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他们说好要让父母离婚，心情本应很沉重才对，可我却轻松愉快。连我自己都在想，这有点儿奇怪。是我这个人的基本思考方式很奇怪吗？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大学时代以来，我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发表意见、得出结论并将其付诸实施。而且，我从很早以前就希望父亲和阿樱分手。那虽然是出于一种对什么东西的复仇的心情，可到底该对什么进行复仇，我却不很清楚。
来到外面，盛夏般的阳光照射下来，晃得我睁不开眼睛。现在，埼京电铁的法律顾问也许正在议长室里和父亲商量名誉损毁、申请暂时制止报纸发行的是非等问题呢。想到这儿，我加快了脚步。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妇女新闻》的干部交涉出这样的结果，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呢？
“你怎么给我答应了这么个条件！”“别多管闲事！”“马上给我取消了！”……我想象着自己被骂得狗血喷头、进退维谷的样子，立刻筋疲力尽。我顿时觉得人生无聊，便走进主干道后身胡同里的一家咖啡店。在我回去之前，议长室和总长室的人们，大概都惦记着我交涉的结果而坐卧不安呢吧，那就让他们担心一会儿吧。我品着苦苦的咖啡，突然想到，阿樱是否同意离婚也是个问题呢。父亲一定会舍不得赡养费的，于是她就有以《妇女新闻》为首的后援团了，而我自然深陷其中。我怎么会遗漏了如此重大的因素呢！是山上的疗养院生活把我与世俗隔离开了的缘故？
我早就知道，这种想法的深处，有着对父亲的反感。认真刻板的公司职员听了，会觉得我今天的言行越了秘书之轨，简直岂有此理。即便侥幸获得成功，我也会因此被同事们视为危险人物。想到这儿，我又感到无聊起来。
我还想，我是不是应该把今天和平林泰子他们见面的情形告诉阿樱。我住疗养院的时候，她也给我写信，给我寄当时还是贵重物品的奶酪，说那是朋友送给她的。我还记得，在表示感谢的回信里，我差一点儿就写上，我的生母好像是住在关西地区的一个叫平松佐智子的歌人，也差一点儿就告诉她在疗养院里主持歌会的高田美佐夫跟我说的话和他借给我的《静夜》里面的作品，但我没有那样做，只是告诉她说，疗养院里住着一个原来是青踏派的女性，人们都叫她尾林夫人，办了个沙龙等等。我抓着开往国会方向的都营电车的把手，随车晃荡着，想，为什么呢？我想，最大的理由大概就是对阿樱的顾忌吧。但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并不是很想见我的生母。
我难道是个薄情寡义的人？我在记忆里搜寻迄今为止和各种人的相识和分别。也许是混杂着对自己的偏袒，我觉得自己并不是那样的人。对把我养大的阿樱，我一直都很敬重。然而，如果有人指责我说，那为什么一年到头见不上几面的话，我无话可说，只好低下头去。尽管我可以为自己辩解说，上大学以后，我曾为了革命运动日夜奔忙，又住进了疗养院。
那么，恢复健康后当了父亲的秘书难道是为了行孝道吗？对这样的问题，我还是无法予以肯定地回答。抛开思想的隔阂不说，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我找不到别的就职途径。
能断定是否薄情的，该是和学生时代的友人的关系吧。虽然中学、高中的朋友中维持着互相寄送贺年卡水平的有五六个人，但能称之为“还在交往”的却几乎没有。上了大学，作为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朋友关系理应加深，但由于掺杂了党的问题，我失去了很多朋友。当时，有个比我低两届的女生，我对她还算喜欢，但我被除名以后，就断了联系。现在，我常能见到的，也就是三个人：把我的诗拿到出版社的原来的同志、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在同一学校读书的电影导演，和进疗养院时我让他帮我联络的那个汉学家的儿子宫本熙明。
