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郎想象的地图上浮现出开拓地的光景：道路笔直，绵延不断。他想，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建造一个有笔直的道路伸向远方的城市。这么想着，故乡的老人消失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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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着次郎的列车傍晚抵达新京（今长春）。由于路轨很宽，又几乎是直线地穿过平原，所以感觉比日本的火车快得多。郑孝胥总理等众多要人前来迎接，并在车站贵宾室进行了恳谈。次郎不能不感到，在国会上或是在乡里称支那人时脑海里的印象，和眼前的领导人的举止、谈吐，完全是两样的。次郎觉得他们是在以悠然的态度，接待着远方的客人，既不低三下四，也不妄自尊大。次郎还感到，在国会上讨论对支政策时，众院议员们把满洲假想为属国是危险的。次郎打算回国以后，要把这种印象清晰地传达给大臣，便在视察旅行期间常用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要人的态度”。
晚宴上，次郎就产业政策、从日本派遣技术员、工长级经验丰富的人员的可否等问题，和相当于日本的大臣的经济部长以及外交部长等交换了意见。经营过类似街道工厂的经验，此时也派上了用场。来这里以前，次郎曾同拓务省的官员探讨过将满铁的资本金增为八亿日元的必要性、为防止利权横行而暂称“日满棉花协会”“日满绵羊协会”的组成、“满洲航空株式会社”的设立等问题，对方似乎对次郎的话很有好感，因为次郎不是大谈特谈日本政治家解放亚洲之类的空论，而是拿出了利于提高满洲经济和民生的具体政策案。
在新京待了三天，次郎来到距西伯利亚的沿海州①不远的佳木斯。为从这里折回哈尔滨回国，他打算再坐一次满铁。佳木斯没有西式旅馆，次郎住的是由地主家改建而成的迎宾馆。到达佳木斯那天晚上，次郎和数名被称作自卫移民的、来自日本的开拓农民共进了晚餐。这个时候，滋贺县的农民生活经历又起了作用。次郎深入听取了本土和满洲农民耕种法的差异，对农业机械化也有强烈的关心。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热的强烈反差以及慢性缺水等本土无法想象的严峻现实，然后说：“不过，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妥当，这里最可怕的就是土匪。”
吃过日式饭菜，啜着中国茶，次郎问道：“是俄国人还是支那人？”
“他们大概是白天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农民。”一个相当于他们代表的、晒得黝黑的男子回答说。
次郎不知该如何理解，默不作声的时候，那人又说：“这些家伙目的不是要杀伤我们，只是把我们干活收获的东西抢走。”
“是不是他们觉着自己才是主人哪？”坐在那个晒得黝黑的男子旁边的农民补充道。
会餐结束回到寝室后，次郎想，这些人抱着建设亚洲共荣圈的理想来到佳木斯，遭遇了和预想完全不同的现实，他们坚信日本人会受到欢迎的理想，支那人还没有认同，他们在本土时，想象不到这种虽然一起劳动、但敌对意识却丝毫没有减弱的关系，而这种事态，又似乎不是以教化或者诚意就能轻易打破的。
钻进让火炕烤得热乎乎的被窝，次郎又想起了石原莞尔的那幅满洲国组织机构图。次郎觉得有点明白石原为什么把协和会会长和建国大学的地位抬得那么高了，高得超乎常识。石原大概认为，居民的教化需要一代三十年的时间，但即便这样也无法保证成功。考虑这个国家的事情时，除了考虑辽阔的面积，还必须把时间延长为本土的几倍才行。次郎想着这些问题，进入了梦乡。
大约过了两三个钟头吧，次郎被一阵刺耳的铃声惊醒。有人急急地敲门。次郎摸索着找到开关，却按不亮电灯。
“对不起，有敌人袭击，今晚情况有些不妙。”
听到这样的说明，次郎借着豆子一样小的手电光穿上裤子，披上上衣，在警卫员带领下下了楼梯，来到地下室。远处传来枪声，警卫员小声说：“这里是钢筋水泥的碉堡，绝对安全，也可以换气，对不起，在守备队到达之前，您就在这儿睡吧。”
次郎三年前为迎接出席伦敦裁军会议的若槻礼次郎去过上海，目的在于要在若槻回国前，对其讲明关于裁军会议的国内舆论动向和政治形势，那时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从旅馆看不到对岸的长江之大令人吃惊。这次旅行由于是以政治家身份进行的，次郎每天都会痛切地感受到满洲国这个异国的统治之艰难。过了很久，守备队也没有来。
在拂晓前的这段时间里，次郎在这个只点着一根蜡烛的洞穴般的空间中，想了很多事情。
天井被昏暗的烛光照成拱形，次郎想起了被祖父领着住宿过的滋贺县商人旅馆的大房间的情景。那如同贫穷日本的缩影，无论是出家人，还是住在桃源乡的人，都得活下去，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日本人流入满洲，他们没有余裕考虑将来会怎样。他们当中，可能有人做了对不起客户或店铺的事情而逃出来，再也无法回到日本；可能有落魄的右翼分子，也可能有逃避思想镇压，用把列强的帝国主义赶出亚洲大陆的目标鼓励自己，忠诚于某种思想，千辛万苦来到这里的原左翼分子；还可能有追随他们而来的女人们。
“有很多女人来大连了，有人是被强行带来的，也有人跟着情人来了，结果不行了，就破罐破摔的。您要不要视察一下？”次郎极端惧怕性病，所以，有人私下里邀他去妓院时，他便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绝：“不不，就算了吧。”然后又问满铁负责接待的年轻人：“大约来了多少这样的女人？”年轻人答道：“没有具体统计，大概有三千左右吧。”这个数字让次郎大吃一惊。
日本连年歉收，特别是东北的低温灾害很是严重，去年，次郎曾作为民政党农业问题委员视察过宫城、岩手，留下痛心的记忆，其悲惨情景为关西地区所不可想象，受灾面积也渐渐扩大，甚至有人主张卖儿卖女和弃婴。这种情况下，提倡水稻的品种改良和整备灌溉用水网，也是远水不解近渴，况且财政资金也拨给了增强军备上面。
又传来枪声。一起到地下室避难的青年蹙起眉头，很自责地挠挠头，说：“还没完了，我还以为一会儿就过去了呢。”
奇怪的是，次郎对袭击本身并不害怕，因为他感觉到，这种袭击是要传达一种意思：这是中国领土，统治这里的是我们中国人。次郎倒是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压力——统治这个国家并非易事。顺着刚才的解释来想，敌人白天一定是在干农活。正如大盐平八郎之乱从倒幕运动到明治维新时渐渐平息下去一样，日本的侵略进攻也许反而会成为中国人建设崭新、强大中国的促进剂。石原莞尔正是了解到这些情况，才有了设立协和会、在日本援助下建设新中国的构想，这个构想会成功吗？石黑忠笃的协同组合的振兴案不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吗？
次郎陷入一种恐惧之中，是那种准备克服困难时困难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恐惧。自己命名为现场主义的方法，对石原莞尔的构想和永井柳太郎的浪漫主义、石黑忠笃的理想主义都充满赞佩，但自己毕竟已经养成了不亲临现场就无法从心里赞成的习惯，这也许是因为自己继承了农民文化的缘故吧，所以才亲自来到满洲，并遭遇了与国内议论完全不同的满洲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