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议会议员、出身滋贺县并在东京或大阪获得成功的冢本、市田、西川等富商、田村驹、饭田高岛、伊藤忠等商社要人也受到东京同乡会的邀请，都露了面。六个庄一下来了四十多辆车，这是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而从国铁爱知川站有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行人络绎不绝，这也是第一次。
“不管怎么说，楠头儿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啊，他让我做包子，我问做多大的，他说做五钱的，一般可都是五厘啊，十倍呢。可包装太漂亮，会被人骂太浪费，所以只好做茶盘那么大的特大包子。”草野对邻村的青年团长自豪地说。
令客人们吃惊的还有铁骨大帐篷群，周围甚至还建了一个专供人力车在此等候的停车场。
天上还有云雀在叫。用在次郎带领下变齐膝深的水为浅水的耕种方法种的田里，放水前种的紫云英，开了红彤彤一片。还有油菜花。在这田园之中忽然出现一片满是白色校园的现代村落，给来宾一种印象：以后的日本大概都是这样的。
诵经是从两点开始的。祭坛设在增建的集会用大房间，坐在折叠椅上的与会者，都是一边仰望祭坛一边听诵经的姿势。
坐在最前排的次郎垂着头，浮想起祖父去世后这十六（是十七）年间自己的生活方式。它绝不是平坦的。三十五岁时才成为实业家，渐渐考虑清楚了今后自己前进的方向。其间有了孩子，但他们将如何成长尚不得而知。父亲的容貌已经记不得很多了，所以没有很深的感慨，可次郎又不得不承认，对再嫁成了小林夫人的母亲，自己还是觉得有些别扭。为了避免她对儿媳妇瞎说一气，次郎这次又让阿樱留在了东京。
生母美奈和小林金兵卫之间也生有二女。大女儿与比她小两岁的川田四之助结了婚，川田最近上京来给公司帮忙，他稳重、聪明，和永井外吉一起分担制造业的东京橡胶和开发业的楠房地产公司。
川田四之助加入自己的实业以后，次郎对母亲美奈的心情和以前相比也温和多了。也可以认为，母亲以赎罪之心，派来了能干的川田四之助。
然而，在政治上，还至少需要两个心腹。而且，还必须让这四个人互相牵制，关系微妙，以不致阴谋颠覆。次郎听着庄严肃穆的诵经声，不断地考虑着自己走上政界后的事情。
我从父亲留下的资料里，发现了应邀出席这次法事的人的记录。因附有详细的出、缺席记载，足见这次法事对父亲来说有多么重要。
记录上，有平松摄绪的名字，和父亲的亲弟弟广田裕三郎列在一起。从被写在亲属栏这点上看，关系应该相当近，但我却从未听说过。
这个未知人物的发现，让已在我胸中安眠的疑问再次燃起了大火——我的母亲究竟是谁？裕三郎去广田家当了养子，在户籍上是我的生身父亲，从这个人能和裕三郎并列在一起这点上看，她会不会就是我的母亲？
裕三郎在我出生两年之后去世，他的妻子，户籍上原名为青山莲的女人，也于同年去世。在头顶上响着整个日本都要给烧掉的声音的防空壕里跟我说“你的母亲……”的父亲，也已经不在人世。那时，楠次郎说我的母亲是“了不起的女人”、“佛一样的人”，但他说的并不是一直抚养孙清和我的楠樱吧。阿樱也在父亲死后追随而去，不久就去世了，所以，我问谁才能知道这个和我生父广田裕三郎一起被记入法事参加者名单的平松摄绪呢？从顺序看，她可能是和我父亲并肩坐在法事会场上的，可理应了解当时情况的公司干部们，也都不在人世了。
这么一想，一种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的实感在我心里扩散开来。这是为什么？是我活得太久了？还是命中注定我和血亲的缘分就是这样淡？
在为写传记做笔记时，虽然觉得过去的人死得早，但这种印象现在似乎应该更正为：我身边的人都很短命。如果硬要找出可以了解一点平松摄绪的人，那大概就是楠次郎后援会成立之前的支持者、目前尚健在的鲶江彰、草野良介了。可是，如果我的出生中隐藏着巨大的秘密，我即便去了，他们也不会告诉我的。我又想起从土墙的窟窿里向外界窥视的村民们的眼睛。那些战国时代的眼睛，变成了投向外人的眼睛，至今尚存。而且，在他们看来，我不就是个深入乡里会令他们为难的外人吗？！
在我的记忆里，一个满脸通红、戴着宽檐帽、疾步走过枝繁叶茂的树下的少年的身影，就像另一个我在树丛高处下望一般，总是清晰可见。我确信，那是少年时代的我的身影。这虽有些奇怪，但应该不会是别的什么少年。我不知道那是我多大时在哪儿的身影，只是，我不知为什么大发脾气。
