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的运动按说应该是直接联系到世界的，但对国内的政治似乎是不能通用的。这个发现让我变得很自虐。
一天早上，我被议长办公室的常客熊井慎之助叫了出去：“楠君，有点儿……在这儿有点儿不太方便，咱们到议员食堂去吧……”
在那一天之前，我就记起来，他是学生党员时代在站前进行宣传活动时曾激烈交锋的对手。对我所呼吁的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他怒吼道：“赤色狗腿子！别胡说八道了！”我予以反击，他竟然与我扭成了一团。幸好，我现在的身材和面孔都发圆了，和当时很不一样，他好像并没有认出我来。
在空荡荡的食堂一角，我们相对而坐。一坐下，熊井就小声地问道：“那个，议长去皇宫是一个人去的，还是带夫人一块儿去的？”
这是我还在疗养院时的事，所以我含混地答道：“这个，那时候我还不是秘书呢。”
熊井显示出超乎寻常的热情，说：“那你快点儿打听打听。有人说议长带着不是正房的女人去皇宫了呢。不快点儿采取措施，要出大事的。”
29
接到秘书甲斐田的报告时，次郎一时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尽管他心中不快，却还是吩咐道：“叫八角来！”
八角是埼京公交公司的常务董事，现为议长室秘书部长。听恭次说起时，八角觉得事情和阿樱有关，便决定自己向报社记者打听一下。八角年轻时曾在报社工作过，作为次郎公司的干部，难得和公司外部的人有些交往。
“我刚刚听说。怎么回事儿啊？让带老婆一块去，可是宫内厅的指示啊。”次郎说着，又把目光转向了甲斐田，说：“听说，现在有人说三道四的。”说完，视线又回到八角身上。
“啊，问题就在这儿。”八角爱出汗，说这话时早已汗如雨下了，他一边擦汗，一边说：“就是，听说有人提出来，说不是正房……”八角面露难色，终于将“正房”这个词挤出了口。
“什么？！”次郎略微欠了欠身子，突然想起来什么一样，又坐下了。他想起来，户籍上，阿樱才是他的妻子。次郎惊讶之余，不由得想叫出来。
“可是，事实上的妻子是治荣啊。”
“我们知道。”甲斐田和八角不约而同地叫起来。
“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次郎嘴上这么说着，那种惊讶却在心中扩散开来，并变成愤怒，也变成同样分量的尴尬。
“得想办法趁现在压下去才行。听说，是《妇女新闻》想曝光这件事。”
次郎几乎没有听见八角的汇报。次郎感到一股恐惧，仿佛突然发现在走惯了的路上裂开一个大窟窿。
八角还想继续讲下去，见议长好像在想事情，就闭了嘴。八角也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他最近已经习惯了按照楠次郎的指示行事，而次郎是不会对降临到自己身上的丑闻发表什么意见的，所以他便有些慌神了。看到次郎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不一会儿，还闭上了眼睛，八角也只好一站到底。
次郎直觉地想到：自己被阿樱出卖了。这个家伙，我养着她，她却这样忘恩负义！然而，想是这样想，如果换了平时，发现了敌人，就要奋起而攻之的，可现在，次郎却毫无奋起之心。
“嘘——”次郎长出了一口气。他注意到，就算是阿樱背叛了自己，可她也是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只能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她被自己的丈夫瞧不起。
如果石山治荣不是法律上的妻子这件事变成了铅字，自己一准儿是要辞去众院议长职务的。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前程也会就此断送。这么一想，次郎就产生了怀疑：这也许是因会期延长问题而痛骂自己是“叛徒议长”、“变节议长”的哪个在野党使坏。自己还担负着国家的使命，所以，一定要把这件事压下去。这是一家以前未曾听说的报社，所以它一定需要资金，无论什么样的改革者也都是人嘛。
想到这儿，次郎渐渐平静了下来，确认道：“你是说《妇女新闻》？”见八角点头，次郎想起了自己当《新日本》杂志社长时的事情。两个人那会儿都还年轻，阿樱是鼎力相助的合作者。“臭狗屎！”次郎呻吟了一声。一定是有人出卖了自己。
“这是家什么样的报纸？和政党有什么关系吗？”
“这还不太清楚，我已经让事务总长去查了，给您叫来吗？”八角问。他很想叫援兵来，无论是谁。
事务总长鱼住立刻就一路小跑着来了。他知道这种事的对应得争分夺秒，所以他正等着来叫他呢。对次郎的问题，他回答道：“和政党的联系还不清楚。不过很多女作家、歌人、评论家都在给它写东西。”
听到“歌人”这个词，次郎心里又涌起一个令人生厌的疑虑。他想把它切换成一般化的概念，便咬牙切齿地说：“无聊！实在是无聊！文人都是些自我中心、心里没有国家也没有道德的家伙！”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好了，你们先好好给我压着吧。真是，想起来就让人堵得慌。”然后，又很突兀且莫名其妙地说：“也可以用用恭次嘛。”接着便改变了话题：“对了，今天的全体大会怎么着了？”
