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申报为昭和二年3月30日出生，为广田裕三郎和广田莲所生，取名为广田恭次。此后，昭和四年，父母因患流行性感冒先后去世，我便被楠次郎、阿樱夫妇收养，改姓楠。升入中学时，我从阿樱那里听说了这些。正式的申报登记时，出生年月、姓名、父母情况等都一直是户籍上的父母的名字，公布考试结果时，揭示板上当然也是以楠恭次的名字出现的，这在楠次郎、阿樱二人去世后的今天也未曾改变。
然而，最近，我决定撰写父亲的传记并着手准备时，才知道这与事实不符。让这件事水落石出的材料不在父亲留下的庞大资料中，而是出现在养母阿樱的遗物里，就藏在装有阿樱年轻时写的随笔、朋友的来信等的大旅行箱中。我发现了一个用布卷着的白色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个印有礼签、礼绳的封筒，上面写有“寿”字，里面是几张证明材料。
大正十五年11月10日上午十一时五十五分生恭次东京至诚病院产室父楠次郎
母青山莲
同这份材料在一起的，还有像是脐带的一个又脏又干的硬块，和一份接种证明。
第一期种痘证广田恭次昭和二年3月30日生
昭和三年1月种痘（第一回）正常四颗右第一期种痘完了特此证明昭和三年1月30日医学博士冈本孝
当时，为预防可怕的水痘，幼儿有接受种痘的义务。这份证明书的栏外还印有“注意事项”：“此证应保留至接受第二期种痘时。如有相关人员查验，需出示此证。若无可以替代之证明，应课以十日元以下罚款。”
第二期种痘证明是昭和十一年4月23日由新宿区下落合的医生本山三郎开具的，但这时的名字就变成楠恭次了。大概，大正十五年我在至诚病院出生时，还没有姓。如果说有，也许就是青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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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关于我出生的资料纯属偶然，并不是踏破铁鞋终得见那种。
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严重不景气中，原楠房地产公司、现综合房地产公司迫不得已缩小规模，这对我来说是引退的好机会。楠次郎创下的企业集团的总部职能集中到有着埼京电铁控股公司地位的楠观光公司，由异母弟弟清明继承。综合房地产成为另立门户的公司，且综合房地产销售为其子公司，所以我一个人完全可以拍板。我记得不知谁说过，一个人能够不失热情地将同样的工作干了二十年以上，不是因为钝感，就是因为天才。一旦决定，我就想尽快从生意上抽身。
有一种意见认为，我的引退，是临阵脱逃，是想从经营的劳苦中逃跑脱身，也有同行和财界领导人真心忠告我说，创业者家族的人不能轻易不干。我决定将归综合房地产销售公司所有的楠次郎的一处宅邸卖掉，以返还银行贷款。我想这样日后就能自由了。这处宅邸叫六庄馆，名字取自老家东畑郡六个庄。楠次郎的遗言中写着“我死后一直由阿樱居住，再后作纪念馆之用，使之成为楠家一族和合交欢之场所”，但我的做法是违背了遗嘱的。父亲死后，它一直由综合房地产销售公司管理，但考虑到战后因一些不好理解的原因被剥夺继承权的长兄孙清，我便将养母阿樱的遗物都归拢到一个房间，委托他保管。
想卖掉六庄馆、关掉综合房地产销售公司等一连串决定的背后，或许有我对楠次郎的扭曲的感情吧。因为并没有可以说“确实有”的自信，所以在此只能采用“或许有”的说法。这虽然是自己的事，但却又搞不大清楚。
决定下来，和孙清碰头的时候，有关阿樱的遗物，他说：“我也上了年纪了，又没有孩子，所以，养母的遗物你就适当处理了吧。我记得也没有什么可说是财产的东西，那些妇女运动的资料捐给相应的财团啊图书馆什么的，她会很高兴的吧。”
孙清比我年长十四岁，看上去十分显老，对从小养大自己的阿樱的想念应该比后来的我深得多，但却如此想得开，我不禁以颇羡慕的心情看着他。有关我出生过程的文件，就是从阿樱的这些遗物中找到的。
阿樱的三个旅行箱中，多是大隈重信、新渡户稻造、永井柳太郎、山川均、荒畑寒村等人的来信，平冢雷鸟、远藤清子、神近市子等妇女运动家给她的信件和资料。此外还有日本女子大学的毕业证书、和同学照的照片，以及姓田之仓时从小名浜她父母那里来的信等等。另外，坪内逍遥、三木露风、田山花袋等文人、学者的书简也在其中，正如孙清所说，这些东西捐给近代文学馆之类的地方，她会很高兴的。
另一个旅行箱里，收藏着战后不久的昭和二十九年和楠次郎离婚前后的有关材料，其中有这样一封信。
我完全领会您的意思了，那么，如果您走在了我前头，关于留下的财产，亦即遗产，我没有任何希望，即我不参与遗产分配。只是，我希望详情请向奈间岛先生问询，拜托。谨此回复。
