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当年的奇科特酒吧，是个跟白鹳夜总会[1]差不多的去处，只是那里并没有乐队伴奏和初入社交界的小姐，又有点像华尔道夫饭店[2]的男士酒吧，只是男士酒吧不接待女客。奇科特酒吧可是接待女客的，不过那可毕竟是个男人聚会的地方，女客在那儿是没有地位可言的。酒吧老板叫佩德罗·奇科特，酒吧要办得有特色老板总得有个性，他就具备了这一条。他是个很出色的酒吧掌柜，总是和和气气，总是乐呵呵的，而且为人颇有风趣。风趣这东西在时下早已是希罕之物了，很少有人能长久保持这东西。风趣这东西可不能跟演戏的本事混为一谈。奇科特有风趣，他的风趣不是假的、不是装的。可是他又很朴实单纯，待人也极友好。他真比得上巴黎里兹酒吧的那个侍者乔治，真是一样那么和蔼可亲，更是一样那么绝顶能干——在眼前要找个合适的人来比比，大概也就数乔治最过得硬了。所以他开的酒吧是相当不错的。
当时马德里有钱的年轻人里那些讲究派头的都爱去一个叫新潮夜总会的酒吧，而正派人则都去奇科特。奇科特的客人里固然也有不少是我所看不惯的，正如白鹳夜总会里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是在奇科特我却没有一次不是玩得高高兴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可以不谈政治。有一些酒吧咖啡馆，是专诚为谈政治而去的，但是奇科特酒吧里却可以不谈政治。其他形形色色的话题当然还是谈得很多的，到了晚上，城里最漂亮的女郎也会在那里露面，那里的确是开始一天夜生活的好地方，我们常常都是先在那里坐坐，由此而得以过上一个美妙的夜晚。
再有，到那里去走走还可以了解了解谁在城里，要是不在城里又是到哪里去了。如果是在夏天，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你也尽可以坐在那里喝喝酒，因为那里的侍者都是很友好的。
这等于是一个俱乐部，可又用不到你付会费，在那里你有时说不定还可以结识个姑娘。奇科特酒吧是西班牙最好的酒吧，可以肯定无疑；是全世界最好的酒吧之一，我想也没问题。我们这些常去坐坐的人，对这个酒吧都怀有很深的感情。
还有一点，就是那里的酒绝佳。如果你要的是马蒂尼[3]，那里所用的金酒便是极品的金酒，再好的货色有钱也没处买了。奇科特还有一种原桶威士忌，是地道的苏格兰产，比起那种广告做得很大的所谓名牌酒来真不知要好多少倍，跟普通的苏格兰威士忌就更不用比了。那会儿叛乱刚开始，奇科特正在北方的圣塞瓦斯提安照看他开设在那儿的夏令酒吧。那个酒吧他至今还开着，据说还是佛朗哥的地盘里最好的一家酒吧呢。马德里的酒吧则由本店侍者代为经管，直至今天还由他们管着，不过好酒早已都卖光了。
奇科特的老顾客多半站在佛朗哥一边，不过也有一部分是站在政府一边的。由于那个酒吧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地方，而真正愉快的人又往往是最勇敢的，最勇敢的人照例又最早战死沙场，所以奇科特酒吧的老顾客有很大一部分现下已经死了。那原桶的威士忌卖完已有好几个月了，那纯黄金酒则是在1938年5月喝得点滴不剩的。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好酒可喝了，所以我想卢伊斯·德尔加多要是稍晚一些来到马德里的话，他或许就不会上奇科特酒吧去，也就不至于会招来那场祸事了。但是他在1937年11月里来到马德里的时候，奇科特酒吧还有纯黄金酒卖，还有印度奎宁水卖。豁出性命去买好酒喝，似乎还犯不上，所以他恐怕只是旧地重来，想进去喝上一杯，如此而已。如果了解了他的为人，了解了这家酒吧当年的情况，那么对这件事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那天大使馆里宰了一头牛，大使馆里的管门人打电话到佛罗里达旅馆来，通知我们说他们留了十磅鲜牛肉给我们。就在那样一个马德里的冬日的薄暮时分，我徒步走到大使馆去领肉。大使馆的门外有两个带长枪的突击队员坐在椅子里，牛肉就放在门房内候领。