自去年次郎强行通过决议以来，在野党将其看做是楠次郎背信弃义的行为，而摆出事事与议长作对的架势。
“前天，议长不信任案被否决了，所以我想，今天应该是按计划进行的。”事务总长回答。“那我这就和八角商量对策去。”说完，就走出了房间。
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永久对立，使得预算案一直悬而未决。次郎虽然为此很感烦恼，但他想，难关总算能够突破了，可相反，现在自己却又陷入了困境。如果自己的事情成了花边新闻，那就不仅是名誉损毁的问题，而是一心妨碍国家运营的不逞之徒的行为了，那就必须动用法律手段了。次郎想到，应该同埼京电铁的法律顾问商量商量，便按响了呼叫铃。
进来的是恭次，他说八角去事务总长的房间了。
“给埼京电铁打个电话，就说让奈间岛律师到这儿来一趟。然后你去总长室，跟他们一起商量去吧。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次郎命令道。次郎已经决定，在考虑这个事件的对策时，把恭次也算上。能想到恭次，是因为次郎感到，现在有必要改善和阿樱的关系。
恭次按吩咐进入总长室时，二人正头凑在一起小声商量呢。他们见有人进来，吓了一跳，回身一看是恭次，就说：“啊，恭次，你来得正好。哎呀，有点儿麻烦事儿……”八角说着，让恭次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很快，恭次就知道了，昨天八角去了《妇女新闻》报社，提议购买印好的报纸或者出相当的广告费，但被严正拒绝了。八角把这家报社与采访埼京电铁的业界报纸同等对待，结果这个想先斩后奏的办法吃了闭门羹。
“这个结果可太糟糕了。”恭次直言不讳。
“可是，哪有别的办法呀，恭次君，你有什么好招儿吗？”八角心里郁闷，语气有些挑衅的味道。
“只有诚心诚意地去谈判啦。”恭次说。
“可是对手很坏啊，他们可不是用寻常办法就能解决的家伙，他们比社会党还难对付呢。”事务总长抱着胳膊说。
鉴于当时的情况，恭次不得不说：“如果能够交给我的话，我可以先去见见对方。既然有很多文人，我就多少有点儿门路了。”
总长和八角没吱声。八角想，既然已经陷入了僵局，虽然这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恭次前去交涉，也算是个想法。儿子出马如果再失败了，就谁也怨不上了。这总比自己被委以重任、处理难题要好。
“不过，议长能同意吗？”事务总长声音里带着不安。
如果成了铅字，在野党是不会沉默的。最终，议长不得不辞职，原本应该保持中立的自己，也因为前一阵的会期延长问题而染上了亲执政党的色彩，所以，被当成同伙的危险性极大。如果要选举出新的议长，执政党的益谷秀次也许会胜出。这个人很好合作，但自己能活到那个时候的可能性不大。不管怎么说，楠次郎也太迂腐了。总长恨恨地想。作为实业家，楠次郎也许很有能力，但再怎么着，也是上不了殿的人了。总长又感到很惋惜。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用能否上殿来判断人的价值了。
在只有威风没有能力的粗野议员居多的情况下，为谨慎推进国会运营的各项事务，用这样的尺度悄悄审视对方，还是有必要的。恭次以前是个什么样的学生，总长心里一清二楚。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比喻：蛇有蛇路，鼠有鼠路。既然恭次本人提出来了，虽然还有点年轻，但委托他去办也不失为一个方案。问题就是议长会不会同意。八角的脑子转得飞快。
“八角，你去跟议长说一声吧。这个问题是议长的隐私，本不应该我出头的。”总长说。
被总长这么一说，八角的表情变得活像个被命令去试验胆量的小学生。
我一手拿着八角给我的地图，走进位于骏河台下事务所一条街上的一家事务所。楼梯被我踩得吱嘎作响，像要坏掉一样。我所担心的是，阿樱同这件事有什么瓜葛。阿樱一手把我养大，从我对她的印象来讲，我认为她应该不会参与告发自己的丈夫，但我一直对大人的世界抱有不信任感，所以我也没有太多自信。人为了保全自身的利益而中伤同伴，这样的事情太稀松平常了，甚至有很多时候，会嫉妒得发狂而忘记了得失。即使我认为阿樱不是那种人，但好事的人们照样会扑到这个事件上，写出各种“逼近真实”的报道来的。打击一下一个丢弃实业家应有的钱财、在政治领域混成众院议长的男人，是很令人开心的事情。可如果问题复杂化了，对阿樱似乎也没有什么好结果。我想，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对阿樱就太不公平了，毕竟，她因为对楠次郎此前的背信弃义和变节采取忍耐、无视的态度而保持了自己的高洁。时至今日，我心里仍然蜷居着新闻媒体所代表的愤世嫉俗的情感，尽管他们把高举理想大旗奋勇战斗的共产党国际派的斗争替换为与德田派的单调的权力斗争。