这封信大概是楠次郎去世后又回到阿樱手中的。奈间岛曾是埼京电铁的律师，为人温厚，离婚时次郎就是请他做代理，进行的协议离婚。当时，楠次郎热衷于坚守实业，一定是做了很大努力，才让阿樱完全放弃了遗产继承权的，同时也说好，在达成离婚时，支付给阿樱八百万日元的精神赔偿费，这在当时是相当一大笔钱了。
看到这些文件和记录、信笺，时间忽而跳回到过去，又忽而返回到现在，使我不由得感慨，人生的各种约定和烦恼是多么优柔且虚幻的东西啊！而关于我身世的记录，以及为证明这个记录而留下的脐带，就混在（抑或可以说是被隐藏在）这些资料中。
对我来说，这个发现令我惊奇，但也仅此而已。我只是想，原来如此。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怀疑，这份资料为什么出现在养母的遗物中。从资料的性质来看，这些东西应该在生母手里才对。
答案似乎可以考虑为生母的早逝。或者，为让其将来也无法自称是恭次的生身母亲，楠次郎给她施加压力，她才不得不把所有物证都交给阿樱的？围绕广田裕三郎和青山莲的婚姻，与我以前的推测正相反，楠次郎和亲弟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不论哪种情况，作为出生的孩子，都与幸福无缘。就算双亲早亡，我本可以作为青山恭次成长、出世，可我偏偏在与己无关的地方，姓起了楠。如此想来，人的名字、身份、贫富差距都是偶然的了。
如果还是青山恭次，我恐怕就不会是综合房地产销售公司的董事长了。如今，虽然觉得这样可能更好，但由于事实上作为经营者的每一天都过得十分充实，所以我没有资格发牢骚。
尽管如此，我的生母青山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性，俨然成了我最新最大的关心点。这个名字是我要写楠次郎传记而开始调查后新出现的名字，关于她的资料几乎无处可寻。
我不止一次地望着写有“东京至诚病院产室、父楠次郎、母青山莲”的出生证明，思忖着养母阿樱瞒着我保管它的意义，但想不出任何清晰的记忆。户籍上最为明了的是“广田恭次，昭和四年10月30日成为楠次郎和楠樱的养子，更名为楠恭次”以后的事情，以前的事用历史术语来说是“史前”。而另一个依稀可见的就是，关于我的身世，有不好公开的情况。虽然有医院的出生证明，但上面记载的青山莲是不是她本人，却没有证据。
当然，也可以推测成这样，即楠次郎说服亲弟弟广田裕三郎让他将恭次当做自己的孩子抚养，其妻青山莲也同意了此事。可如果没有青山莲不能生育的条件，这种结果不是也太不自然了吗？
围绕着几件事情的几种推测的可能性中，很容易想到的一件事就是，阿樱明明知道恭次是楠次郎的孩子却为什么又二话不说继续抚养他？了解到事实的那会儿不正是战争越发激烈的时候吗？这些问题在那些大事中是相当容易得到解决的。如果认为父亲在防空壕中说“你母亲是个佛一样的人”，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事情才得出的结论，便很好理解了。当时，父亲所说的“你母亲”指的是阿樱。从我的立场来看，比较自然的推测只此一处。阿樱想总有一天会告诉我生父是谁，才在旅行箱中深藏着这份资料的吧。然而，关于我母亲，大概阿樱也不太了解。而青山莲，或者说生下我的女人，楠次郎对阿樱可能也没有进行清楚的说明。
楠次郎的失误在于，他没有想到广田裕三郎和阿莲都染上了流行性感冒，留下年纪尚幼的我，相继去世。如果换个想法，说成是领养亲弟弟的孩子，对阿樱也好讲一些。手足情深的楠次郎，也许在悲痛中也是一拍大腿，觉得这下恭次的事情可在应该解决的地方解决了。可次郎与生俱来的手足之情使他总想留下恭次是自己亲生孩子的证明，于是才将一直珍藏的我的出生证明交到了阿樱的手里吧。
战况恶化，女人孩子都被迫离开东京的时候，即将一个人疏散到以前被叫做沓挂的新轻井泽地区的阿樱，对父亲说起和他一起留在东京的我的事情时，向楠次郎叮嘱道：“恭次就拜托你了，他一直是我带的，有感情了。平时他挺老实的，但也很耿直倔强，太强制了，就有走上邪路的危险。”
那时，阿樱已经知道了和楠次郎有了三个孩子的石山治荣的存在，所以对丈夫在女性关系上的随便应该是有清楚认识的。然而，无论此前还是此后，“恭次的生身父亲就是你吧”之类的话却从未出口。
尽管在这样的背景下，楠次郎把阿樱说成是佛一样的人，但当时跟我说起的时候用的是过去时，又是为的哪般呢？对这些不透明的事情，还得细读各种资料才行。
从阿樱的旅行箱中找到的离婚协议书上，继“关于上述当事人的离婚，协议如下”的前言之后，有这样的记述：“楠次郎和楠樱自昭和十五年4月1日起分居，丈夫楠次郎每月支付给妻子楠樱一定额度的生活费，但双方均认为事实上已经为离婚状态。”