和我比起来，父亲确实可以说是情深之人了。只要你说是滋贺县人，他就会以一种特别的态度去对待。那些据推测跟他有很深关系的女人，也几乎都是故里出身。例外只有两个，阿樱和石山治荣。她们一个是户籍上的妻子，一个是事实上的妻子，这说来也颇具讽刺意味。楠次郎常说：“滋贺县的女子可要当心才是，血浓情也深啊。”可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总是和那些应该“当心”的人发展得那么深。战败前夕结婚搬出六庄馆的西村惠也是滋贺人。
想到这儿，我还想起了那个电影导演朋友曾对我说过：“你们家的气氛有点不对劲儿啊。我也说不出来哪儿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不过要是拍电影的话，我会在布景里布置一个土地房间，在一角放上一口大锅，再立一根顶梁柱。不管是多么有名的美国建筑家设计的，没有这些，就不是六庄馆。”
当时我只是单纯地想，我家看上去有那么封建啊，可现在想来，那不是封建还是现代的问题，他指出来的正是楠次郎所表现出来的性格上的东西。
正是这种楠次郎式的东西，让我们看到了一幕幕战斗的场面，也获得了无上的荣光。这次带着不是正房夫人的女人拜谒天皇的事件，便是一直上演着的“楠家物语”的一个幕间滑稽戏而已。
就这样，我的思绪，从情的浓淡问题扩展到了对人来说何谓故乡的方向。
的确，六庄馆有楠次郎的喜悦和愤怒，也有楠次郎的悲伤，但是，对于除了他以外的家庭成员来说，就只被要求有作为楠家一员的感情，唱反调的异端，要么像孙清夫妇那样被扫地出门，要么像我这样，从一开始就站到边缘去明哲保身。这样的生活不知不觉地造就了我的性格，我的薄情，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回到国会议事堂议长办公室时，房间里只有议长一个人，八角和石川县出身的原众院议员、秘书吴坪都出去了。我向秘书甲斐田打听了我不在这段时间里的动向。据他讲，我出去三十分钟后，埼京电铁的法律顾问就来了，八角和奈间岛律师同议长谈了两个多小时后，他俩刚刚一起去内阁法制局听取意见去了。我猜测，他们一定是在狠命地搜寻制止新闻报道的法律依据。正如所料，议长的亲信正朝危险的方向活动。一想到这会导致最恶劣的结果，我感到自己体内竟奔涌着与平素的自己完全异质的亢奋。停止革命活动后，很久没有这样了。
“那我去汇报一下。”我说。
“怎么样？挺难办的吧？”甲斐田关切地小声问。
“也不是没有可能。回头我再跟你说。”扔下这句话，我就去敲议长室的门了。
父亲正一个人发呆，见我进来，脸上竟露出笑容（我这是第一次见他笑），说：“噢，怎么样？见到他们啦？”
“嗯，主笔和六个干部我都见到了。我先说结论啊，我们说好了，休战三个星期。”我一口气汇报道。我决定这时不提及阿樱的名字，也决定不说多余的话。“我们争论得很激烈，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他们不做报道的方法。”
父亲用将信将疑的目光盯着我。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扔出一块大石头似的说：“那就是从法律上离婚，早日办理好把带入宫中的治荣扶正的手续。”我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法律上的事儿我不太懂，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默许不报道此事了。我想，不会有错的。”
父亲默默地看着我。
