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巧，在第二个月尾林夫人的沙龙上，搞英国文学的野中提出了“文学中的真实”的问题，搞德国文学的星村、钻研印度哲学的下川和高田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事情的起因，是自称和平主义者的野中说了一些话，引起了与会人员的不同反应。他说：“在美苏对立的现实当中，一般认为，跟定一方就是现实主义，而保持中立则是理想主义，但是，现在是核时代，保持中立才是现实主义。”
在沙龙里，除去六十多岁的周先生和尾林夫人，已经成为教授的野中和歌人高田美佐夫年纪稍长，下川和星村三十多岁，我和角泽二十多岁，年纪尚轻。野中似乎只是想表达一下极为常识性的意见，但战争中一直信奉纳粹的星村却反驳道：“所谓中立主义实际上就是跟着苏联跑。”
“那么按星村君的想法，马克思主义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野中穷追不舍。
“那当然是理想主义啦，所以年轻人才感到它有魅力。”星村回答。
于是众人便你一句“纳粹也是理想主义喽”他一句“现在的年轻人可是很现实的哟”地说开了。这天，又是身穿黑色长衫的周先生，动着胡子说：“毛泽东是现实主义者，甚至现实得令人生厌，不那样他就打不了胜仗。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却接近孙文的理想主义。”
角泽则用学生大会上的语调高喊：“我反对！我有异议！”
“理想主义也好，现实主义也罢，”尾林夫人开口了，“没有从正面接触时代的决心是不行的。有这样一句诗，说‘即使过于残酷，人也必须在命运中生存’，你们知道吗？”
让她这么一问，大家都静了下来。她说着，还咯咯咯地发出了少女般的笑声。
我注意到文学作品是有基于想象的真实的，可就在我要说出这个见解的时候，我碰到了高田美佐夫注视我的目光。平松佐智子的歌集中，就有想象、吟咏骨肉别离的作品。这些天，我每天晚上读一点《静夜》，再一次感受到，短歌这样的诗句，读者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读解。虽然我对这一点早已有了充分的了解，但她的歌集中出现的孩子形象，却和我现在的苟且偷生正相反，一点点地成长为理想的青年了。
“轮回的思想也是依靠想象力才具有真实性的。”下川说。
我似乎是耽于自己的思考，而漏听了前面一两个人的发言。
争论又围绕着印度和佛教的轮回思想向四方扩散开去，很快，就又回到了到底是应该肯定还是应该否定科学的进步等老生常谈的话题，以及什么叫思想的人道主义等问题。
我身处这些争论之中，感到自己和学生时代已判若两人。我已经对下川和星村的挑衅性的见解无法立即做出反应，也无法像角泽那样高喊“我有异议”了，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心里又像是踩了刹车。什么“国际感觉”啊、“人道主义”啊、“和平主义”之类的词儿，我已经不会用了，就连发言的速度都慢了下来，只能一个词一个词选来选去之后再堆砌上去，弄得听的人直着急。
我自我安慰、自我激励地想，我原本就有这种倾向。然而，事实上，信仰共产主义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是将世界一分为二、将意见只分对错两种的。
参加高田美佐夫的歌会时，自己变了的感觉便从相反的方向得到了证实——对吟咏和歌的人们的不合逻辑的谈话，我没有任何反感的情绪。也是由于我对短歌和国文学的历史不甚了解的缘故，我在这里多是沉默的。谈到国外的话题，我也无法以轻松的口吻说出“现在在社会主义波兰”啊“北欧的年轻人聚集在斯德哥尔摩”之类的话来。由于是在这种状态下读的平松佐智子的《静夜》，所以，我的迷惘困惑便仿佛掉进了另一个深渊。
与其说流淌在她歌集中的是浪漫的写实性，不如说是一种冲动。
畅己所欲言豁出身家与性命何惧累卵险
愚兮亦蠢兮今日又遇几女子泣泣一人寂