管门人说，这方牛肉倒是斩的好肉，可惜那头牛太瘦了。我从厚呢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些炒葵花子和一些橡栗来请他尝尝，两个人就在门房的外边，那大使馆的碎石子内车道上，站着说了两句笑话。
我把沉甸甸的肉在腋下一夹，穿过半个城走回家去。大马路[4]那头在落炮弹，我就拐进奇科特酒吧去避一避。店里又挤又闹，我就在一个角落里找了一张小桌子坐，背后是用沙袋堵住的窗口，我把牛肉在旁边的板凳上一放，就坐在那儿喝起金酒补汁[5]来。我们到这个星期才发现原来店里还有奎宁水卖。开仗以来店里还不曾有客人要过奎宁水，所以奎宁水还是卖的叛乱爆发前的老价钱。此时晚报还没有出版，我就向一个老婆子买了三份政党传单。每份是十分，我给了她一个比塞塔，叫她不用找了。她说上帝一定会保佑我的。我却不大相信，就只管看我的传单，喝我的金酒补汁。
有个当初我早就认识的侍者走到我的桌子旁，对我说了两句话。
“不会吧，”我说。“我不信。”
“是真的，”他说得斩钉截铁，手里盘子一摆，头一晃，指的都是同一个方向。“现在且别看。喏，就在那边。”
“这不干我的事，”我对他说。
“也不干我的事。”
他走了，这时另外一个老婆子那里刚刚有晚报卖，我就买了一份看起来。那个侍者没有认错人，果然是他。我们两个对此人都非常熟悉。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傻瓜！这个傻到了家的大傻瓜！
就在这时候正好有个希腊同志过来在我的桌子边坐下。他是第十五纵队的一个连长，一次飞机扔了颗炸弹，把他埋在了土里，另外四个弟兄死了，他被送到后方医院里来观察了一阵子，后来又给转送到一家疗养院什么的。
“你好吗，约翰？”我问他。“来尝尝这玩意儿。”
“这叫什么名堂，埃蒙兹先生？”
“叫金酒补汁。”
“这补汁是什么东西？”
“就是奎宁水。来尝尝看吧。”
“不瞒你说，我是不大喝酒的，不过既是奎宁呢，喝了倒能治热病。我来喝一点试试看吧。”
“医生说你情况怎么样，约翰？”
“我用不到去看医生啦。我的身体全好了。就是觉得头脑子里好像老是在嗡嗡叫。”
“你还是得去找医生看看，约翰。”
“我去看过啦。可跟他说不明白。他说我没有证明，不给看。”
“我打个电话去说说，”我说。“医院里的人我认识。医生是个德国人不是？”
“对，”约翰说。“是个德国人。英语说得不怎么好。”
正在这时候那侍者过来了。他已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顶都秃了，招待客人还完全是老派的规矩，并没有因为打了仗而有所改变。他像有一肚子的烦恼。
“我有个儿子在前线，”他说。“另外一个儿子已经阵亡。现在又碰上了这档子事。”
“这是你老兄的问题。”
“那你呢？我不是也已经告诉你了吗？”
“我是到这儿来喝上一杯餐前酒的。”
“我也不过是这儿的一名职工。你就指点指点我吧。”
“这是你老兄的问题，”我说。“我是不过问政治的。”
“你懂西班牙话吗，约翰？”我问那希腊同志。
“不懂，识不了几个字，不过希腊话、英国话、阿拉伯话我全会说。以前阿拉伯话说得还挺不错哩。我问你，你可知道我是怎么会给埋在土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