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要是附近有人懂英语的话，你要给枪毙的，”阿尔对他说。
“哪儿的话呢，”那小矮子说。“拉尔戈·卡瓦列罗才要给枪毙呢。他应该枪毙。”
“喂，同志，”阿尔说。“你就小声点好不好？人家听见了你的话，还当我们是跟你一起的呢。”
“我的话可不是胡说的，”那个眼镜片子好厚的矮个子说。我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眼。他给人一种感觉：他的话的确不是胡说的。
“话虽如此，可不是胡说的话说出来也不一定就合适，”我说。“来一杯如何？”
“好啊，”他说。“不过跟你说说没关系。我了解你。你是靠得住的。”
“我也不见得就那么靠得住，”我说。“再说这酒吧间到底是个公共场所。”
“只有在酒吧间这样的公共场所才可以私下谈谈没关系。我们在这儿说话谁也听不见。你是哪个部队的，同志？”
“我手里管着几辆坦克，从这儿走着去约有八分钟的路程，”阿尔对他说。“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执行完毕，上半夜我可以休息。”
“你怎么也不去洗个澡？”我说。
“正想去洗呢，”阿尔说。“就到你的房间里去洗吧。一会儿出了酒吧就去。你有去油污的肥皂吗？”
“没有。”
“没有也不要紧，”他说。“我还省下了一点，在这口袋里带着。”
那眼镜片子厚厚的小个子目不转睛地瞅着阿尔。
“你是党员吗，同志？”他问道。
“是啊，”阿尔说。
“我知道这位亨利同志就不是，”小个子说。
“那我就不敢信任他了，”阿尔说。“我对他本来就不信任。”
“你这个混蛋，”我说。“打算走了吗？”
“还不打算，”阿尔说。“我很想再喝一杯呢。”
“我对亨利同志是非常了解的，”那小个子说。“我再说些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事情给你们听听。”
“一定得让我们听？”阿尔说。“别忘了我是人民军队的战士。你不觉得那会瓦解我的斗志吗？”
“你不知道，他的脑袋瓜子膨胀得可厉害啦，如今都快成为个狂人啦。他当了总理又兼陆军部长，谁也再别想跟他说一句话。你知不知道？他本来倒是个正正直直的工会领袖，可说介于已故的萨姆·龚帕斯[6]和约翰·卢·刘易斯[7]之间，要不是阿拉基斯泰因这家伙找到了他，也就不会有那样的事了。”
“说得慢点儿，”阿尔说，“我听都听不清楚。”
“啊呀，是阿拉基斯泰因找到了他！就是眼下在巴黎当大使的那个阿拉基斯泰因！你知道就是这家伙把他捧起来的。他称他西班牙的列宁，这一来那可怜的人就硬是要做西班牙的列宁了，有人给他一副望远镜让他看看，他就自以为是克劳塞维茨[8]了。”
“这话你刚才说过了，”阿尔冷冷地说道。“你有什么根据呢？”
“嗬，三天前他还在内阁会议上大谈其军事呢。那次会议上讨论的就是我们今天采取的这个行动，赫苏·埃尔南德斯其实也只是跟他开个玩笑，他问他战术和战略有什么区别。你知道那老兄怎么说？”
“不知道，”阿尔说。我看得出这个新认识的同志惹得他有点心烦了。
“他说，‘所谓战术就是对敌人发动正面进攻。所谓战略就是对敌人实行侧面包抄。’你看这多有意思？”
“你还是快走吧，同志，”阿尔说。“你呀，真是泄气透了。”
“可我们一定得把拉尔戈·卡瓦列罗赶下台，”那矮个子同志说。“等他这场进攻一结束，我们得马上赶他下台。他干下了这件蠢到了家的事，也只有完蛋的份儿了。”
“好吧，同志，”阿尔对他说。“可我明儿早上还得去参加进攻战呢。”
“啊，你们还要去进攻？”
“你听我说，同志。你要胡扯些啥你只管跟我扯好了，因为听你胡扯蛮有意思，反正我也不是个小孩子了，是好是歹我分得清楚。可你别跟我打听什么，因为那样你会招来麻烦的。”
“我只是问你个人的事。又不是打听什么消息。”
“我们彼此都还不熟，还谈不上问什么个人的事，同志，”阿尔说。“你何不请到旁的桌子上去坐坐，让亨利同志跟我说会儿话呢？我有些事情要问他。”
“Salud，同志，”那小个子说着便站起身来。“那就改天见吧。”
“好，”阿尔说。“改天见。”
我们看着他走到另一张桌子前。他表示了一下歉意，就有几个士兵给他让出个位置，我们的眼光还没有收回来，看见他就已经把话匣子打开了。那些士兵好像都很感兴趣。
“你看这小个子怎么样？”阿尔问。
“我弄不懂。”
“我也弄不懂，”阿尔说。“对这次进攻他无疑是有看法的。”他喝了一口，伸出手来。“看见吗？现在不抖了。我也不是个酒鬼了。我在进攻之前向来是不喝酒的。”
“今天怎么啦？”
“你不是看见了吗？你说这情况怎么样？”
“太可怕了。”
“就是这话。说得再确切也没有了。太可怕了。我看他现在是战略、战术全用上了，因为我们的进攻是正面、两翼一起上的。其他各路战线上情况怎么样？”
“杜兰攻下了新赛马场。就是那个hipódromo[9]啦。眼下部队就收缩在通入大学城的那个走廊地带上。北边我们越过了科鲁尼阿路。从昨天早上起部队就被阻挡在阿吉拉尔山下。今天早上的形势就是这样。听说杜兰的旅损失了一半以上。你们那儿怎么样？”
“明天我们又要去攻打那些农家房子跟那个教堂了。目标是人称‘山中隐士’的山上那个教堂。山坡上挖了那么多的沟沟，无论攻到哪儿都至少要三面受到机枪据点的扫射。那儿的机枪据点全都是挖得深深的，而且还有很牢固的工事。我们的炮太少，组织不起像样的炮火掩护把这些机枪火力压下去，又没有重型野炮好把这些机枪阵地摧毁。那三座农家房子里都有反坦克炮，教堂旁边还有个反坦克炮兵群。打起来那才叫要命呢。”
“预定什么时候开始？”
“不要问我。那我不能告诉你。”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得拍电影，”我说。“拍了电影所得的款子全部捐献去买救护车。我们在阿尔加达桥的反击战中拍到了第十二旅。上星期在品格隆附近的进攻战中又把十二旅拍了进去。在那一仗里拍到的几个坦克镜头是蛮不错的。”
“那一仗坦克没打好，”阿尔说。
“我知道，”我说。“不过拍在电影里还是挺不错的。明天怎么样？”
“早早出来等着就是了，”他说。“可也不要太早噢。”
“你现在感觉如何？”
“觉得累透了，”他说。“头也痛得厉害。不过比刚才要好多了。我们再喝一杯，喝完了就上你那里去洗个澡。”
“恐怕还是应该先吃饭。”
“我身上这么脏，怎么好去吃饭呢。你先去占个座儿，我去洗个澡，回头再到大马路来找你。”
“我跟你一块儿去。”
“不，还是先去占个座儿，回头我再来找你。”他把头伏在桌子上。“老兄，我的头真痛呵。都是让那老爷坦克的响声给闹的。现在虽然声音是听不见了，可耳朵里还是一个劲儿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