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土飞扬，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我们唇干舌燥，鼻子里黏满了灰沙，背着沉重的器材，从火线上撤了下来，退到了那道长长的山梁上。山梁下是河，作为预备队的西班牙军队就集结在那儿。
我在堑壕里靠壁坐了下来，把肩膀和后脑往泥土上一靠，如今到了这儿就连流弹也不用怕了，向下望去，河谷里的阵势尽收眼底。这里有坦克预备队，坦克上都覆盖着油橄榄树上砍下的树枝。左边是些指挥车，车身上都抹着泥巴、遮着树枝。中间是一长行抬担架的人，过了山口蜿蜒下行，一直来到山梁脚下的平地上，把伤员装上停在那儿的救护车。运送给养的毛骡驮着一袋袋面包和一桶桶酒，军火队的毛骡一溜儿由骡夫牵着，正不断往这山梁的口子里上来，提着空担架的人也顺着小路随骡群缓缓往上走。
右边，山梁弯曲处的下面，我看得见有个山洞口，旅参谋部就设在这山洞内，通信电线从洞顶上通出来，翻过我们头上的那道山梁蜿蜒而去。
穿皮衣、戴头盔的摩托兵骑着车从小道上一路颠簸而来，碰到路实在太陡时，便推着车走，随后就把车往路边一放，徒步走到山洞口，一头钻了进去。正当我看着时，从山洞里出来了一个我认识的大个子匈牙利摩托手，只见他把一些文件往公文皮包里一塞，便走到他的摩托车旁，把车子推到毛骡和担架手的队伍里，紧行几步，腿一跨，便上了车，在一阵摩托轰鸣声中翻越山梁而去，车子扬起了一阵猛烈的尘雾。
山下的平地上救护车来来去去不绝，平地的那一头一行青枝绿叶，表明是河的所在。那一带有一座红瓦大宅，还有一个灰墙磨坊，大宅位于河的对岸，近旁的树丛里有我们炮队开炮的闪光透出来。炮是正好朝我们这个方向打来的，三英寸口径的家伙，总是两道闪光紧紧相连，随即是低沉而短促的“嘣嘣”两响，接着便是炮弹挟着愈来愈响的呼啸朝我们这个方向飞来，又越过我们的头顶继续向前飞去。我们还是那个老问题：大炮奇缺。眼下要有四十门大炮方才够用，可那儿总共只有四门，所以只好两门一放。这次进攻，早在我们撤下来以前就已经失败了。
“你们是俄国人吗？”一个西班牙士兵问我。
“不，是美国人，”我说。“你有水吗？”
“有的，同志。”他递过一只猪皮囊来。这些预备队的士兵，其实都只是顶着个兵的空名，是穿着军服才算个兵罢了。这次进攻根本就没有打算使用他们，所以他们就乱糟糟地集结在山梁下的这一线上，三五成群，吃吃喝喝，说说话儿，有的干脆就呆呆地坐着枯等。这次的进攻任务，是由国际纵队中的一个旅承担的。
水，我们两个都喝了。水里有股沥青味儿，还有股猪鬃味儿。
“还是喝酒好些，”那个士兵说。“我可以给你们弄酒去。”
“好。不过解渴还是水好。”
“打仗时的那个口渴最难受了。我们在这儿虽说是预备队，可我照样也口渴得厉害。”
“那是害怕的缘故，”另一个士兵说。“口渴都是害怕引起的。”
“不，”又一个士兵说。“害怕引起口渴，那错不了。可是一到打仗的时候，心里即使不怕，也照样口渴得厉害。”
“打仗嘛，心里总是害怕的，”第一个士兵说。
“你才这样，”第二个士兵说。
“这是正常现象嘛，”第一个士兵说。
“你才这样。”
“闭上你的臭嘴，”第一个士兵说。“我这个人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四月天，风刮得很猛，上山口里来的毛骡踩起了滚滚的尘雾，一头就是一大团，担架两头的两个人也各自扬起一大股，被风一吹搅成一片，山下的平地上救护车卷起的尘土更是一长串一长串的，随风飘散。
我现在很有点信心了，我相信今天是不会给打死的了，因为我们上午活儿干得不错，而且在进攻开始的阶段，我们曾两次大难不死；这就使我壮了胆。第一次是在我们跟着坦克前进的时候，我选了个地形，准备从这里拍摄进攻的场面。后来我突然感到这里靠不住，我们就把摄影机往左挪了大约两百码。临走时还用可说是最最原始的办法在那里做了个记号，不到十分钟，我原先所在的地方就落了一颗六英寸口径的炮弹，炸得那儿好像从来就没有来过人一样。倒是地上清清楚楚出现了好大一个弹坑。
后来过了两个小时，一个新近从营里调到参谋部的波兰军官自告奋勇要领我们去看波兰人刚攻克的阵地，不料一出山坳，没了掩蔽，我们发现自己竟暴露在机枪的火力之下，我们只得下巴紧贴着地，吸了两鼻孔的沙土，硬是从机枪火力的底下爬了出来，而且悲哀的是我们发现当天波兰人非但没有攻克半个阵地，反而又从出击点后退了一些。因此此刻我躲在战壕里，就落得汗流浃背，又饥又渴，进攻时经受的种种危险虽已过去，却在内心留下了一片空虚。
“你们真的不是俄国人？”一个士兵问。“今天这儿有俄国人来。”
“是啊。不过我们不是俄国人。”
“你的脸相就像个俄国人。”
“没有的事，”我说。“你弄错了，同志。我的脸相虽然古怪，却并不像个俄国人。”
“那他的脸相像个俄国人，”说着一指我那个正在摆弄摄影机的同伴。
“也许有点像。可他也不是个俄国人。你是哪儿的人呢？”
“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他自豪地说。
“埃斯特雷马杜拉有俄国人吗？”我问。
“没有，”他回答的口气越发自豪了。“埃斯特雷马杜拉没有俄国人，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也不到俄国去。”
“请问你的政治观点？”
“我恨一切外国人，”他说。
“这个政治纲领未免太笼统了。”
“我所恨的有摩尔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北美人、俄国人。”
“按你恨的程度排列？”
“对。不过我对俄国人恐怕应该说最恨了。”
“老弟，你的想法倒真是有趣，”我说。“你是信仰法西斯的吗？”
“不信。我是个埃斯特雷马杜拉人，我就恨外国人。”
“他的想法怪得很，”另一个士兵说。“你不要太把他当真了。比方说我吧，我就喜欢外国人。我是巴伦西亚人。请再喝杯酒吧。”
我伸手接过杯子，嘴里那头一杯酒还余味未尽呢。我瞅了瞅这个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他又高又瘦，面容憔悴，胡子拉碴，两颊深陷，肩上披着条毛毯披肩，把身子一挺，气鼓鼓站起身来。
“别把头抬起来，”我连忙对他说。“飞来的流弹还真不少呢。”
“我才不怕流弹呢，我就是见外国人都恨，”他狠狠地说。
“流弹是用不到害怕，”我说，“不过既然是预备队，吃流弹的事就应该尽量避免。可以避免而不去避免，这伤就受得太没意思了。”
“我什么都不怕，”那个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
“算你的运气好，同志。”
“这话倒不假，”手拿酒杯的那一位说。“他是不知道害怕的。连aviones[1]都不怕。”
“他发疯了，”另一个士兵说。“飞机是大家都怕的。飞机虽然杀不死多少人，可叫人好怕哟。”
“我是不怕的。我不怕飞机，我什么都不怕，”那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可凡是外国人我都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