来：“你上去过啦？”
“我们去拍了影片。”
“拍得好吗？”
“不太好。”
“看见我们啦？”
“你们在哪儿？”
“在进攻农庄。今天下午三点二十五分。”
“啊，看见了。”
“满意吗？”
“哪儿能呢。”
“我也不满意，”他说。“告诉你，这事压根儿就是荒唐透顶。对那样的阵地，为什么要发动正面进攻呢？这到底是谁的主意？”
“一个叫拉尔戈·卡瓦列罗[5]的混蛋，”说这话的是一个矮个子，戴着玻璃片厚厚的眼镜，我们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张桌子旁坐着了。“人家给他副望远镜叫他看，他第一次看望远镜就俨然成了个将军。这就是他的杰作。”
我们都把眼睛盯住了这个说话的人。跟我一起的那个坦克手阿尔·瓦格纳对我瞧瞧，还皱了皱眉——不过他的眉毛已经烧掉了。那小个子对我们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