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抑扬顿挫的发言立即招来了“闭嘴！愣头青”、“什么东西”、“公司的内奸”的谩骂，这反倒激起了他的勇气：“公司的经营应该委托给后藤先生，这是有益于全体股东的道路！”话音一落，掌声四起，“赞成！赞成”、“相信后藤”的叫声也混杂其中。一些股东早已厌倦了压根儿就是以攻击为目的的发言，听了次郎的发言，都有了主意，来了精神。结果，试图轰走后藤的人们不得不沉默了。
大会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开始思忖着如何离开。一个方案是提早起身，快速退场，还有一个方案是混在众多股东中间悄然离去，可是，次郎穿着斜纹哔叽便装，既没有穿和服外罩，也没有穿和服裙裤，估计这样反倒会很抢眼，便断然选择了留到最后的办法。当然，这里面也自有他的小算盘——如果一直留到最后，攻击派会把他当做是公司的一员，从而打消报复他的念头吧。
楠次郎双手抱着胳膊，盯着前方，发现有两三个人起身要走的时候，突然将上半身靠过来，仿佛有点要揍他的意思。他尽量不与对方对视，这时又分明有人啧啧地咂着嘴离去。大概是他那腕力很强的样子救了他吧。
很快，人都走净了。就在次郎站起身来，准备回去的时候，等在走廊角落里的三四个男子，在会场出口处叫住了他，个个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对不起，后藤说，非常想见您一面。这边请。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
楠次郎断定这样更安全，便顺从地进了接待室。接待室里摆着厚面儿的皮椅子，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中国书法家的字幅，窗子对面的装饰暖炉前，放着绵羊标本。在这样一个房间里，楠次郎从清瘦的后藤常务董事的嘴里，知道了横滨钢铁批发商和石川岛造船公司的社长要合伙吞并后藤毛纺的来龙去脉。后藤看上去中规中矩，深陷的眼窝深处，目光炯炯。实业界还有这等事！这让楠次郎听得有些兴奋。
“我不知道您是什么人，但您能站到我们一边，可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也许有些失礼，但请您务必收下。”说完，后藤递过来一个装着厚厚一沓钱的信封。
楠次郎犹豫了。从信封的厚度看，似乎足够五年的学费。次郎想，这可要不得。要是收下了，自己的行动就是以获取报酬为目的了，那就同攻击后藤的家伙们是一丘之貉了。次郎一下就想起了那些斜视着他、脚下的木屐踢踏作响的男人那卑劣的表情。
“不，我只是把我认为对的事情说出来了而已，况且我还是个学生。”次郎说着，推回了信封。
这样一来，后藤拿出技术人员的固执，坚持认为这样他会很过意不去。相执不下之时，次郎想出一则妙计。
“那，就用这笔准备给我的资金买公司的股好了。不然，我不要。我不是职业股民，也不是那种持股敲诈的，我一直做稳定股东。”
股东大会当天才两日元的后藤毛纺的股票价格渐渐升值，超过了二十日元，成了次郎本该接受的谢礼的六七倍的金额。他心里惴惴不安，觉得怎么着都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感觉。几分钟的演说，竟赚得了自己种庄稼时的几十倍的钱！这么着，人可是要变坏的。次郎这样告诫自己，盘算着把这笔钱用到一个健康的事业上去。于是，他想起了自己每月拿六日元工资、在郡政府当雇员时听到的一个说法——德高望重的有资产者可以购买特定邮局。随后，他又从后藤毛纺的总务部长那里得知，有家邮局有可能到手，那家邮局位于日本桥附近蛎壳町二丁目，就在去后藤介绍的兜町①证券公司的路上。
当时的次郎充满了活力，有了想法立即就会付诸行动。他打听到东京邮电通信管理局是窗口单位，就去了。这一去才知道，学生想买邮局，即便有资金有地皮有楼，如果没有可靠的保证人也是不行的。虽然这个结论很是没劲，可想想也是那么回事儿，于是，次郎出了管理局，就直奔后藤毛纺，说明了原委，把从管理局领来的材料交给了后藤。后藤再次感到眼前的楠次郎是个思想坚定的青年，便一口应承下来，并立马让秘书拿来了笔墨。
身份保证书
东京邮电通信管理局长栋居喜九雄殿下
兹同意为日本桥区蛎壳町邮政局长楠次郎提供身份担保，并保证遵守三级邮政局长身份保证人的规定，诚尽其责。特此证明。
明治四十年3月
东京府荏原郡大井町平民后藤恕作
后藤的楷书一如他的人，郑重其事，规规矩矩，一个个字仿佛都是用格尺打出来的，这使得这份文件的分量一下子就变得重了许多。反复看了两遍，次郎感到，由此，自己就在腾达之路迈上了一个台阶。于是，一种终于有资格跻身名士行列的感觉在心里蔓延开来，便不由得向后藤深深地低头致谢。
出了建于日本桥二丁目一条小路旁的后藤毛纺总部，楠次郎想从外面再看看已经决定收购的邮局，就迈步向蛎壳町走去。一边走还一边想，当了局长，可就得蓄起胡须了呢，发型嘛，就现在这样的平头好不好呢？今天穿的是和服裙裤，可要是当了局长，就还是穿洋装合适了吧。想到这儿，次郎忽然记起，裕三郎这家伙倒是说起过，向岛一带有很多家卖二手洋服的店铺。
当年母亲不得不回娘家的时候，把次郎和阿房留给了祖父，而弟弟裕三郎，则早早被亲戚收养了去。也许是养父母家的疼爱，使他形成了一种依赖的性格，次郎上京后，他还就一些事情给次郎写过好几回信。在考了几次师范学校均遭失败后，裕三郎在信里诉苦，次郎就回信鞭策鼓励他：“只要奋然而起，只消两年时间，达到初中毕业程度只是决心问题，并非难事。”结果，裕三郎觉得还是想在哥哥身边求学，就来到了东京。