至于为什么是昭和十五年4月1日这个日子，不进一步调查是不会知道的。但养母只身疏散到轻井泽是昭和十八年的事，和这个日期没有直接的联系。可因为事实上的离婚状态而用过去时说起妻子的事情，也很难成立，因为说到“你母亲”时，父亲用的是那种考虑到万一，起码要对此有所交代的被逼无奈的语气。这可以理解为楠次郎是想说：虽然没有说、也没打算说，但如果你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想知道生母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最重要的是，她是个佛一样的人。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率真的理解，因为，当时战争是如此紧张，父亲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掉。
不管怎样，昭和初年，楠次郎面临选择的两个问题中，在政治家还是实业家的选择上，他决定对公司困境置之不理，参加第一次男子普选。可以认为，因这个决定，楠次郎选择了作为政商的姿态，而抛弃了学生时代以来的对政治的纯粹。
对另一个我的身世，楠次郎策划让弟弟广田裕三郎和青山莲结婚，从一开始就作为他们的孩子进行申报，使问题得以解决。
叔父从小在成绩又好、臂力又强的哥哥次郎面前就抬不起头来，长大后又在哥哥的帮助下开始了在东京的生活，所以，可以充分地认为，因景气不好而一时半会儿无法结婚的他，有一种“如果自己的承诺能帮助哥哥”的心理。从父亲对我讲过的叔父的性格（不论做什么都没长性、意志不坚强、讲究打扮、能说会道、为人和善等）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大。可青山莲是怎样的呢？
混杂在楠次郎亲属关系的信件等中、带有责备意味的信笺片断和两首短歌，让我想象她是一个近乎青山莲的稍有点年纪的女性。如果短歌是青山莲本人所作，信笺片断是平松摄绪所写，那么我的生母多半是个和滋贺县渊源颇深的人了，而且还是个性情刚烈、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
两首短歌虽然很难想象为年轻女性所咏，但我猜想生母的生活环境应该是国文学和桃源乡相关的领域。另外，我还从阿樱保管的资料中发现了一本薄薄的文库本《和泉式部歌集》，上面附有赠言：“谨将此吟咏过往浓烈痛苦恋情之歌集赠与楠次郎先生。您的少女。”
写下这话的绝对不是阿樱，有可能是石山治荣、青山莲、平松摄绪，或者是也许是我生母的第四个女人。如果没有发现这个资料，我也许直到现在都不能拂去这种妄想：我是我生母被楠次郎强暴的产物。
然而，为什么是《和泉式部歌集》呢？她正如被紫式部批判为“和泉正因下流无耻才存在”的那样，是为奔放恋情而焚身的一生，所以，少女捧献的歌集可以是建礼门院右京大夫的，如果她是了解楠次郎曾编过《新日本》杂志，歌集也可以是与谢野晶子的。
打开那本歌集，我看见上面到处画着圆圈，记着三角符号。在画着双圈的短歌中，我发现一首“山谷萤火虫仿若灵魂出窍来”，让我想起滋贺县有几处萤火虫名胜地。她大概去捕过几次萤火虫，见到这首短歌，才想到将《和泉式部歌集》赠与恋人楠次郎的吧。可是楠次郎却没有读，对他来说，只要把对方的身体占为己有就足够了，余下的就只是让她生孩子，不需要读什么不知所云的短歌。他同公司破产的危机抗争，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推进选举的准备，每天恨不得飞也似的走路，哪里有心情读那些恋爱短歌？
我最大的疑问是，这本歌集为什么和出生证明等一起收在箱底？也许是养母阿樱打算时机到了把知道的事情都讲给我，只是有些地方没有自信、不够清楚，才在一拖再拖之中错过了机会。在这个过程中，阿樱和楠次郎事实上已经处于离婚的状态，而且战争形势迫使我必须住在疏散地家中的耳房里，那时和次郎已经一起生活的石山治荣及其孩子们也住在那里。我转移到石山治荣家里是因为，为逃避征兵而开始上班的军需工厂疏散到了箱根，石山治荣那里更方便些。那家工厂主要生产防毒面具，是楠次郎原来的橡胶公司转型而来的，事后想来，那可能是楠次郎的有意策划。
在分居、离婚期间，阿樱能放心见面的只有被剥夺继承权的孙清。
围绕我身世的另一个推理就是，我出生前，将其当做广田裕三郎和青山莲的孩子的想法就已经决定，我的生母冒充青山莲住进了产院。但是，了解这一时期事情的人几乎都过世了，如果说或许有可能听说过一点什么的人，就只有小林银兵卫的孩子们了。
兼顾准备选举，次郎回了一趟老家，他亲眼看到，农村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通过与楠次郎后援会干部鲶江、浦部、草野等人的接触，次郎得知，现在正有一种情绪在弥漫开来——只要能挽救这种状况，什么样的政府都无所谓。次郎为了公司一路苦斗，所以乡间的这种情绪他是能够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