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口里走下来一个穿国际纵队制服的高个子，一边肩头上斜披着一条毛毯，下面在腰里打了个结，他走在两个抬担架的人旁边，似乎根本就没有理会自己都到了哪里。他把头昂得高高的，那神气就像个梦游人。他中等年纪，没有带枪，从我这儿看去，也不像是受了伤的样子。
我看他独自一人离开了战场，往山下走去。还没走到指挥车那儿，他就向左一转弯，还是那么异样地高高昂起了头，越过了山梁的后沿，走得看不见了。
跟我搭档的那一位正忙着给手提摄影机换胶片，并没有注意到他。
一颗炮弹从山梁那边打来，只见在快到坦克预备队的地方，一股尘土和着黑烟冲天而起。
旅部所在的山洞口，有人往外探了探脑袋，随即又缩了进去。我觉得这个地方倒似乎可以一去，不过进攻失败了，我知道那里的人肯定都火冒三丈，我可不想去看他们的脸色。打了胜仗的话，拍个电影他们也乐意。可打了败仗，谁都有气没处出，弄得不好真会把你抓起来押送到后方去。
“他们大概就要向我们炮轰了，”我说。
“炮轰不炮轰对我都一样，”那个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我对这个埃斯特雷马杜拉人渐渐感到有点腻烦了。
“你们还有酒剩吗？”我问。我还是觉得嘴干。
“有啊，老兄。有的是呢，”那个态度友好的士兵说。这人个小手大，身上脏得很，一脸的胡子茬儿跟他那板刷头的头发都快差不多长了。“你看他们就要向我们炮轰了？”
“按说大有可能，”我说。“不过，这场战争可是什么都难说的。”
“这场战争又怎么啦？”埃斯特雷马杜拉人气冲冲地问道。“这场战争叫你看不顺眼了？”
“你给我住口！”那个态度友好的士兵说。“这里是我带班，这些同志是我们的客人。”
“那就请他别说我们这场战争的坏话，”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外国人，可不能跑来说我们这场战争的坏话。”
“你是哪个镇上的人，同志？”我问埃斯特雷马杜拉人。
“巴达霍兹，”他说。“我是巴达霍兹人。我们巴达霍兹人受尽了奸淫掳掠，先是来了英国人，后来又换了法国人，如今是摩尔人。今天摩尔人干下的坏事，也不见得就比当年威灵顿[2]手下的英国兵厉害多少。大家去翻翻历史嘛。我的太奶奶就是叫英国人给杀死的。我家的房子就是叫英国人给烧掉的。”
“我很遗憾，”我说。“可你为什么要恨北美人呢？”
“我的父亲当初被征去当兵，就是在古巴被北美人打死的。”
“这我也很遗憾。相信我，是真的感到很遗憾。那你又为什么要恨俄国人呢？”
“因为他们是暴政的代表，再说我也讨厌他们的脸相。你的脸相就像个俄国人。”
“我们恐怕还是离开这儿的好，”我对我那个搭档说，他是不懂西班牙话的。“看来我的脸相很像个俄国人，这快要招来麻烦了。”
“我快要睡着了，”他说。“这儿睡觉挺不错的。你只要别多嘴，就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这儿有位同志对我很看不顺眼。我看他大概是个无政府主义分子。”
“那好，你只要提防着点，别叫他给打死就好。我可要睡了。”
就在这时，从山口里来了两个穿皮外套的人，一个又矮又壮，一个中等身材，两个人都戴便帽，都是扁脸盘、高颧骨，腰里都佩着驳壳毛瑟枪。他们朝着我们走来。
那个儿较高的一个用法语跟我说话。他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法国同志打这里经过？肩头上斜扎着一条毯子，像束着武装带似的，年纪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模样。你有没有见到这么个同志，从前线下来朝后方去了？”
“没有，”我说。“我没有见到过这么个同志。”
