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私有财产限度》的标题下，写着“日本国民一家之所有所得之财产限度为一百万日元”，下面的《土地处理三则》中，规定“日本国民一家之所有所得之私有地限度为时价十万日元”，第五卷则为《大资本的国家统一》。
将各卷主要内容匆匆过目之后，次郎心头掠过一丝不快，仿佛听到一个没劲的玩笑，读到一首不知所云的诗，他想，这可不成，这是社会主义。于是，他心里嘀咕起来，永井为什么要把这本北一辉这个自己不认识的人写的小册子绝密文件般地交给自己呢？
次郎决定立即打电话约见松村谦三。他也应该读了这本小册子。
“永井先生用心何在呢？”次郎问。
“你也知道，永井先生对政党政治的水平很绝望。”
的确，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很多政治家的目的是接近政权，政策的实现和政治理念的渗透只是第二位的。在通过普通选举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私通处于反对立场的贵族院的人，和得知政友会势力渐强后便舍弃推进普选法的立场、转而欲与政友会提携的集团。
在政治家们东奔西窜之际，不景气的现状越来越严重，列强对日本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在国民看来，政治家们置不景气、破产、失业等大事于不顾，整日专注于利己的争斗，这对永井柳太郎这个对人世间的空气比常人敏感的人来说，不能不让他感到情绪低落。这种情形被认为是政府无能之故，若槻内阁因此辞职。对永井来说，辞职与其说是反对党内阁的辞职，不如说是政党内阁因枢密院而溃败。其结果，长州藩的代表田中义一当了首相，永井柳太郎的挫折感便也越发加重。
“理想主义成分越多的人，挫折感也越深。振作起来的最好的良药，就是在这次选举中我们真正的普选法能大获全胜。我也很茫然，但最后决定辞去报社记者的工作，参加选举，从永井先生旁边的富山。”松村说。
“北一辉是什么人？”次郎问道。
松村谦三刹那间现出很惊讶的表情。
北一辉和次郎是同一代人。他曾作为早稻田大学的旁听生，学习哲学和史论。这个天才在论坛上轰动一时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最后被禁止发行，但他主张应该支持中国革命统一，曾出版《支那①革命外史》献给大隈重信，所以，次郎不知道北一辉，简直令人无法相信。
楠次郎关于学问和政治的知识中时不时地会有这种漏洞。一边听松村谦三关于北一辉的解释，次郎一边想，关心政治的青年们聚在一起听北一辉讲话时，自己大概是出席东京橡胶的董事会或是去工地了，连报纸也没能好好看。
“拿明治维新来说，他相当于吉田松阴吧。”松村说着，结束了对北一辉的解释。他谦和的回答令次郎很高兴。
“如此说来，永井先生想知道我们的反应喽。”次郎说。
“对，而且，也许他是想警告那些枢密院和贵族院的老爷子，如果继续做出违反常识的举动，愤怒的人们会投向北一辉的。对了，永井先生也许是在寻找这个方法呢，无论怎么禁止发行，也不能蒙上眼睛啊。”松村主张道。他记者的才能可见一斑。他像想到什么一样，将目光斜上天井，用左手无名指轻轻敲打着膝盖，陷入沉思。很快，他回过神来，说：“啊，对不起。我在想，像北一辉这样的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用在确立议会政治的权威上呢？也许永井先生想让我们读的就是这个呢。先生说过，常把对手分成敌方我方的思考方法本质上是不符合议会政治的。”
“这我明白，可这个人如果用错了，咱们也有烧伤的危险哪。”次郎的意见很消极。
“确实是这样。”松村肯定地说。接着，他又说了一些难懂的话：“永井先生不应该直接接触，政治中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配合必须慎重。”然后，他向次郎说了一件令次郎很感意外的事情：永井先生的希望不是做外务参与官，而是陆军参与官。
