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郎那边，第二天一回到东京，就叫来清明，打听滑雪场开业的情况，然后告诉他：“你不在的时候恭次来过热海一趟，他拿出一个终止‘箱根战争’的提案。”
“这怎么可能呢？”清明的话里带着抗议的语气，让次郎觉得这样的儿子很可爱。
次郎深深地点点头，说：“不过，恭次的提案，没准儿还挺什么呢。”说完，便直盯住清明，提醒道：“清明，你要提防恭次，这小子满不在乎地要骗我呢，我决定接受他的方案了嘛。你给我记着，一定要小心这家伙！”
清明等着次郎接着往下说，可等了一会儿，次郎却什么都没有再说，便要出去。次郎觉察到了，睁开眼睛，又提醒了一句：“清明，刚才说的事情不要对高岛讲啊。”
那天，过了没多久，池田勇人就打电话来了。岸信介7月份因“安保”骚动而引咎辞职后，池田接替他就任了总理。池田常给次郎打电话，但这天他说有事相求，要来六庄馆。次郎好不容易才阻拦住他，一问原委，才知道他是要请求次郎在11月选举结束后去一趟印度和欧洲。他郑重地请求次郎：“本来，按说应该是我去，可是，巩固收入翻番计划的工作很费时间，看现在的情形，原来跟人家约好的年内访问，恐怕也实现不了了。对选举的结果，我是有自信的，楠先生也是的吧，所以，非常不好意思，想拜托前辈，以特使身份去一趟呢。”
被人这么一求，次郎身为政治家，就总要显示出好的一面来。
次郎知道，冬天的欧洲虽然很冷，但国会召开期间，现任内阁成员和党的干部都很难出得去，只好像自己这样身份的人去喽。一想到去美国的劳累还没有歇过来，次郎便有些烦，但他又想，这回日程安排得松一些，带上治荣，途中再叫上高岛。又想到可以在巴黎看看峰子，便同意了。
36
前往印度、欧洲的前一天，次郎签署了一份将从热海到箱根的公路“以适当的价格转让给静冈县”的文书，交给了恭次。这是颇为例外的做法。惯常，次郎的基本精神是，自己不在的时候不要有任何举动，而不在期间耽误的事情，也一定是回来后亲自补救。就任众院议长期间就是这样，当时虽然接到了报告，但等到能够过问事件进展的时候，箱根之争已经发展到楠集团不得不退居守势的地步了。
这个教训曾促使次郎想过要改变一下统治方法，但按照恭次的理解，次郎的不快，更多的是源于自己不在期间让别人办事的心情。
恭次去为次郎、治荣以及同行的甲斐田送了行。想来，这对登上正妻宝座的治荣来说，是第一次登上如此盛大的舞台。
由于此行的身份是池田总理的特使，所以也无需进行海关的检查，一行人在候机期间一直都在VIP室休息，要登机了，大家都站起身时，治荣小声地说了句：“恭次，多亏你了。”说着，还弯下了腰。恭次不知道治荣对自己在处理议长偕情人去皇宫的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了解多少，所以，一时间搞不清楚治荣说“多亏你了”，指的是这件事，还是能在巴黎见到峰子的事情，便只好说：“请多保重。”
第二天，恭次便去见水野成夫。看到有楠次郎签名的三行左右的那份文书，水野说了声“好”，就马上定下了知事和恭次进行会谈的时间和地点。
会谈是在水野指定的柳桥的料理亭进行的。旁人回避以后，恭次拿出了有次郎签名的给知事的文件。知事点点头，然后，可能是水野告诉他的，把带来的给楠次郎的恳请书交给了恭次。恳请书上盖着知事的印，表明了接收公路的希望。这种做法稍嫌草率了些，但由此，双方就算达成了基本协议，剩下的就是县厅和现场管理、运营公路的骏函铁道之间决定转让金额和接管时间了。作为备忘事项，双方都认为，在细节交涉谈妥、将议案提交县议会之前，不得向外部透露消息，要注意保密，尤其不能让东急方面发觉。
通过这些交涉，恭次得知，五岛庆太惯用的、利用中央官厅给地方施加压力的扩张方法，使地方自治体感到非常不愉快。在这一点上，有和楠次郎相似的地方。二者都很强制且粗暴，并因此被认为不可忽视的企业。
幸好，年轻时起就和次郎并肩战斗的原村议会议员大田金兵卫，还作为元老留在骏函铁道。他从不把埼京电铁高岛他们说的话放在眼里，只服从次郎的指示，是个十足的“忠臣”。上周他接到次郎的电话，恭次随后就到在原箱根经营土产的大田商店来拜访了金兵卫。听说次郎决定转让公路，金兵卫流下了眼泪。
谈完了，水野叫来老板娘，命令道：“给我们叫几个女人来，这儿有年轻客人。”
恭次知道，和老板娘前后脚进来的年纪稍长的女人，是水野成夫的情人。在他说来第一次作为客人的宴会就这样开始了。在无聊的谈话中，他们得知恭次还没有结婚。
“啊呀，那我做个媒吧。”坐在旁边的一个稍微上了点年纪的艺妓说。
见恭次很为难的样子，水野打趣地说：“啊哈哈，你可真势利啊，啊哈哈。”