在我小时候生活过的下落合附近，没有记忆中浓绿的树木。现在是早就无影无踪了，但如果寻找当年的可能性，或许是目白溪谷？那里曾经有繁茂的老树，溪谷中不知从哪儿涌出泉水，水声潺潺。
可我为什么要发脾气呢？前前后后的事情都消失了。似乎并不是因为挨了养母的骂，从家里跑出来。从下落合到目白溪谷，小孩子走显然太远。所以，现在我想，我是在为自己来到这个世上而生气。
而那触发了我这个记忆的女人平松摄绪，如果向楠次郎后援会里如今还健在的干部们打听有困难，就只有小心地取出父亲留下的资料，那尚未开封的两个陈年大旅行箱里装得满满的资料，从那里探寻关于平松摄绪的东西。本来，做完这种整理后应该做一些笔记。因为，只是依靠这些半公开的资料和代替日记所做的记录字条就执笔，对我这个有过研究经历的人来说，可以说是太草率了。只是，这种草率也有其理由。
在感到父亲向死亡直线迈进的时候，我特别想知道自己是谁，并打算由此撰写父亲的传记。然而，我却很惧怕自己的身影赤裸裸地出现。我之所以一直没有打开那个绑着写有住宿饭店和去处的行李签、破旧而耐用的大行李箱，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以穷追不舍的心情，一脚踏入父亲留下的文山字海，费力地寻找开锁的钥匙。当然，我是沿袭撰写我那本《日本产业结构变迁史》的著作时的要领，在设定几个整理项目的基础上，开始作业的。我将这些资料分为幼年时代（那里面还有以前的资料里没有的学年成绩表）、作为政治家的初期资料、当时新闻界的论调、楠房地产、东京橡胶等可以显示作为实业家的楠次郎的行动的资料等。还有为数甚众的书简，我将其分为政治关系、经营关系、家族关系、异性关系。尽管这和其他这类作业一样，随着资料阅读的开展，会出现项目细分化的需要，以及新出现的支系和既有项目发生抵触或需要对资料重新分类的情况。
那是开始这项工作第三天的事。我在像是亲戚关系的一捆书信中，发现了一封只能认为是前后都丢失了的信件，信纸是滋贺县生产的独特的日本宣纸。
对此，因性情刚烈，今后也无法保证不再劳烦，委实于心不安。然退居桃源乡后，心绪渐渐平静，对和歌萌生兴趣，如是无缘于贵处的境地，愚以为尚可修身养性。贵处既是前途无量之身，万望保……而相同纸质的另外一页纸上，只写有两首短歌，但笔迹和那封信不同，上面没有说明，也没有注释。
时哭时笑断肠人不堪混世独撑生涯
世上谁人无烦恼一切尽在虚空中
也许，书信是写在成卷的信纸上，头尾都丢失了。至于短歌，是谁写给谁的、为什么写的，不得而知。
成为我父亲的广田裕三郎和平松摄绪一起参加楠清太郎十七周年忌辰的法事，如果是知道这一事实之前，对这封信笺和这两首短歌，我可能会把它们当做废纸放过去，然而，在疑问一度复苏之后，它就显得弥足珍贵，以至于让我无法判断它的价值。
如果大胆地推测，写这封信笺的人，曾将一个年轻女子领到自己的“桃源乡”。父亲辜负了那也许尚年轻的女子，或侵犯了那女子，总之发生了一些事情，才被写信人收留。
从这封信的字面上“贵处”这个或许可以让我父亲放心的用词背后，我还能听出形同威胁的警告的声音。写这封信的女人是平松摄绪，还是被收留的是平松摄绪，而给父亲送信的似乎是身为姨母的女人？再有就是，我的生母，她潜藏在这些资料里吗？
11
调查父亲三十多岁时的往事时，我发现了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名字——平松摄绪，还找到了可以想象却无法断言是她或者是她身边的女人写的信件片断和两首短歌。这时，我感到我眼前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深渊。
这似乎与我的出生有关，但又不很确切。想来，这种不确切，似乎与人的生存本身的暧昧性是相通的。另外，也可以认为是对男人爱女人、女人爱男人这类事的担心的体现。这封信里所说的事情，无论我怎么调查，恐怕都不会水落石出，莫如说，资料越多，谜团也越多。然而，除了正确地沿着父亲的足迹一步一步接近历史，没有别的什么办法能搞清楚我是谁了。这也正是对我来到人世这个事实的一种挑战。
对于可谓是不知读者的短歌，情况也是相同。开头的“时哭时笑”这句比较好懂，估计谁都会对自己的人生抱有同感。人在不同的人生舞台上，有时哭，有时笑，有时还会愤愤然，但是，“不堪混世”这句，是说吟咏这首短歌的女性居高自傲，无法和他人一起生活在这个烦恼的人间苦海呢？还是说在桃源乡也是如此呢？