“我也理解不了，就刨根问底地追问。我当过记者，这种时候的追问是我的拿手好戏。他说，他判断，如果推行日本的改革计划，就得有一个不得不使用现役部队和在乡军人的阶段。他说，他做了他不希望做的外务工作，是党的人事安排。我听了，感到他觉得很不妙。”
松村的话让次郎很吃惊。次郎感到，永井柳太郎和自己之间不只是前辈和晚辈的关系，在政治上，还有着职业选手和门外汉的差距。然而，对自己来说，立马成为一个职业选手的搭档，也是不可能的。次郎将这个发现归咎为，在自己埋头抵抗公司危机时，永井柳太郎作为职业政治家越走越远。自次郎初次当选后第二年起的三年间，除了重要法案的委员会和全体大会上进行表决的时间，已经很久没有出席议会了。而且，党的会议几乎都是缺席的，对干部的人事分配也未曾关心。即便是有人提议说“让楠君干如何”，也会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他不是正忙着公司的事儿呢吗”的声音来，结果，他被政治扔在了后面。
次郎确认，这并不是因为被有意识地当做了排挤对象。他不愿意这样想。他眼前又浮现出对自己很好的早稻田大学时代演讲组的同伴们的模样。可是，除和永井前辈外，平时自己轻视和伙伴们的交往，也是事实。
次郎一直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聚在一块儿饮酒作乐，练几首小曲，下几盘围棋，这都是有钱的闲人做的事。在有志于政治的学生时代，次郎也曾经常去看年轻女性演唱的义太夫，想学习筑前琵琶，虽然名义上是为演讲做发声练习，但是次郎自己最清楚，实际上不过是舞台上演奏的女演员很有魅力罢了。次郎也时常反省自己，并为扩大个人的交际范围，和永井、木暮武太夫（此人是太郎和永井共同的朋友，同为众院议员，经营旅馆）去一去料理亭，可他只是盘腿坐着，露出质地很厚的棉毛裤，不喝酒，不知道西鹤，也不懂得近松门左卫门，很难加入到他们混有女人的谈话中。木暮这样的人很会说些轻松的俏皮话，大家都笑得东倒西歪的时候，次郎也不大明白，只是慢一拍地附和着笑笑而已。宴席上的侍女们意识到次郎的孤立，偶尔会过来搭几句话，但这更给他一种被可怜的感觉。
同松村谦三见过面后，走在刚刚吹起的寒风中，次郎忆起了很多事情，忿忿地想，我反正是个乡下人，是个杰出的农民。
秋风扫着落叶，次郎想，儿时也是一样，现在自己有真正可以叫做朋友的人吗？回想一下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一直是孤立的。只要按一种生活方式生活，这种孤立就在所难免。然而，却不能说事业会因此就过得去了，搞实业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莫如说顺序正好是相反的。既然这样，一段时间内，就必须得在确保议席的同时，集中精力扭转公司困境，发挥作为楠氏家族一家之长的作用。这得用三年还是五年，需要依景气情况而定，此间，只好请几个朋友研究一下政界的动向、日本和外国关系的变化，让自己不至于太落后于时代。为此，交两三个高水准的报社记者朋友，也是很重要的。
公司的境况如此严重，使次郎不得不承认，自己一直强调的政治和实业是自己车之两轮的结构崩溃了。次郎思前想后，慢慢回到了很少回去的上大崎的家。
入夜，寒风越发强劲起来。虽然是新盖的房子，但跑上坡道的风声，会把次郎从睡眠中惊醒。半夜里，他坐起身，想，见到松村谦三后自己内心的摇摆和不安还是不要跟阿樱讲了吧，北一辉的事大概也是不讲为好。关于《国家改革案原理大纲》，可能永井也没有和贵久代夫人说起。政治就是这样子的，越是职业的政治家，越有一些和父母兄弟都无法言说的东西。这样一想，次郎就能将自己在家族中的孤立、和阿樱的距离合理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