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法国人虽然退出了这场进攻，却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自尊。这他作为一个常人，我是理解他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却自有一些监督作战的人不肯放过他了，于是，在这边他刚刚摆脱了死亡的威胁，一翻过山梁，到了那边枪弹不到、炮弹不来的地方，正向着河边走去呢，死亡的命运却马上落到了他的头上。
“哼，这些家伙，”那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冲那两个战地宪兵一晃脑袋，对我嘀咕。
“这就是战争，”我说。“在战争中不能没有纪律。”
“为了服从这种纪律难道我们就死也应该？”
“可没有纪律大家谁也活不了。”
“纪律，有这样的纪律，也有不是这样的纪律，”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你听我告诉你。二月里的时候，我们也正好是在这个地方，那时法西斯发动了进攻。他们把我们赶出了你们国际纵队今天想要夺取而夺不下来的那些山头。我们退到了这儿，也就是在这道山梁上。国际纵队开上来，接管了我们前面一带的防线。”
“这我知道，”我说。
“可有件事你是不知道的，”他气冲冲地只顾往下说。“当时有个跟我同省的毛孩子，一打排炮他吓坏了，他就在自己手上打了一枪，满想这样可以下火线，因为他害怕了。”
在场的其他士兵这时也都听着了。有几个还点了点头。
“对这样的人，照例总是给他们包扎好了伤口，把他们马上送回前线，”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又继续说道。“这是很对的。”
“是啊，”我说。“是应该这样。”
“是应该这样，”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可这毛孩子那一枪打得太狠了，竟把骨头打了个粉碎，结果发生了感染，只好把手截掉。”
有几个士兵点了点头。
“说下去，把后面的经过全告诉他，”有一个说。
“这事其实还是少提为好，”剪板刷头、一脸胡子茬儿、自称是带队官的那一位说。
“我可有责任告诉人家，”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
那个带队官耸耸肩膀。“我对这事也不是没有意见的，”他说。“那你就说下去吧。不过我是不想再听人提起了。”
“这毛孩子从二月里起，就一直留在山谷内的医院里，”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我们这儿有几位在医院里见到过他。大家都说医院里的人很喜欢他，他也尽量做些独臂人能做的事情。他始终没有给抓起来过。也从来没有人说过要把他怎么样。”
那个带队官一句话也没说，又给我递过来一杯酒。他们全都在那儿听，就像一字不识的人听讲故事一般。
“昨天，直到黄昏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就要发动一场进攻了。昨天，直到太阳下山以前我们还只当这一天就这样平平常常过去了。没想到就在那时候，他们却把他从河边的平地上顺着小道带到这山口来了。当时我们正在做晚饭，他们把他带来了。总共只有四个人。一个是他毛孩子帕科，两个就是你刚才见过的穿皮外套、戴便帽的那两个家伙，还有一个是旅部的军官。我们看见他们四个人一起上山口来了，我们看见帕科的手并没有给铐上，也并没有给绳捆索绑什么的。
“我们一见到他，全都拥了上去，大家说：‘嗨，帕科。你好吗，帕科？一切都好吗，帕科老弟，帕科你这个老小子？’
“他说了：‘一切都好。一切都还不错，只除了这个’——说着给我们看了看那条断臂。
“帕科说，‘那是胆小鬼干的蠢事。我干得真后悔。不过我只有一只手，也要做个有用的人。我要为我们的正义事业尽我一只手的力量。’”
“对，”一个士兵插进来说。“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也听见他说的。”
“我们都跟他说话，”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他也跟我们说话。在打仗的时候，这种穿皮外套佩手枪的人一来，总不是什么好兆头，就像来了背图囊、挂望远镜的人一样。不过我们总还只当他们是带他来看看的，我们没有到医院去过的人能见到他也都很高兴，我说了，当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昨天傍晚天气可是又晴朗又暖和的。”
“这风是夜里才刮起来的，”一个士兵说。
“后来，”埃斯特雷马杜拉人阴沉着脸色又继续往下说，“他们中间的一个用西班牙话对那军官说：‘是在什么地方？’
“那军官就问了：‘这个帕科是在什么地方受伤的？’”
“当时是我回答他的，”那个带队的人说。“是我指给他看的。就在你那个地方再往下一点。”
“就在这儿，”一个士兵说着，朝那个地方一指。我也看得出是那个地方。一眼就看得出是那个地方。
“于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就拉着帕科的胳膊把他带到了那个地方，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按住在那儿，那另一个就说起西班牙话来。他的西班牙话说得错误百出。起初我们真忍不住要笑出来，连帕科也觉得好笑了。那话我也不能全部听懂，不过我懂那意思是说，对帕科必须严加惩处作为儆戒，以便能使今后不再有自伤的事件发生，今后如果有人违犯都将照此严惩不贷。
“于是，他们就一个人抓着帕科的胳膊——帕科早已觉得又惭愧又难过，一听把他说成这样，更是臊得什么似的——另一个拔出手枪，没有对帕科说一句话，对准帕科的后脑就是一枪。这以后就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那些士兵都点了点头。
“就是这样，”一个士兵说。“那个地方你看得出来的。他倒下的时候嘴巴就直对着那儿。你看得出来的。”
我虽然靠在这儿，也早就清清楚楚看出了那个地方。
“对他搞得那么突然，也不让他有一点思想准备，”那个带班的说，“真是残忍哪。”
“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现在不但恨别国的外国人，也恨俄国人，”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对外国人我们不能存什么幻想。你是外国人的话，我只能对你抱歉。可是现在对我来说，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例外。你跟我们一块儿吃过面包喝过酒了。我想你现在也该走了。”
“说话可不能这样，”那个带班的对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讲点礼节还是必要的。”
“我看我们还是走吧，”我说。
“你不生气吧？”那个带班的说。“你只管留在这个掩蔽部里好了，随你待多久都没关系。你还觉得渴吗？要不要再来点儿酒？”
“多谢你了，”我说。“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我那样恨外国人你能理解吧？”埃斯特雷马杜拉人问我。
“你那样恨外国人我很理解，”我说。
“那好，”他说着就伸出手来。“握手我还是愿意的。对你本人，我还是愿意祝你幸运。”
“我也祝你幸运，”我说。“祝你本人幸运，也祝你作为一个西班牙人能够幸运。”
我叫醒了拍电影的那一位，两个人就一起从山梁上下来，向旅部走去。这时候坦克都已在陆续回来了，那响声之大，弄得连自己说话都快听不见声音了。
“刚才你一直在跟他们说话？”
“在听他们说呢。”
“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儿没有？”
“有的是。”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回马德里去。”
“我们应该见见将军去。”
“对，”我说。“一定得见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