他对我瞅了会儿，我注意到他的眼珠是黄里带灰的，瞅着我一眨也不眨。
“谢谢你啦，同志，”他说，那个法国话腔调很怪。随后他就对同来的那个人讲了些什么，舌头转得飞快，所用的语言我也听不懂。说完他们就走了，一直往山梁的最高处爬去。下面几条山沟里的动静在那儿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那才真是俄国人的脸相呢，”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
“别响！”我说。我正在密切观察这两个穿皮外套的人。他们冒着相当密集的火力，站在那儿仔细查看山梁下河这边的那一片高高低低的地。
突然两人中间有一个发现了要找的目标，用手一指。于是两个人就像一对猎狗一样撒腿跑了起来，一个径直翻下山梁，另一个向侧面包抄过去，像是要去截断什么人的去路似的。那第二个人还没有下山梁顶，我就看见他拔出了手枪，枪口对着前面一路奔去。
“你看着心里好受吗？”埃斯特雷马杜拉人问我。
“跟你一样不好受，”我说。
我听见从里山梁顶的背后传来了毛瑟枪断断续续的枪声。一连开了十多枪。一定是距离太远了，枪没打到。一阵枪声过后，隔了片刻，又是一声枪响。
那埃斯特雷马杜拉人气鼓鼓看了我一眼，一声不吭。我想，要是炮轰开始了的话也就不会有这些事了。可是炮轰偏偏一直迟迟没有开始。
那两个穿皮外套、戴便帽的人翻过山梁一起回来了，随后他们又一起下坡来到山口，走下坡路膝屈腿弯，两腿动物下陡坡总是少不了这副怪样的。他们刚要转入山口，正好一辆坦克呼噜噜、轰隆隆从山口里下来，他们就闪在一旁，让坦克过去。
那天坦克又吃了个败仗，如今从前线上撤了下来，过了山梁，有了屏障，坦克都打开了炮塔，头戴皮防护帽的坦克手都两眼向前直瞪，就像橄榄球员因为表现窝囊，给换下了场一样。
那两个穿皮外套的扁脸汉子为了给坦克让路，便闪在山梁上，正好站在我们的旁边。
“你们要找的那个同志找到了没有？”我用法语问个儿较高的一个。
“找到了，同志。谢谢你啦，”他说，目光把我从头到脚一打量。
“他说什么？”那埃斯特雷马杜拉人问。
“他说他们要找的那个同志已经找到了，”我告诉他。那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不响了。
当天一上午我们就一直留在那法国中年汉子掉头而去的这个地方。我们一直在这里蒙尘土，熏硝烟，听那一片喧闹，伤的伤，死的死，怕死的暗暗怕死，有人有英勇的表现，也有人有怯懦的流露，发动一场不可能成功的进攻是荒唐的，当然免不了要失败。我们一直留在这片越过了就别想活命的沟壕纵横的土地上。在这里你就得扑面卧倒，得拢起个土堆来护住你的脑袋，得把下巴颏儿拼命往泥土里钻，一等命令下来，就得上那个即使上得去也别想再活的要命山坡。
我们一直跟这些趴在地下的人在一起，他们在等坦克而坦克始终未到，却只听见头上炮弹大批呼啸而来，轰然炸响，弹片夹着土块四处横飞，有如掘开了个泥泉，泥流往外直喷，枪声嘟嘟、弹飞嗖嗖，在当空交织成一片。我们知道他们等在那里是怎么个感受。他们已经进到无可再进了。一旦命令下来要继续前进，那就前进与活命不可得兼了。
一上午我们就一直留在这里，留在那法国中年汉子掉头不顾而去的这个地方。我很理解，一个人一旦看清了为一场不可能成功的进攻而牺牲是蠢事——比如人在临死前就往往眼清目明，所见正确，突然会看清问题，看清了这场进攻成功无望，看清了这场进攻愚不可及，看清了这场进攻实质是怎么回事——一旦看清了这些，他完全有可能干脆退下来，一走了之，就像那个法国人一样。他之所以掉头而去，完全可能不是出于怕死，而只是因为他看透了，是因为他突然明白了他不能不走，明白了除了一走再也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