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名女职员中，有一个叫岩边苑子的，芳龄十八。她父亲曾是个焰火工匠，很早就过世了。作为一个“老东京”，她的性格显得太过娴静了。也许是腺病体质，一到下午，脸颊就红得跟苹果似的。看人的时候，她总是习惯地把上眼皮睁成抛物线形，使她平添了几分可爱。
时年二十又三、仍是独身一人的楠次郎很快就对她产生了爱慕之心。次郎听说前任局长对她很是偏爱，就想到了一个约她的借口——向她打听邮局的规矩习惯。为避人耳目，次郎把岩边苑子约到了邮局后身鳗鱼店的二楼。这是楠次郎上京后的第一次约会。
“我虽然在这儿工作三年了，可还很不成熟，总是给大家添麻烦。”岩边苑子侧身而坐，郑重其事地说着，用戒备的眼神看着次郎。
楠次郎按着老套子，说自己平生头一次做这种工作，很想向你求教一下邮局的规矩习惯，请帮忙等等。接着，还谈到了每个职员的喜好和生活状况。说到没有正经的身份保证人就当不了邮局职员的时候，岩边苑子告诉他，她的保证人是她父亲因爆炸事件去世时的焰火协会负责人，还说：“所以，每年纳凉焰火晚会的时候，我总能在最佳位置观看。局长，下次咱们一起去吧。”她的语气渐渐缓和下来，谈话也渐渐融洽起来。
那天，他们约定一个月见一次面就告别了，可不知怎么回事，他们的事很快就在邮局里传开了。就这么几个人的工作单位，气氛骤变，让楠次郎很感为难。因为大家谁都没有明白说出来他和岩边苑子的事，所以他也不好从自己这边解释什么。他给苑子家拍了份电报，约她星期日到庄园的船员旅馆来。自己和苑子之间还什么都没有过，流言却已经满天飞了，次郎很愠怒，觉得糟糕透了。
在船员旅馆的二楼，就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次郎惊异地发现，几乎相同的苦恼也同样困扰着苑子，于是他开门见山地问：“他们怎么知道咱们的事儿的？”
苑子歪着头，天真地看着他，说：“我想大概是副科长吧。她好像看不惯前任局长偏袒我，一直在挑我的刺儿。”苑子说的副科长年近五十，至今单身。在女职员里，副科长是最高职位了。
次郎说：“前任局长，从年龄上讲大概都能当你爷爷了吧。”说着，就讲起了疼爱自己的爷爷清太郎的一些事，后来还谈到，父亲在他虚岁五岁的时候就突然去世，而母亲又回了娘家，自己唯一敬爱的祖父四年前也撒手人寰之后，自己就孑然一身了，所以，如果邮局的经营失败了，自己就没有退路了。
次郎在谈话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和小自己一岁的妹妹一起送回娘家的母亲走到田间小路的情景。次郎说，自己虽还是个孩子，可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母亲再也不会回来了，也知道不能把这话讲给妹妹，“我竭尽全力要做出一个哥哥的样子”。说到这儿，次郎很动情，声音低缓，语调也抑扬顿挫。他在心底暗想，这得益于在雄辩会学到的辞令技巧。
次郎脑海里回响起母亲的话：“好了，你们两个都是好孩子，快回去吧，啊，好好听爷爷奶奶的话，快点长大，啊，注意别生病啊。”于是他接着说，可是，我们依旧难舍难分。路上开满了红艳艳的石蒜花，母亲的身影就要消失在红霞中的时候，我们就叫喊着又追上去。母亲知道这样下去没有尽头，就横下心来，跟我说好，到我们兄妹无法过去的小河边就停下来，然后一步一回头，消失在东京被叫做彼岸花的那一片红霞之中了。
这里面，一半以上都是次郎添枝加叶、加工润色的。最后，次郎以“时值秋季，仓房旁边开着鸡冠花，后门那儿开着飘香的金木犀”结束这段描述，看见苑子正眼里噙满泪水看着自己的时候，目光就再也移不开了。
