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郎心里燃起了熊熊怒火，他要一争高下。他想，先要制服巡警。他迅速看了周围一眼，见两边是刚刚上水的浅水田，便盘算着，如果把他扔进去，让他陷到泥里，自己就没有被认出来的危险了。次郎突然从后面抱住巡警，腿上使绊，可那人到底是警察，似乎早有准备，一边忍受着次郎的攻击，一边一点点沉下身子，想要背起次郎甩出去。他身强体壮，次郎一抱住他，就感觉到了。
次郎想在他沉下去之前钻到他前面，就来了个拿手的“跳腰”①，巡警没有防备，军刀甩向了半空又跌落在田里，可他在落水的同时死死地抓住次郎的脖领，两人一起摔到水田里。次郎想，不能让他看见自己的模样，就把自己的脸埋进水里，使足了力气抓住巡警双腿间的要害。干过农活的人，对自己的握力还是有自信的。对方再次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仰到泥里。次郎连忙摸索着找巡警的腰带，他下身要是没了遮盖，肯定会在泥里爬着到处找裤子的。
地面上，敌人们见给自己壮胆的巡警和什么人一起掉进了水田里，拔出的军刀也甩到了半空中，都准备逃跑了。次郎的一个伙伴绊住要逃的敌人的腿，骑上去挥拳便打，一个敌人折回身想帮助同伙，被次郎的另一个伙伴撞进对面的水田里。
次郎一边留意着岸上的情况，一边拽下快要昏迷的巡警的裤子，可裤子挂在鞋带绑得结结实实的鞋上，怎么也脱不下来。幸好对方穿的是丁字形兜裆布，很容易就脱掉了。借助月光看到他缩成一小团的男根时，次郎突然感到自己的斗志也萎靡了。这家伙也是一家之长吧。次郎仿佛看得见他梳着发髻的朴素妻子、等着父亲回来的几个孩子。
对方似乎回过神来，抓住了次郎的胳膊。次郎想起来，战斗中斗志的瞬间萎靡是最危险的，还有谁也曾经说过“必须痛打落水狗”，不能心慈手软。次郎重又燃起斗志，照着巡警的脸用力一拳，他就再次沉入了泥水里。次郎登上田埂，问伙伴们：“没事儿吧，敌人都跑了吗？”确认安全了，次郎又说：“巡警掉水里了，这么着他可能得呛水，把他捞上来，好好照看着点儿。”接着，次郎喘着粗气叮嘱道：“就说巡警不知道让谁给打到水田里去了，是咱们救了他。”
“您没事儿吧，满身是泥，我有亲戚，就在那边住，还是去洗洗，换件衣服吧。”一个伙伴说。
“好吧。哎呀，今晚来得太好了，这下，警察一时半会儿不会干涉我们了。”次郎说。
次郎在伙伴的亲戚家洗了个澡，从里换到外，痛切地想，自己的选举也就是一场泥水里的战斗啊，无论如何，都不能失败。政治家必须赢得胜利，落选即意味着成为人下之人。次郎反复回味着，斗志仿佛渗透到了身体的各个部位。
投票结果，次郎获得四千四百一十二票，以超过崛部久太郎三百一十八票的票数当选。
大正十五年1月，次郎经永井柳太郎介绍，加入了宪政会。
12
户籍上，我的母亲是一个婚前叫青山莲的女性。可是，她有过什么经历、和养父楠次郎的弟弟广田裕三郎是在哪里认识、又是怎样结婚的，次郎留下的资料里并没有可以了解的记录。我虽然没有把握认为，我把现存的资料都准确无误地读到了，但我总觉得，没有记录本身就是在意味着什么。
然而，我停止了寻母。因为，即便发现了记录，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正确的。而且，理应是基于正确的资料所写下的历史，也有两种或三种写法，记录正确也未必就等于传达了真实情况。想来，自己决心撰写父亲传记的目的就在于搞清楚“我是谁”的问题，所以，父亲的事情和母亲的事情，都是为了明确我这个存在的背景才有必要了解的。我告诫自己，重要的是要抓住作业的正题，不要迷失在岔道上。这也是写学术论文时的心得。如此一想，我才能将楠次郎——我暗自确信他就是我的生父——的传记坚持下去。
就在我要描绘这个在选举中当选、踏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第一步的楠次郎时，我注意到一件事。
一般来说，当上国会议员，今后的方向也就基本决定了，可父亲却不然，这体现出他生活方式的暧昧。
世上也有几个佩戴着议员徽章的实业家，但楠次郎身上却有着同“政商”这个通行概念不能完全重合的地方。尽管如此，也无法断言，追求政治和实业两立的人就必须要忍受内心的不安。楠次郎并不是那种“有良心”的人，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次郎的生活方式中，有很多有悖常识的部分。
换个说法，如果他像永井柳太郎那样专心于政治，他就有下大赌注失败后在历史上留下污点、犯下滔天大错的危险，而如果他要专心于实业，也会有为实现自己的计划而无视法律法规、走上犯罪道路的危险。我认为，这种暧昧的原因在于，他所追求的东西的性质，是活跃在政界、埋头于实业也无法满足的，但那并非理想主义，而是他自己也意识不到的浪漫的内心活动。