我有一种奇妙的印象。在不知作者的信笺里，虽表示出自己身在桃源乡，却又劝告、威胁父亲。但这也许是正常的，因为，虽说住在桃源乡，但未必就能彻悟，没准儿反倒更加愤懑或者感伤呢。
我有一个同学，因对政治家行贿被治罪而过起了隐居生活。他辞职回到京都嵯峨野老家时，大约五十左右岁。我还记得，我去看他那天，是9月台风经过远方后的一个晴日，竹林里竹竿互相碰撞，那声音就像帆船的船身在彼此倾轧。那天，我轻描淡写地说：“真羡慕你啊，我还得在老爹的公司里干，整天价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可他听了，却对我说：“说隐居了心就静了就亮堂了什么的，都是扯淡。脑子里还老是波涛汹涌的，晚上还有睡不着觉的时候。读西行①的作品也好，读鸭长明①写的《方丈记》也好，要是明白了这一点，能读出好多东西来。”他平静的语调让我发窘，他的话和干竹竿互相碰撞的声音浑然成为一体，融入我的记忆中。
想起那位朋友的话，住在桃源乡里的那个女人斥责、威胁父亲，也就可以认为是很自然的了。
还很年轻的时候，我有几次跟着同去参加父亲的选举。那是战败后占领军解除开除公职处分以后的事，当时我是父亲的秘书。
这次选举中，整个滋贺县为总括为一个选区的中选举区，也是明治以来妇女第一次拥有选举权。为在世道大变的情况下重新建立地盘，我是要助他一臂之力的。
父亲预计到当时保守势力的联合，就和数名同志一起，从所属的改进党中出来，参加吉田茂领导的自由党。主张两党合一的名义是，在东西对立的严峻形势下，今后的日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举国一致的势力，但这究竟有多少是出于本心呢。
如果善意地来看，我认为，从这个举动中虽然可以看到一个政党的框子里容纳不下的大隈思想的反映，但不能不说，实业家楠次郎已经是一个相当务实的人。
这件事虽然是我担任秘书期间发生的，但在我看来，政治动向这种东西，从明治、大正时期起就没有什么变化或者进化。
滋贺县围在琵琶湖四周，西侧土地狭窄，东侧有层峦叠嶂的山地，也有山脚下广阔的平原，一个个山间古刹都有其历史渊源，一个个峡谷村庄里，流淌而出的溪流上都有水车吱扭作响。
选举时，我乘坐小型卡车，在曲折的山路上连喊楠次郎的名字，请求人们为他投上一票。有时会有三两个孩子并排挥着手，有时会有一个老年妇女从草屋顶下走出来，激励我们说：“我支持你，加油！”但更多人的反应都是继续默默地干着农活，至多撩开遮脸的毛巾，朝这边眺望。
现在想来，在这样的村落里，能有与寺院领地成为一体的桃源乡吗？也许，所谓桃源乡，并不是根据地理区域划分的，而就是指立志隐居的人移居的地方吧。如果是这样，就很难寻找了。
据说，桃源乡的起源，是古代战败的势力（据我所知有平家败逃者、南北朝廷之争中败北的部族、被毛利所灭的中国武将、败于信长的武田一族等）夺路而逃后藏身、居住的地方。但也有和这种通行的说法唱反调的人认为，所谓桃源乡，就在街边插进去的一条小道上，就在没有任何新奇之处的乡村山野，行人如果不知道，就是从它前面经过，也不会看到它。
我不晓得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谣曲中“化作无形的鬼”、“突然消失”、“只留下面影”之类的词汇，和桃源乡这个名字指的是同一种情景。
是阿樱培养起我对谣曲、能乐、狂言的兴趣的。一个比她大两岁的闺房密友，和夏目漱石门下的东京帝大研究古典艺能的教授结了婚，她也就不知不觉地对能乐、狂言什么的亲近起来了。
有一天，她带我去了能乐堂。那时我上小学，是一个读过啄木的诗和短歌、读过正宗白鸟的短篇小说（虽然读不大懂）的任性少年，看不懂以前没见过的能乐，觉得十分无聊。我不记得那天是不是跟已经成为著名女作家的养母的女友在一起了，只记得那是一个身材娇小、戴着眼镜的妇人，但这也许是用后来学到的知识加以补充的情景。那大概是昭和十二三年的事吧，那天晚上的剧目我也不记得了，只有一个戴着年轻女人面具的演员手拿扇子缓缓移动的身影，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还有结尾部分反复吟唱的那句“露水、树叶都落了”，一直留在我的耳鼓。于是，冥冥中我从能乐所描绘的空间中，感受到了塞满强烈情感的“桃源乡”一般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