可是，接下来该如何进展呢？次郎正犹豫着，苑子开口了：“局长既然跟我说了这么多，我是不是也该说了呢？”
“都跟我说了吧，咱们应该了解彼此的全部。”次郎试探着苑子，可她还是有些犹豫，在次郎的再三催促下，苑子终于“招”了：“裕三郎约了我很多次了，可是，我，局长跟我说了这么多话，我该怎么办呢？”苑子仍旧用闪着泪花的眼睛仰视着次郎，好像要说什么，微微动了动嘴唇。
次郎听了这话，不禁妒火攻心，头晕目眩，他绕开桌子，走近苑子，声调几近诘问：“你跟他睡过了？你们到什么程度了？”
苑子慢慢地摇了摇头，好像是对次郎的质问表示否定，也好像是对喘着粗气奔过来的次郎表示拒绝，良久，才小声嘀咕了一句：“我，跟他，连茶，都没喝过一次。”
“你是我的，我不容别人碰你一手指头！”次郎不容分说，推倒苑子，将自己的身子压了上去。
没过多久，次郎就让岩边苑子退了职，和自己同居了。次郎从原来在下落合①的住处搬出来，两人在涩谷道玄坂②右侧刚一上坡的一条小胡同深处租了一处房子。为了使因苑子的事情而懈怠下来的工作气氛紧张起来，次郎加倍地将精力投入到了邮政局长的工作中。为此，周日就住在三楼宿舍的时候多了，去学校也怕浪费时间而雇人力车了。
此前，次郎一直认为大学里的课程实在没有必要认真去听，期末考试之前买来印好的课堂笔记，看上个把小时，就能拿到学分。看到同学们，次郎总是要啧啧慨叹：他们是多么悠闲地享用时间，逍遥玩乐啊，我可是没有像他们一样悠然度日的余裕，我是卖了祖父留下的地，从乡下来到这里的，要是不干事业当资本家或者当政治家获得地位，可对不起他老人家。
坐在人力车上摇晃着进校门的时候，这些想法就会出现在次郎的心中。车夫叫人让路时总是吆喝“哈哟伊欸嗬”，学生们看见吆喝着奔跑的人力车，知道坐在车上蓄着胡须的学生是楠次郎以后，都会投以冷眼，还要冷言相待：“这家伙怎么回事儿？”“喂，那家伙有毛病啊？！”
楠次郎对此类恶言恶语一概无视。他清楚得很，好评以及为获得好评而进行的交际，除了浪费时间和金钱，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所以，对慈善事业的捐助，次郎也一概不做。次郎坚持认为，同情弱者，弱者也不会因此而成为强者，结果会适得其反。他告诫自己，有钱人或许是为了自我满足才做的，可是自己却没有这种余力，与其那样，倒不如自己做一些对国家有益的事情。
这些想法，次郎是从永井柳太郎①那里学来的。永井先生刚刚结束在牛津大学的留学生活，被聘为大学的教授，主讲社会政策和殖民政策，他亲眼看到了英国成功地大举进攻海外并以此支撑国内民主主义的实际情况，所以在宣讲民主主义理想的同时，也阐述了殖民的重要性。永井柳太郎抑扬顿挫的语调近乎演讲，但他的口才深受学生欢迎，很快就和坪内逍遥讲授的莎士比亚、大山郁夫讲授的政治学一道，被并称为三大人气讲座。
次郎闻讯去听了一堂课，就立即被永井教授的雄辩吸引住了，因为他不单是靠讲课技巧吸引学生，他还很有格调和品位。第二天晚上，次郎就给永井教授写了一封信。之所以隔了一天，是因为他让弟弟裕三郎去买上好的红芜菁需要时间。次郎在信中写道：“我是一个来自滋贺县乡下的学生，变卖了祖父的田地来到东京，希望成为一名政治家。听了您的课，我深深感到，真正的雄辩背后，必定有深邃的思想。我的故乡滋贺，与先生的故乡石川，都有着极为相似的风土人情，我想，我对您的课共鸣振幅之大，或许也有点地缘的关系吧。对您讲的民主主义和殖民政策的关系，小生深表赞同。小生热切希望能有机会拜见并接受指教。”最后还添了一句：“小生另行寄上湖国出产的红芜菁腌菜，请笑纳。”