楠次郎不擅长和他人合作。独自思考，独自决定，不跟从自己的人都是敌人。让次郎保持这种姿态的能量，大概就是内心的缺失感。他的渴望决不是一条路能够满足的，所以，我认为，他只能选择两条路。
那应该是每天不得安生的日子，但这并不是因为走了两条路，而不过是因为，从精神结构上讲，他原本就是那种不安分的人。因此，政治家和实业家哪个是他的根本之类的问题毫无意义，这个叫楠次郎的人，是从哪个楠次郎是本质的楠次郎这种二元对立的问题中游离出来的。
然而，实际考察一下他的足迹，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两个世界是矛盾的，他也是进退维谷。事业上处于逆境时，他就会反省自己太热衷于政治；没能成为大臣，他又对家人解释说，为了集中精力搞实业，就不能当大臣。而政党的同志似乎也并没有期望楠次郎成为政界的领导人。战争年代，尽管最终当了东条内阁旗下的翼赞会所属议员，但人们认为他过去一直是主张革新的，战败后受到了美国的宽大处理，他又转而成了亲美派。这些举动甚为纯真，与老奸巨猾、城府颇深的政治家的印象相去甚远，与作为实业家的楠次郎也大相径庭，显示出完全判若两人的性格。
在对父亲的一生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世上普遍认为的成功与否的尺度，与个人感觉到的安定、满足和充实之间，有着无法测定的落差。
在世人看来功成名就的人，到了撰写自传的年龄，写下“我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时，读者总是会理解为那是努力的一生，从中寻找鞭策自己的教训，对作者顿生尊敬之心，可对作者来说，所谓“战斗”，很多时候也包括与自己的痛苦战斗。只是，不知道他本人是否能觉察到这种战斗的性质，有时候，他也会在意识中将“战斗的一生”误解为“努力的一生”，至少，楠次郎就是这样。
祖父楠清太郎传授的古训，便是次郎努力的指针。从“敬神崇祖、报恩感谢”到“早起三分利”，训诫多多。随着次郎年纪的增长，经验渐渐证明，按照这些古训去做，就不会有太大的失败。
也许是因为当农民时的习惯，次郎起得很早，所以公司的干部们也被要求早起，家里人也必须比他起得更早。唯一的例外就是阿樱。虽然这里有健康的原因，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只是在次郎出门前梳洗停当、目送他出门就可以了。
次郎早晨起来后，饭前要朝着故乡所在的西南方向击几下掌，接着给佛坛点蜡上香，敲钲念佛。佛龛是吩咐裕三郎在旧家具店找到的。据说，宗派不同，佛龛也不同，但次郎觉得，能把祖父母和双亲的牌位摆上就足够了，所以看到裕三郎搞到一个比预想的便宜很多的，还夸奖他能干来着。到底是便宜货，没有下层，但由于做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台子，反倒显得非常华丽庄严，而每天换水、不致让佛龛的花儿枯萎，也成了阿樱每天必做的功课。也许是习惯了的缘故，做完这一连串早上的仪式，次郎才能静下心来，开始着手前一天晚上计划好的这一天的工作。
当上国会议员，将次郎从早上要留心不弄醒阿樱的不便中解救了出来。议员食堂不到八点不开门，买着吃又是次郎最看不上的浪荡行为，所以，他都是带着让女仆早起做好的饭团来到议员食堂，就着茶水吃下去。回到议员会馆后，从那里给两个房地产公司的干部打电话，检查分售施工的进展情况、销售情况、同准备收购的地皮所在的当地村镇的交涉情况。因此，次郎的议员会馆的墙壁上，贴的不是选区的海报和世界地图，而是轻井泽、伊豆箱根地区的图纸，有时候，冒失的来客还给搞糊涂了，不知道他的选举区是长野县还是静冈县。总之，不论与其他的众院议员举止有什么不同，只要是实用的，他就不会在意别人好奇的目光，这和每天坐人力车去早稻田大学上学那会儿没有一点改变。
走上政治和实业两条路后大约过了一年左右，有坏消息传来。从一个月前起，别墅分售地的预约和咨询就突然一个都没有了。
次郎在选举演讲中曾这样批判过政府的无谋：“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六年了，可政府对经济状况仍然是态度不明，政策不力，从而错过了解除黄金出口令的时机，致使不景气的状况越发严重。”但是事态不幸言中，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自己的公司受到了影响。
“这种状况如果持续到夏天，可就有资金周转困难的危险了，因为秋天起就得开始偿还公司债务了。”负责财务的川田四之助低声说。
“那怎么办好呢？”次郎表情严峻地坐在椅子上，看着川田。
“在没有资金周转的目标之前，只有停止施工了。”川田急忙眨着眼睛，试探地主张道。
“不行，那不行。”次郎坚决地否定了。在开发别墅的同时，他还计划在郊外建造一个大学城呢。