从这些作品中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她身处可以听到各种女性悲叹、诉说的位置，在倾听她们的哭诉和烦恼的过程中，她们的泪水就和她自己心里的泪水混杂在一起了。于是，可以想象，她可能是个尼姑，不仅如此，她还训诫那些女人们：“要斗争！如果要忍气吞声，当初就不要讲出来！”尽管这种训诫主要是针对她自己的。
在歌会上露了露面，便发现了一些让我吃惊的事情。参加歌会的人中，有不同于尾林夫人沙龙的劳动工会相关人员，有以此证明残留的生命的重症年轻患者，还有在这家疗养院工作、在病人眼里令人目眩的医生和护士等，每次都有十四五个人，而他们中间的高田美佐夫，则始终面带微笑，显得十分温文和善。即使那个曾经是工会干部、因病来到这里（这点倒是和我很像）的参加者提出“短歌不是侍奉皇家的奴隶的韵律吗”之类的问题，高田也并没有生气。他郑重地回答道：“小野十三郎这个诗人确实这样说过，但如果仔细读读他的东西就会发现，他也承认短歌或者说五七五的韵律作为日语旋律是十分强有力的。”
吟咏短歌的人们相对都比较沉闷，所以，在尾林夫人的沙龙上经常被湮没的高田的声音可以听得很清楚。虽然是关西方言，但中间混有独特的口音，大概就是他生长于斯的奈良话的特征吧。据说高田家祖辈都是当地的地主，还经营着特定邮政局，所以才有资格住进这家疗养院。
会员里有一个小伙子，短歌写得格外好。他的作品有些“紫杉派”韵味，和高田美佐夫的歌风相去甚远。他自称叫上原，歌会结束后便凑过来，说在池袋西口饮食街见过我。他曾经是全国邮电工会的活动家，当时曾多次拜访住在池袋要町的精通短歌的评论家。
“不过，由于党的分裂，他加入了新日本文学会，我也就不好去了。”他说。然后，他婉转地告诉我，他曾经属于共产党德田派。
“我原来在被迫解散的大学最基层来着，后来就离党了。”我解释道。还不到两年，先前的党员经历却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怀着这种奇怪的感觉回顾过去，用一句老话进行了概括：“啊，这就是所谓恩怨的彼岸吧。”
“楠君怎么不写和歌呢？”上原问。
我于是回答道：“战败前我写过。现在虽然不像中野重治的《歌之别》里写的那样，但总觉得没心情。”这个回答，仿佛让我再一次认识到，自己已经与和歌无缘。
告别了上原后，我回到自己的病房，觉得读了平松佐智子的《静夜》，自己与和歌的无缘更是铁定无疑的了。她刚烈的歌风，似乎是在拒绝以轻佻之心接近短歌。
就这样，我在疗养院里一点点地扩大着和这里的人们的联系，渐渐适应着这里的生活。
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我越来越想从高田美佐夫那里更多更详细地了解平松佐智子的事情了。只是，我心里还有些犹豫，于是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我参加的第二次歌会结束时，高田说下次的时间另行通知，并对表示惊讶的会员解释说，因为他要接受第二次胸廓整形手术。由于取出几根肋骨、通过压迫肺部抑制结核菌活动的野蛮疗法，高田美佐夫的第一次手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听了他的说明，人们一片叹息，一种不安也正扩散开来。患者们已俨然成了结核病治疗的专家，知道所谓补正手术意味着病情到了不可大意的地步。也许是感觉到了大家的伤感，高田安慰大家说：“用和歌忘却疾病也是和歌的功德之一，虽然这么说显得有些嘴硬，但病床诗、病榻歌也的确很有魅力哟。面对死亡，也就是面对诗歌啊。”说完，慢慢起身，离席而去。
我想到高田也许就要死去，便感到一种恐惧正向自己袭来。如果他死了，连接我和平松佐智子的线索就断了。
就我而言，我并没有认为平松佐智子就是我的生身母亲而想见她，也并没有认为高田的手术不成功会令我很为难。即便是亲生母亲，也有可能我不想见她，而对方也未必就想见我。
自从作为学生党员在政治活动中失败以后，我体内就生出一种回避激昂的情绪。对此，我断定自己体内原本就缺乏感应激昂的要素。对真理啊、正义啊这类词语的疑问，也将这种回避激昂的情绪加以正当化了。然而，读了《静夜》，我接触到了一种与思想、意识形态无关的激昂。所以，我不是想见母亲，而是想会一会她歌集中表现出来的激昂。
我慢慢回到房间，又打开了歌集。这现在已经成了我每天必做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