这是当上邮政局长前一年的事。永井柳太郎接到楠次郎的信和红芜菁礼物，觉得这个学生能准确抓住讲义的要点，信的文笔也很老到，就决定见见这个学生。永井教授能去牛津留学，是获得了资助神学研究的奖学金。由于他在学期间就得到了大隈重信②、安部矶雄③教授的赏识，在恩师的推荐下，中途又获得了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资格。他在伦敦学习社会政策和殖民政策期间，坚定了为遏制欧美帝国主义，就有必要将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民主化的思想，决心回国后一边做学问，一边在恩师手下进行政治活动，也正想为扩大今后的活动范围寻找左膀右臂。
接触永井教授后，次郎才领略到人生的未知领域，那就是信仰和学问的世界。次郎和永井先生相差八岁，可是永井教授却拥有可以自由使用的英语、在伦敦习得的社会政策和殖民政策的理论，还有雄辩背后的信仰。于是次郎就觉得自己真是个乡巴佬，得自己赚取学费和生活费，今后也没有条件去海外留学，连像别的同学那样，每天听各种课，拿个好成绩之类平凡的学生生活都过不来。
由于当过农民，所以楠次郎比别的同学要年长一些，这就让他更没有理由闲晃。然而，换个角度想，不利条件反而会变成优势。永井柳太郎不就是吗？他那在伦敦坏掉的一条腿离不开拐杖，可那不反倒给了他一种风格吗？
永井教授在此前的课堂上讲道：“虽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但我国人民的生活和文化水平较之欧美诸国还极为低下。今后，必须积极推进民主主义和中产阶级的产生。”
农业生产力提高了，中产阶级一定会直线增加。次郎想起自己十五岁时挂起独家销售化肥的招牌，想起卖给农民却惨遭失败的往事，就想，农民的疑虑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在不断被骗的历史中为明哲保身而不知不觉间养成的？这让次郎又想起了祖父清太郎讲的七十三年前大盐平八郎起义。
按理说，只有有过农村体验的人，才能找到提高“落后民生”的方法。理论应与现实结合，自己如果承担现实这部分，是会派上用场的。上了大学以后，次郎头一次想要学习了，他开始读书，读有用的书。他买来经济学原理、宪法、国家学原理、伦理学等方面的书，在赞同的地方画线，写上自己想到的意见，以书为笔记，大读特读，时间不够，次郎就用缩减睡眠时间的办法来弥补。
3
楠次郎想找机会接近创办了早稻田大学的大隈重信。大正二年春天，次郎刚上大三不久，永井柳太郎带他去过一次大隈府上，仅此一次。他感受得到大隈的魅力。虽然大隈被叫做“早稻田第一吹”，可人家毕竟是经历过农民与武士平等的明治维新的幸存者。次郎从图书馆借来有关大隈的书，才知道他出身于佐贺藩炮术长之家，曾因反抗藩校旧习被勒令退学后，开始研习兰学①，明治维新时，他三十岁上下。他的发迹，始于明治元年的耶稣教徒迫害问题。他同谴责镇压的英国公使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于是让正为这个问题头疼的三条实美②、岩仓具视③知道了肥前④有大隈这么个年轻武士。
楠次郎在《大隈兄昔日谭》中读到这些的时候，热血澎湃，觉得这样的机会就要降临到自己身上了。他想起了在后藤毛纺股东大会时的表现，可那个舞台实在是太小了，要是有朝一日，能在撼动日本的大舞台上……想到这儿，他就又觉得，必须得先接近大隈重信。