在这样的世道中，也包括了听了德田球一派的辩解便上当受骗、认他们为正统的共产主义国际机构。以议长秘书的身份每天出入于众院事务局之后，我看到，政界这块地方，更浓密地沉淀着被叫做世道的庸俗。可以说，我的绝望又加深了一层。
对于这样的我来说，挽救阿樱的名誉，不是为了帮助众院议长，也不是为了袒护要从保守的立场维护讲和后的日本的政治主张，我这完全是为了保护阿樱这个女性的行动——她曾作为日本最早一批女记者活跃在新闻界，与当时看似志同道合的大隈重信最年轻的弟子结为连理，受到与日本政治社会一同变质的丈夫的“家”的思想的禁锢并忍耐至今。至少，我当时是那么理解的。
为她孤独的斗争加油鼓劲的，是战败前一年年末去世的永井柳太郎的遗孀贵久代。而问题在于，阿樱和贵久代周围的人们和这次指责议长带着不是正房妻子的女人拜见天皇的人们，也许是重合的。如果是共产党员，是不会出于不敬的感觉而拿这个问题说事儿的，所以，我觉得，《妇女新闻》也许是提倡妇女解放的人们的报纸。
我以独闯敌阵的心情敲了敲门，从虚掩的门缝里自报家门：“我是众院议长秘书楠恭次。”
房间里聚着一个男性和六个女性，好像是在等着我的到来。
我刚一在他们让的椅子上坐下，对面的一个女性就开口道：“哈，你这个秘书还蛮年轻的嘛，我以为还是上次那样的人来呢。”
“是众院议长派你来的吧？”坐最里面的桌子的那个男人问道。我看他像是律师，便起身再次自我介绍说：“我是议长秘书楠恭次。我虽然是他儿子，但我今天是以议长代理的身份到这儿来的。”
“你对这次的事儿怎么看呢？你还年轻，可能还有点儿正义感。”右边第三个人，一个清清瘦瘦、脸色难看的女人问道。
我豁出去了，说道：“这次的事儿的确是议长错了。可以认为，他把一个长年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女人错当成妻子，带到皇宫里去了。”
“你说这些……”左侧的一个女人正要开口批驳，被对面的一个大块头摆手制止住了。我继续说：“所以，我决不是要你们不写事实，或是请求你们这样那样写。我理解，言论和表达思想的自由，是人权的重要部分。”话一出口，我知道我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也感觉到一种自戒的心情在蠢动：这太讨厌了。“我今天来打扰，和上次来这儿的那个秘书不同，我并不是来做交易的。《妇女新闻》的方针是在座的各位制定的。我想说的是，有一个女性，会因为你们正确的报道而受到伤害。这个人就是我的母亲楠樱。”
“你为什么认为阿樱会受到伤害呢？她不是已经受到伤害了吗？”刚才最先发言的女性反驳道。她坐在最左边，下颌尖尖的，翘翘的。
“是的，这道伤上还重合着另一道伤。各位要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可是，另一个女人会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我们对此该怎么看呢？我是来向各位请教的。”这样一说，那种独闯敌阵的意识便消失了。我感到，出现了一个和真正的自己判若两人的人。
“你想让我们怎么做呢？”坐在对面的一个肤色发黑、身材发福的女人问道。她也许就是普通身材，可我觉得她看上去很是魁梧。
我沉默了。我只想着直抒胸臆，却并没有准备不同提案。我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和他们在同一高度平等地进行商谈。而《妇女新闻》那边，我刚进来时戒备和敌对的感情也似乎减弱了一些。
“我们办报的目的，是要保护女性权益，消灭性别歧视，所以，对这件事我们不能稀里糊涂地了事。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立场。”那个像是律师的人说道。我无言地点点头。
“先跟你说下啊，我们报纸的举动，与阿樱无关。如果知道了，她会很为难的。阿樱和我是老朋友了，她是前辈，我很尊敬她。”对面的女人说。我感觉她的话还有“想想办法呀”之类的言外之意。我必须得说点什么了。
“能给我一个月，哦，三周也行啊，能给我点时间吗？”
“我们是报社，可等不了一个月，传言会扩散到满世界去。”
“这期间你打算怎么办？要是没有合情合理的解释……”
两三个女人一起开口，使我不得不低低地举起双手加以制止，说：“我知道了。不管怎么说，是我父亲不好，这很清楚。所以，要让他采取作为一个人应该采取的行动。”
“你到底是指什么？”有人插嘴问道。
我于是接茬答道：“和我养母正式离婚。当然，还要让他对以前的无礼行为做出赔偿。”
“你能对议长这么要求吗？”我对面的女人柔声地问道，然后用寻求同意的目光看着最远的、坐在和律师相反方向角落里那个上了点年纪的女人。
“现在这种情形，是可以的。”我语气坚定地回答。
“那就这么办怎么样，平林？所谓保护阿樱也许就是这样的。”坐在最远的座位上的年长的女人对我对面的女人说。我于是知道了，我对面的女人就是作家平林泰子。她眼里发出锐利的光，盯住我，说：“那，既然您这么说了，我们就等等吧。三周，可是一天也不能再延长了哦。”她宣告般地说完，又征求意见似的看了看左右的同伴。大家都点头了，我站起身，深深地低下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