前年，次郎去后藤新平那里表达参加选举的决心时，后藤新平在关东大地震后成立的帝都复兴院总裁办公室接待了他，海阔天空地说：“我留学时，俾斯麦①刚刚下台，但思想上对德国国民的影响依然很强。我就是在那里学到了什么叫‘治国’。这可以追溯到费希特②，那就是自治、独立的思想。其中，具体的城市规划、卫生制度的建立、地区财政的确立都是必需的。楠君，这才是文化啊。海德堡了不起，给琴根亦然，以大学为中心，保持了中世纪以来的都市传统。我们必须创造新的传统。三百年、四百年，很快就会过去。楠君，你一定要建一个大学城！”
听了后藤新平的一席话，次郎想起，这位前东京市长发表了一个以两条环状公路和数条放射状街道为中心的东京改造计划。次郎打算派最近给公司帮忙的中岛聪去一趟德国。他是阿樱的外甥，大学学的是工学，毕业时因持续的不景气而找不到工作，临时来次郎的公司帮忙。次郎相信中岛的性格，虽然他还年轻，但还是把刚刚成立的多摩湖铁路的经营交给了他。
这条铁路是从中央线国分寺站到多摩湖的短途郊外铁路。次郎估计，倦于都市生活的人们一定想看看与大海不同的水域风景而来多摩湖游玩，多摩湖四周是绿色的多摩丘陵，规模虽比不上琵琶湖，但这一带作为东京的内庭，理应成为最优越的住宅地。
次郎从未想过自己要出国。再怎么快的船，来回也要两个星期。如果在德国停留三周，就要有一个月不在日本，这期间公司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不懂外国话，就算请翻译，但那翻译若和洋人合伙，自己还不知道给骗成什么样呢，这也让人不放心。次郎还相信一句话“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一个月不见面，公司职员没准儿就起了谋反之心呢。苑子那样的女人不就是吗。再说了，和金融机构的斡旋，也是非自己不可。
在这些不安的另一面，次郎对自己的想象力充满了自信。他相信，只要中岛拿回重要的资料，比如市街地图、明信片、有关城市规划的说明等，就比一般人待上一年还能抓住本质。
决心参加选举后不久，大隈重信去世一年半以后的一个早晨，次郎刚到已搬到原宿的公司，就叫来中岛，说：“有点儿事儿跟你商量。今天天儿好，高兴，咱们外边说吧。”
中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表情紧张起来。平时有事，次郎要么简单扼要，三言两语，要么暴跳如雷，张口就骂。要是被问到和阿樱分不分手的事儿，可就更糟了。中岛越加担心起来。
“我想让你出趟国。”一走出去，次郎就单刀直入。“想让你去德国大城市考察一下，柏林、法兰克福、给琴根，还有海德堡。”然后，次郎把从后藤新平那里听来的有关大学城的特征等，对中岛解释道：“不是有个词叫‘门前町’①吗？都是以有名的寺院啊神社为中心的。我也计划建一个。这也就是大学和车站、道路的关系。德国恐怕和古城堡有关系的城市很多，和城市相连接的公路也是，后藤先生说叫高速公路。”
中岛很感动。他听川田四之助说过，公司情况不那么乐观，头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也开始这样叫次郎了）也许总有办法渡过难关，可这种时候竟能派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人去德国一个月。正直的中岛想，自己要给这个人干一辈子。
中岛觉得必须表明自己的感激之情，头儿喜欢爽直的人。
“太感谢您了。我虽然没有什么信心担此大任，但你指向哪里，我肯定打到哪里。”
“嗯，”次郎盯着中岛，点点头，补充道，“另外，你也要调查一下德国的公路是不是全部都是国有，有没有私有公路。”此时，次郎脑子里已经有一个以车站广场为中心、呈放射状发散的公路图了，广场要转盘式的，中央要有一个仙鹤、水禽戏水的水池……问题是能让这个计划付诸实现的土地和迁移至此的大学，这些不定下来，就什么都定不下来。然而，次郎不这么想，他的逻辑是，只要有意志，就有可能。
起初，次郎将已经到手的多摩湖铁路的起点国分寺站周边地区列入了考虑范围，可站前已经有了商店街，没有建广场的余地了。至于途中的小平站或东村山站周围，经调查发现，这里从地形上看不适合修建宽敞笔直的公路。另一方面，就早稻田大学的可能性的问题，次郎向永井柳太郎征求了意见，但有过卷入校长风波的痛苦经历的永井却不太积极。
“还是不牵扯学校为好，”永井说，“学者大多不谙世事，对实业家都持有戒心，而且，他们觉得接受赞助是应该应分的，特别是同窗会，对自己曾经就学的地方有一种留恋，所以他们第一个要搞运动，反对迁址。”永井如此摆出不能赞成的理由之后，还难得地提出现实的建议：“要建大学城，要么就新建大学，要么就配合后藤的城市规划，把位于繁华地段的国立大学迁到这儿来。”
永井柳太郎关于大学城建设的意见是很有说服力的。此前，次郎只是将其作为政治家来敬重的，并没有太看重他关于实业的意见，这天，他对教育的看法令次郎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