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来到满洲以后，次郎发现，国内的这些尝试都是很虚无缥缈的。这里面有国土辽阔的原因，也有次郎感到中国人气质、文化深不可测的原因。这里居住着超出日本十倍以上的人口，生活着语言、习惯各不相同的众多民族，但“中国人”的意识又似乎是相通的，对此，次郎不太理解。轻视自己理解不了的对手是危险的。不能再扩大战线了。民政党虽然就是这样主张的，但却无力阻止军队对政党的粗暴干涉。国民狂热地坚信把列强赶出亚洲自己就能过上好日子，也许就是想忘记痛苦的现实吧。
次郎在蜡烛的光亮里思索着，到底是什么地方错了呢？
又有枪声响起。这次的枪声和刚才的枪声来自不同的方向，一共三声。
是日俄战争胜利就得意忘形了这点不对吗？是认为因为世界大战中参加到战胜国一边获得了成功，所以国际关系就不成问题了的想法有问题？还是普通选举给愚昧的群众以权利的做法不行？然而，正因如此自己的选举地盘才能安定，早稻田大学的恩师安部矶雄才提出应该承认妇女参政权的议案。
次郎越想越觉得前途令人绝望。他想起阿樱，就很怀念年轻时代。如同反作用力一般，石山治荣的面庞也浮现在了眼前。她是纪念日本药学大家的财团理事长的外室女儿，次郎曾活动让这个财团和一桥大学一起搬到国立去。据银行推测，这个财团的基金有一个无法公开的空洞，理事长正忙于事后处理。转制的交涉已经到了楠房地产开发公司如果能填上这个窟窿，财团就同意转制的地步。
次郎每次去财团时，都能看到一个稳重、可爱的年轻女性，好像是理事长的秘书。一天，理事长坦白地告诉次郎，这个女孩姓石山，虽然和他不同姓，但是他的亲生女儿，还说自己上了年纪，拜托次郎有事的时候多多照应。
石山治荣低头答应了亲生父亲的安排，次郎再一次注意地看着她，想起平松摄绪说过的话：“要强、聪明的女人不太适合你，还是稳重老实的姑娘才好。”也许是父亲做了那番介绍的关系，那以后，次郎再去财团时，她总是兴冲冲冲地跑出来，一副一日三秋的模样。很快，石山治荣生下个男孩，次郎还是从祖父的名字中取了一个字，叫他做清明。
次郎想，平安回到日本后，要抱抱她。这么一想，对治荣的欲望就一下子迸发出来。经历过几次之后，次郎就想明白了，男女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性的关系。
次郎在佳木斯的地下室里感到的绝望，随着时间的流逝，终成现实。
尽管永井柳太郎拼命地说服，3月27日，日本还是发出脱离联合国的通告，发布了天皇的诏书。多家报社不约而同地刊登文章，赞赏天皇的英明决断和政府的决心，以国粹主义者自居的贵族院议员和文部大臣鸠山一郎等政治家的言论压制活动越发嚣张，通过了京都大学泷川教授驱逐令和强化治安维持法的决议，文部省甚至还设置了思想局。
虽然次郎想抵制这种动向，但如果军队方面有人质问说：“不强化国防，能保卫我国的生命线满洲吗？！”次郎便不能不承认，自己思想上的软弱，致使无法自信地反驳他。
在令人忧郁的事件接连发生的境况中令次郎精神为之一振的，是石山治荣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次郎高兴得顾不得理会婴儿的哭闹，抱了一次又一次。次郎又从祖父名字中取一字，给孩子起名为清康。
话说上了大学的孙清，反抗的态度越加明显。每到此时，次郎都严厉地斥责，甚至动手打他。一天，孙清说他想当电影导演，吓了次郎一跳。长子这般吊儿郎当，次郎就觉得，只要是男孩，有几个都无所谓。那时次子恭次还没上小学。
去满洲之前，次郎考虑到阿樱的健康，决定在国立大学城的分售地给她和恭次盖一处房子。阿樱很高兴，长子孙清又住在本乡的宿舍，所以他打算时不时回一趟国立就可以了。这是个次郎预测到时局日渐吃紧的决定。