然而，裕三郎上京后，却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他似乎很依仗同乡，却又胸无大志。对于同乡会，次郎觉得交际应酬太多，开销太大，可裕三郎却经常一个人出入同乡会事务所，还请人家斡旋找了份工作，在横山町一家纤维批发商店帮忙。那家店离次郎的住处很近，裕三郎走着就可以去上班。工作之余，裕三郎也上了夜校。
次郎担心，这样一来，工作势必成了生活的中心，而进学的努力就成了应景之举。不出次郎所料，裕三郎上学的次数越来越少，晚上的时间都用在出入台球馆学打台球啊和朋友四处喝酒上了，而且好像还交了两三个女朋友。
“人靠衣服马靠鞍哪，衣着可是大事，得给对方一个好印象才行。”裕三郎就哥哥的服饰提出建议的时候，哥哥总是回以“你这是以衣貌取人嘛，内心不充实，一下就露馅儿了”之类的说法，予以反驳。次郎朝蛎壳町走着，就想起了裕三郎说过的估衣街，决定这个周六让裕三郎带着去一趟，买点衣服。
很快，邮局就在眼前了。从人行道对面望去，这栋涂着白漆的三层小木楼，显得相当时尚，次郎感到很满意。次郎就这么双手抱着胳膊，直挺挺地站在那儿看了半天，忽然觉察到两三个过路人正表情怪异地看着他。他们大概还以为他是个打手，正要冲进去呢吧。次郎放下胳膊，向前走去，心里玩味着对自己说，从下个月起，这就是俺的地界喽。于是，次郎便觉得过往的行人个个都朝他看过来。
父亲当上邮政局长，是在明治四十四年，也就是1911年，那年父亲二十三岁。过了没多久就是大正时代了，举国上下都在为与他国平起平坐而努力，父亲也燃起向学、向上之念，一心只想向前冲，所以，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传记是比较容易整理的。这一时期，在中国大陆，这块在父亲一生的各个方面投下影子的土地上，正是辛亥革命兴起、清朝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我的大学时代正值日本战败时期，十五年战争①结束，日本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国家和个人都对未来感到迷惘，而父亲的大学时代却与此正好相反。究竟生活在哪个时代是幸运的？这种讨论几乎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各自生活的时代依旧是各自的时代，留下的只是各自性格的差异。同时，我还觉得，我必须设身处地地理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父亲，哪怕一次。我知道这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但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义务，因为在兄弟姐妹当中，我对父亲是批判最多的。
即便如此，我想，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人们通常会说，自家人，没什么对与错，都是彼此相互理解的同质的人，起码，连长相不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可是，真是这样吗？
父亲对我们几乎没有讲起过他当邮政局长时的事情。只有一件事，他给我们讲过三次：老资格职员中有个冒失鬼，有一回，父亲骗他说，某某人和某某人关系微妙，现在正在邮局后身的鳗鱼店二楼幽会呢，那家伙当了真，趿拉着木屐就奔过去了，父亲忍着笑，也跟在他后面跑去了，那个冒失鬼咔啷啷打开拉门，却发现特地来见父亲的前任老局长坐在那儿。我能记住这个段子，是因为我不知道父亲到底要传达一个什么意思。这个段子并没什么意思，也并不可笑，他为什么要单把这件事拿出来说呢？尽管养母也跟着笑，可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内心里一点都不认为这有什么好笑。
家人应该是尊敬自己、顺从自己的，既然是长辈人，就不应该流露出寻求理解般谦恭的态度，因为，这大概会被认为是卑下的。可是，我却觉得，似乎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总想，父亲或许认为，说了家人也不懂，也没有意义，况且女人和孩子见识太浅，和自己不是一类，于是父亲就往这样的意识中，填塞了很多不想说给老婆孩子听的事情。而越是这样，自己在家里就越孤立，这一点，父亲并没有觉察到。我觉得，父亲似乎在潜意识里一直认为孤立是他的天性。
关于选择做邮政局长为第一份职业一事，很多传记都解释为，当时，邮局是唯一的信息集散地，了解大众的心理及与之相伴而生的资金动向是易如反掌，而且收入也很稳定。
我知道，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偶然”会起很大作用，比如老师的偶然推荐，朋友的偶然邀请等等。父亲不就是吗？那会儿他常去的兜町附近有一家可以到手的邮局，而他心里也正感到一种不安——要是不尽早开始正经生意，就会离农民时代的自己越来越远，这不就是他的“偶然”吗？作为一个拥有辩才和胆量的人，自然会对能够标榜上正义这个名分的职业心动的。与在人际关系上缺乏感性形成对比的是，父亲对某种职业及其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敏感的，这铸就了父亲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