这个水野，也有过一段趣闻。他刚出狱时，一位看重他的财界大腕带他到料理亭，那是他第一次来这种地方，看到干事给年长些的艺妓小费，就生气了，说，给女性现金是很失礼的。想到这些，恭次觉得很不可思议。而另一方面，他又想，如果这个人和次郎一样，如果是一个自己不是中心就不高兴、嫉妒心异常强烈的人，那在这个人们都把关注集中给了新面孔恭次身上的场合，是掩饰不住自己的不快的吧。
次郎常常将“茶屋”①当做献殷勤和玩弄女色的不健康的场所训诫孩子们。每每这时，他一准不会忘记叮嘱他们说：“说是茶屋，那可不是喝茶的地方哟，是花柳巷的料理亭。”还要拿出沉湎于酒色的乡里大户的少爷和掌柜的事例加以说明。
当秘书时，恭次参加过两三次由议长主持举办的宴会，在大料理亭的大房间，招待二十几名常驻国会进行采访的记者。但那都是事务总长鱼住的邀请，是按惯例举办的，地点都是在位于筑地的“牡丹”。可是水野成夫设的宴，却让恭次明白了议长主办的大宴会不过是一种仪式。同时，水野的宴会，与次郎多次训诫的“茶屋”之宴也大为不同，对恭次来说全然是未知的。这里没有一点铜锈味，让人觉得这是一个用金钱束缚人的地方。虽然有时候可能会像袈裟下面露出铠甲一样，能够看出一点本来面目来，但至少水野的这次宴会，只是一个可以让人安心放松的场合。
“想什么呢？来啊，干一杯吧！”不知什么时候坐在了左侧的一个中年艺妓搭话道。也许因为有点醉意，她把酒壶倏地举到恭次眼前，提醒默默地端坐一旁的年轻艺妓说：“喂，你别愣神啊，得陪客人喝好啊。”
就在这时，隔扇咯啦啦开了。“啊呀，来啦！”和声音同时出现的，是岸信介内阁执政时“安保”骚动那会儿任官房长官的椎名悦三郎。恭次当秘书时，受议长差遣，也见过他几次。椎名对知事和恭次说了句“对不起”，就和水野耳语起来。只听水野说：“这个啊，这样可不行啊。”说完，像是出了几个点子，然后就听椎名大声说：“知道了，那就这么办。那对不起，打扰了啊！我走了！”说完，一鞠躬，就出去了。
“对不起啊，他看见您的车停在这儿，就知道您在这儿了。”老板娘向水野致歉道。
水野却说：“啊，没事儿。正好呢。哦，对了，老板娘，这是今天的主宾，叫楠恭次，以后可能会常来这儿，多关照吧。”
这样的交谈和男女间的举动，于恭次都是第一次体验。领导人们大概都是自由出入这里的吧。相形之下，次郎及其企业就像是京都的公卿眺望散在于地方的封建领主和武士集团的情形吧。这并不是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哪一个先进哪一个落后的问题，恭次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只是相互间彼此看不起却又彼此利用的关系。
用这种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些的时候，恭次往往会感到困惑的是，自己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属于哪边了。
恭次想起两年前在纽约和次郎会合，并陪同次郎前往华盛顿的事。次郎从日本带来的赠品，没有五个小伙子都抬不动，令恭次感到非常羞辱。这和封建诸侯参拜幕府简直如出一辙。麦克阿瑟在日本待过六年，倒是好像很满意的样子，但白宫可就要吓一跳了吧。恭次对从日本跟随次郎一同来美的八角小声问：“这么多贡品，会不会反而让人觉得咱们瞧不起人家？”八角却回答说：“不会的，哪有人收这么多东西还不高兴的？”他的目光分明是想告诉恭次：自己以前也是这么想的，可这不过是头儿最讨厌的知识分子的感觉罢了。
恭次试着将此整理归纳为，创业者推崇粗野强制的作风，而第二代则因受过高等教育而对父辈创业者的行动多感到羞耻。尽管这样的归纳也于事无补，但自己或许勉强也可以算是平均的第二代吧。恭次联想到几个熟人，想，就是第二代里也有些人粗野且卑劣呢。然而，虽说如此，也并不能说他们就有创业者的魅力了，而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小丑。
恭次给新德里打了电话，把自己这天和知事、水野的会谈的结果以及交涉的细节向次郎作了汇报，并为接受进一步指示，请求次郎准许清明飞赴巴黎。
大约过了两天，峰子从巴黎来信了，上面写着：“小说写得很顺利，预计5月份就能脱稿。不知恭次哥有没有比较熟的出版社能帮忙出版……”让副岛繁带着去了法国以后，也就一年左右的时间，小说就快写完了，速度快得有点令人吃惊。信里又写道：“我怕出版社一页稿子都没有见到不好判断，就暂且把开头的三十页寄去，请多关照。”
第二天，稿子就寄到了。文稿字体清秀，是这样开头的：
一种说不上是声音的声音。外面，已经有细雨将至的迹象了。