除去学生时代的一个时期，次郎都是个不太受书籍或同事的议论影响的人，但他却能够被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深深地、长久地打动。通过和丢下他回了娘家的生母，为自己进行性启蒙的平松摄绪，长女良子的母亲、早逝的山东友梨的交往而得出的对乡村女性的印象，决不能说是品格高尚。在此，只靠性关系维持的女性蔑视和与之矛盾的憧憬，以不可分割的形式同时并存。也许，同恭次生母的争执，就是次郎掉进这对矛盾的夹缝里的结果。为此，平松摄绪的调停才变得不可或缺。
次郎同阿樱相安无事，是因为二人的关系是次郎对女性的向往颇为强烈的时期建立的，而且次郎想确保在政坛发展的位置这一判断也有关系，再有就是因为，次郎表面上对阿樱非常珍视。如果这种态度只是一种算计，阿樱一定会有所避讳的。然而，二人都想将青春好时光的痕迹以夫妇的形式留存下来。可就任政务次官，踏进决定现行政策的位置以后，才发现政治这种东西是在自己的体质接受不了的地方被议论、决定和运作的。安部矶雄和政治立场本应相同的永井柳太郎，在深入介入现实政治的同时，还提倡妇女解放论，主张应该给妇女以参政权，次郎对其中的理由无法理解。
他想将具体的政治活动场所同阿樱的世界割离开来，并不是为了蒙混过关，而是想要保存自己和阿樱的世界。为此，在现实主义的次郎看来，有必要将住宅分开，于是这才有了“为了阿樱的健康”这样的借口。考虑到不远的将来，又在充满危险的满洲之行前夕，秉承该事先决定的事情都事先做好决定的想法，把阿樱和恭次的家安在了国立。
阿樱很高兴。夫妻生活和日常会话已经在二人之间不复存在了，但心情总是相通的。此前他们一直辗转于闹市区的分售住宅，所以，能在武藏野的原野豁然开朗、虽没有大海却能让人想起家乡小名浜的地方安安生生住下来，对健康状况不太好的阿樱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唯一的留恋就是和永井贵久代、曾经共过事的女记者、妇女解放运动的熟人们的往来，不过，坐中央线去新宿，也快得很，没有了次郎这边的来访客人的干扰，反倒能和她们从容见面。加之恭次领养来时就因腺病体质而体弱多病，稍一着凉就会感冒、发烧、咳嗽，阿樱想，武藏野的空气对恭次也许更好。
对恭次是丈夫英年早逝的弟弟的孩子这一说法，阿樱是不相信的，可她早就知道，就算弄个水落石出，也不会出现什么好结果，所以，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如果是个好孩子，就不用管他的母亲是个什么人了。
这也可以分析为出于她心里对丈夫的轻蔑乃至憎恨。年轻时的恭次是亲近养母的，他一直这么认为。男女关系不是用爱或者恨就能说得清的，恭次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前，也不得不经历了几次相遇和离别。
从满洲回来后，次郎看待政治的眼光似乎发生了变化。虽然只有两周的时间，但他开始觉得日本不太可能统治满洲了。在大连、奉天和佳木斯遇到的中国领导人，远比次郎所了解的日本众院议员们有城府，甚至让他觉得有些深不可测。
同满洲旷野上的严酷现实相比，政友会和民政党的联系活动等就像是毫无价值的努力，而政界的离合集散，在摇晃着沉入地平线的大出本土一倍的夕阳面前，不过就像是为争夺阵地而排成队列的蚂蚁之争罢了。
在议员会馆吃饭时，次郎把自己的满洲经历一点点讲给了宫泽胤男。宫泽和次郎从学生时代起就是彼此无话不谈、毫无戒心的朋友。次郎感慨道：“也许这就是大陆痴迷症吧，不过到了国外，尺度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