在楠次郎看来，大隈重信的身姿长相都魅力无穷。个子并不太高，却让人感觉很魁伟，连阔鼻梁、宽额头、偏低却具有穿透力的声音等等，都是为他自由洒脱的气质所生。次郎甚至觉得那是自己所没有的美德。一天，次郎听说大隈要去户冢球场看棒球比赛，就改变了预定，也来到球场。据说，比赛的对手，是横滨的洋人俱乐部。次郎装作是大隈校长秘书的模样，若无其事地坐到了本垒后面的特别席位上。环视球场，楠次郎发现，来看球的不光是学生，还有很多外面的观战者，这让他大吃了一惊。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闲人还真是不少。
拉拉队周围的席位几乎都是早稻田的学生。棒球原本是在横滨的美国人兴起的体育运动，所以渐渐形成了一种印象，即有棒球部的大学才是先进大学。早稻田的棒球队，是身为基督徒的社会主义协会会长安部矶雄于明治三十四年倡导成立的。
网子后面的观览席上坐着十几个外国人，只有那里遮有顶棚。除永井柳太郎外，还有在早大教书的英国教授，使得这里有一种社交场所的气氛。这是楠次郎所始料不及的，因为此前他一直认为，傻瓜才看比赛。没有人盘问他，也没有人跟他搭讪，不得已，次郎只能专心看比赛了，可糟糕的是，他并不懂得棒球的规则，除了用身体应和着拉拉队和观众的呼喊声，没有别的消磨时间的办法。看着看着，他明白过来，比赛似乎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早稻田开始进攻，好球不断，时机到来，拉拉队开始一声接一声地高喊：“远远地打！远远地打！”次郎听不清观众嘴里呼喊的选手的名字，觉着没劲，便瞄着大隈校长。校长也似乎对棒球本身并无兴致，一直和旁边的洋人说着什么话。校长左一个“安巴萨达”右一个“安巴萨达”，对方大概是英国或美国的大使。永井柳太郎也被叫了来，三个人就撇下棒球，窃窃私语开了。从谈话中出现的固有名词推测，他们讨论的似乎是统治了中国主要疆域的袁世凯的军队在山东、汉口、南京一带危害到了日本人的问题。
这时候校长的秘书进来了，次郎认识这人。看到秘书递上来的纸条，大隈的神色大变，对安巴萨达耳语了几句，就和永井柳太郎一起出去了。此时，次郎看到，球场上响起了欢呼声，选手们拼了命地在跑垒。后来他才知道，那张纸条，报告了反对软弱外交的右翼打手刺杀外务省财政局长的消息，而结果就是，楠次郎被留在了他看不懂的棒球观众席上。
比赛终于结束了。拉拉队的狂喜，让次郎明白了早大的胜利。楠次郎默默地离开特别席位，走向学生们业已离去的三垒旁边的观众席。他坐下来，环视着空空荡荡的球场。不知什么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他又来到外场席位的草坪上，坐下，旋即想起了小时候去母亲的娘家，在能登川岸边玩耍的情景。
大隈喜欢跟见到的年轻人打招呼，带他们到家里谈谈，一块儿吃吃饭什么的，不管他是谁。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次郎正和永井教授在走廊说话，他从校长室出来，对永井说：“永井君，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能不能到我家来一下？”永井要跟楠次郎告别的时候，大隈却又说：“没关系的，你也一起来吧。你的井伊直弼①研究做得非常好，这也是个我想听听年轻人意见的问题。”
得知自己在雄辩会上的表现得到如此承认，楠次郎心里很是感激。当时，大隈正就如何对抗以桂太郎①为首的藩阀内阁的问题，广泛听取人们的具体意见。
永井说到政友会中也有人对桂太郎依仗藩阀势力的做法很是反感时，极力主张：“遇到不顺心的事，就随意让国会停止活动的做法，是无视立宪政治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