那不是怀疑的目光，而是遇到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时有些不满的表情。都一起过了十五年多了，我带着这个事实上的妻子去，有什么不可以？——这是他不满的根本所在。似乎正是这种不满，让父亲缄口不语。另外，和阿樱办理离婚手续，有一种和自己的青春分手的感觉，这对用情颇深的父亲来说，有些不好接受。而且，那个不可理喻的集团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自己身为议长竟毫无办法——这种惊奇，遮盖了那股惜别之情。对这个集团，八角没有说得通，却让一个学生娃恭次摆平了。
然而，议长给我的印象是，他并不是很高兴。这颇令我感到意外。
我感觉到了他那种“眼下这会儿暂且先听听你的汇报吧”的态度，顿觉没劲。他根本就对事件的本质、危险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我隐藏起内心的焦急，缄口不语。
有敲门声。是八角和奈间岛律师二人一起回来了。他们俩的出现，把我从和议长无言相对的难堪中解救了出来。
“怎么样？”议长的反应和我回来时一样。
“这回的问题采取法律手段好像相当困难。”奈间岛律师斜侧着上身答道。
八角以迎合议长的语气补充道：“内阁法制局都是些原则、理论，他们不介入具体问题的处理。”
父亲于是指示道：“恭次，你把你交涉的结果跟他们俩说说。”
“我刚才已经跟议长汇报过了，现在我再说一遍。”我这样开了个头，便把《妇女新闻》答应停战三周、探讨后对方有改变的兆头、如果可行有不报道的可能等等又说了一遍，最后当然要加上一句：当然，这是我的判断。
我极力按捺着自己想叮嘱他们的念头——现在这样的时候，采取攻击对方的法律手段不太合适，有使事态恶化的危险。是选择我所开辟的和平道路，还是把对手打垮，要取决于议长自己的决定。我告诫自己：你不过是一介秘书。这让我最终采取了冷静而内敛的态度。尽管这种冷静之中隐藏着一种充满恶意的报复之心。
“是吗，那太好了。这种情况下，还是恭次的办法比较稳妥。”奈间岛说。
父亲打量着我和律师，最后对律师说：“不过，咱们不知道阿樱会不会一下就同意离婚啊。这件事就麻烦你给我办一下，好吗？”
我心想，到底还是这样。
“正如八角所说的那样，《妇女新闻》都是些很强硬的人，希望你能小心跟着。”我对八角说。
我的话里有些我的任务到此结束之类的意思。尽管我知道议长正看着我，却还是郑重地低下头，退出了房间。
我回到座位上，想，要使这次的事情没有发生，父亲大概会将妻子的位子一直留给阿樱。这让我觉得有必要重新研究一下楠次郎这个人。
门开了，我又被叫到了议长室。
“我决定就按你汇报的那样，开始办理离婚手续。你要好好压住《妇女新闻》，别让他们误会了。”父亲说。我平生头一次知道，父亲居然还会接纳我的提议。同时，我还毫无根据地想，父亲的心里，一定扎下了憎恨、提防我的根须。
30
听恭次汇报和《妇女新闻》的交涉经过时，次郎想，如果和阿樱离婚能化解拜谒天皇时的问题，出点“血”就忍了吧。想着想着，他觉得这个方法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了。尽管如此，这么私密的问题，非要外界强制解决，总还是令人心中不快。
和阿樱的结合自不待言，就是当初和山东友梨、经京都海军预备学校报考东京的早稻田大学，都是自己思考、自己拿主意的。
只要不是议长，就不会受到如此追究，和阿樱的关系也会保持稳定。想到这儿，次郎对提起这个问题的人便不由得怒火中烧，且愈燃愈烈。
在次郎迄今为止经历过的憎恨中，有几个人是他终生无法原谅的，东京的滋贺同乡会干部、经营证券公司的岩田助八便是其一。他骗取了为人和善的小林金兵卫的信任，欲将综合不动产公司据为己有。由于他的阴谋，次郎险些将自己的生母划为敌人。幸好金兵卫的儿子银兵卫的同父异母妹妹的丈夫川田四之助机灵果断，在事发之前识破了阴谋，使得事情有惊无险。但由于这个阴谋发生在次郎因经济不景气而万分艰苦的时期，所以他通过这段经历得出了切身的教训：最大的敌人往往潜伏在身边。正因如此，岩田助八死的时候，他发去了一个贺电，上书：“恭祝恶人之死。楠次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