冬季来临。……毫不迟疑的季节的脚步。梧桐树的叶子也已落尽，宽宽的马路每天都会被夜雨淋湿，巴黎已经进入了被人们称为“灰色的”漫漫冬季了。
恭次最初的反应就是：哎，还挺是回事儿的，也许差不多呢。恭次连忙翻了翻后面的稿子。舞台似乎是法国。虽然仅凭这三十页也许不好判断，但好像没有用到楠家的素材。问题是里面出现的人物是如何作为肉体存在被客观描写的，换言之，就是和少女期的自恋绝缘到了什么程度。恭次从批评家或编辑的角度，一口气读完了这三十页。
恭次曾经写过诗，但并不认识能为自己出版小说的编辑。不得已，他又踏上那踩上去吱嘎作响的木楼梯，找正为自己编辑第三本诗集的出版社去商量。
楼梯的吱嘎声让恭次又一次想起了议长带情人去宫中的事件来。提起问题的那家妇女报社，尽管地点不同，但也在神田同样建筑的二楼。自己在那个事件中的表现和所起的作用，不管怎么想都有些令人不快，至少，在写诗的圈子里是无法与人说的。恭次想着，走进了出版社的房间。
二楼上有三张简陋的书桌和三部电话，分别是三家小出版社的。恭次获得新人奖的诗集，就是出自其中一家专门出版诗集的出版社。
恭次曾想象，年轻时代的次郎如果知道恭次在写诗，也许会怒吼：“你，什么时候成了一个玩家！都说写诗这种玩意儿的家伙都性格乖僻，正经人谁干这个！你赶快给我打住！”当时，他还不知道，父亲年轻时曾被看做是农民出身的革新派，还当过《新日本》杂志的总编。也许是因为看到次郎和年轻时相比相差太大，在恭次渐渐懂事后，阿樱也很少讲起丈夫的事情。恭次得奖后，照片和真名一起上了报纸，次郎只是说了句大意是“适可而止”之类的话。
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又有人传闲话说恭次还在写诗，次郎知道后，虽然说了一些“最近老睡不着觉，我就把你的诗集放在枕边，一看书名，我就开始犯困了”之类的挖苦话，但似乎也是半是死心的样子了。清明和高岛正一郎曾调查过恭次在文学领域都做了些什么，但他们的这些努力，反倒使次郎的反应更加迟钝了。
恭次把峰子小说的开头三十页交给专门出版诗集的那家小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请他推荐介绍给别家。回去时，踏着吱嘎作响的楼梯，恭次又想起了池袋西口那家烤肉店的老朴。恭次曾在老朴烤肉店的三楼借了一间屋子做地下活动据点，进行城北地区的组织活动。现在，恭次的耳边又回响起老朴一多喝点酒就哼唱出来的革命歌曲来。从那时起过了半年左右时间，恭次就因咯血住进了疗养院，而生于平壤的老朴却没了音讯，也许是回国了。这个消息还是遵循共产党的军事方针、成为山村工作队员的原来的同志宫本熙明在进入山里基地的路上告诉恭次的。说来，宫本熙明后来也没有消息了。和这些人的交往不过是十年前的事情，可现在的恭次想来却像是发生在二三十年前。
次郎得知和静冈县基本达成了协议、也收到了正式的同意书后，对恭次让清明带着文件去巴黎说明原委的请求表示同意。放下电话，次郎感到有点头晕，就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从这里可以看得见新德里的街道上，低矮的房屋比比皆是。
次郎准备将静冈县交付的资金用在横穿三浦半岛的公路上。不久前开始收购的土地，在收入翻番计划公布以后便升了值，产生了相当数额的账外浮余资产，但是，新收购的土地也同样涨了价，使得计划没有什么进展。再过十年、或者十五年，自己都多大岁数了啊，该有九十岁了吧，怎么也得想办法加快速度了。正迷迷糊糊地想着，治荣回来了。她去饭店地下商店街买了些印度布料和熏香。
次郎转过脸去，却看见西方的天空上已经升起了月亮，吃了一惊，失声叫道：“喂，印度的月亮是从西边出来的！”
“瞎说，怎么会呢！”走近窗边的治荣看到挂在西方天边的月亮，调好时钟，提醒道：“日本已经是黎明了。有时差，得快睡觉了。”
尽管这话有些不合情理，可次郎却信了。原来在村里当农民时，就曾发现自己从未看到过挂上中天的月亮。“早上披着星星走，晚上戴着月亮回。”那时候的星星，要么是拂晓的金星，要么是傍晚出现的第一颗或第二颗星星。
自己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结果，就个人创造资产的规模而言，我的是最大的了。从祖父那一代起传下来的遗产，早已在来东京的时候处理干净，充了学费。但是，多亏这样，才能有我的今天，所以还得感谢祖父，只是，又有几个人了解并理解我艰苦奋斗的历程呢？！
这么一想，次郎便想起有家出版社曾希望他以《苦斗五十年》为题写本书。想来这对教育后世的人们也许大有益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