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呀。我只晓得你给活埋了。其他一概不知。”
他脸儿黑黝黝的，挺中看，一双手可是乌黑的，说起话来总是连挥带舞。他是岛民出身，一开口就会情绪激动。
“好吧，那我就告诉你。你是知道的，我对打仗挺有经验。以前我在希腊军队里也是当上尉的。我可是个优秀的军人。所以，那会儿我们守在丰特斯-德-埃布罗的壕沟里，看见飞来一架飞机，我就看得很仔细。我看这飞机飞到了头上，又这样机身一侧打了个弯”(说着双手做了个飞机侧身打弯的样子)“在空中老盯着我们看，我就说：‘啊哈，是参谋总部派来的。是来侦察的。马上就有很多飞机要来了。”
“我料得一点没错，果然又来了很多。于是我就索性站在那儿观察。我观察得可仔细了。我仰起了头，把空中的情况一一指给连里的弟兄们看。来的是三架一批，共有两批。一架在前，两架在后。一队三架飞过去了，我对弟兄们说：‘看见吗？这是一个编队飞过去了。’
“等后面的三架也飞了过去，我对弟兄们说：‘这就好了，没有事了，再用不着担心了。’那以后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这样一过就是两个星期。”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个把月以前的事。事情是这样的：炸弹把我埋在土里的时候，我的钢盔给推了下来，正好盖在脸上，所以我还有钢盔里的这点空气可以呼吸，勉强支持到被人家挖出来，可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过我呼吸到的那点空气都是爆炸后产生的硝烟，那倒弄得我病了好久。现在我好了，只是脑袋里老是在响。这种酒叫什么名堂来着？”
“叫金酒补汁。所谓补汁就是施韦珀印度奎宁水。这家酒吧在战前本来档次极高，当时一美元只换七个比塞塔，在这里这种奎宁水就要卖到五个比塞塔。我们也是前不久才发现他们还有奎宁水卖，而且还是老价钱不变。眼下也只剩一桶了。”
“味道的确不错。告诉我，这个城市在战前是什么样子的？”
“挺不错。跟现在也大致差不多，但是吃的东西丰富极了。”
那个侍者又过来了，他隔着桌子探出了身子。
“我要是不管能行吗？”他说。“我到底有这个责任啊。”
“假如你想管，你可以去打电话，拨这个号码。你记一记吧。”
他记了下来。“找匹佩听电话，”我说。
“我跟他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侍者说。“但是这事关Causa[6]。像这样一个人，对我们的事业肯定是有危险性的。”
“店里其他的服务员难道都不认识他吗？”
“我想是认识的。可是谁也没有吭声。他是个老主顾了。”
“我也是个老主顾呢。”
“那会不会他现在也站在我们一边了呢。”
“没那事，”我说。“据我所知没那事。”
“我以前可从来没有检举过一个人。”
“那就要由你考虑了。也说不定会有别的服务员检举他的。”
“不会，只有那些老服务员才了解他的底细，老服务员是不会检举人家的。”
“再给我来一杯纯黄金酒，来些苦草汁，”我说。“奎宁水瓶子里还有。”
“他在说些什么呀？”约翰问。“我只听懂了一丁点儿。”
“这店里来了个人，当年我们俩都跟这人认识。这人是个打鸽子的好手，我时常在射猎场上见到他。他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不管他今天来这儿是什么原因，反正他现在来这儿是非常愚蠢的。他这个人以前一向非常勇敢，也非常愚蠢。”
“指给我看看是哪一个。”
“那张桌子上跟飞行员在一起的就是。”
“哪一个？”
“就是脸儿晒得黑黑的，用帽子遮没了一只眼，这会儿正在笑的那个。”
“他是个法西斯分子？”
“对。”
“我从丰特斯—德—埃布罗前线下来以后，今天算是离个法西斯分子最近了。这儿法西斯分子多吗？”
“有时还相当多。”
“他喝的也是跟你一样的酒，”约翰说。“我们喝这个酒，会不会被人家当成是法西斯分子？我问你，你到过南美西海岸的麦哲伦[7]没有？”
“没有。”
“那个地方不错。只是掌(章)鱼太多了。”
“什么太多了？”
“掌鱼。”他的音没有念准。“你知道，就是有八条手臂的那个东西。”
“噢，”我说。“是章鱼。”
“对，掌鱼，”约翰说。“你瞧，我还是个潜水员呢。在那个地方干活还真不错，挣的钱也不算少，可就是掌鱼太多了。”
“跟你捣乱了？”
“捣乱不捣乱我也说不准。在麦哲伦港我第一次下水就看见了掌鱼。那家伙就这样一下子站了起来。”约翰手指撑着台面，猛地把手往上一提，肩膀同时往上一耸，眉毛也同时往上一抬。“站起来比我个儿还高呢，还直瞪瞪盯着我的眼睛。我赶紧拉绳让他们把我给吊上去。”
“那东西有多大，约翰？”
“要说得很肯定我也说不上，因为头盔上那个眼罩的镜片看东西有点儿走样。不过看那头围总该有四英尺开外。而且那东西站起身来就像踮着脚似的，对我是这个样子盯着看的。”(做出一副盯着我看的样子。)“因此我一出水面，他们给我一摘下头盔，我就说我再也不下去了。后来那雇我的老板说了：‘你这是怎么啦，约翰？你怕掌鱼，掌鱼对你更怕呢。’我就顶了他一句：‘笑话奇谈！’这个法西斯酒我们再来它一杯怎么样？”
“行啊，”我说。
我的眼睛却一直望着那边桌子上的那个人。他名叫卢伊斯·德尔加多，以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33年在圣塞瓦斯提安打鸽子的时候。记得我还跟他一起高高地站在看台顶上看射猎大赛的决赛来着。我们都下了赌注，我是下不起这样大的赌注却愣下，他呢，我相信他一年也输不起这么多钱，却还硬是加码押上，后来他付清了赌账下看台时，我记得他一副表情是多么高兴，装得好像付这笔赌账是他莫大的荣幸似的。后来我记得又跟他一起站在卖酒柜台前喝马蒂尼，我当时觉得赌输了钱也就是送走了晦气，欣欣然有如释重负之感，心里只是在想：他这一下输惨了，还不知他心疼得怎么样呢。我近一个星期来一直枪法失灵，他倒是枪法奇准，几乎是不可能打到的鸽子都会撞在他的枪口上，所以他经常自己打枪跟人家打赌。
“掷银元赌输赢来不来？”他问。
“你真要跟我来？”
“对，如果你愿意的话。”
“赌多少？”
他掏出一只钱夹，看了看里边，哈哈一笑。
“不管你说多少我都乐意奉陪，”他说。“不过我看这样吧：我们就赌八千比塞塔好了。我这皮夹子里大概也总共就是这个数目。”
当时这个数目要值到近一千美元。
“好吧，”我说，刚才那份释然而安的心情一下子全消失了，打赌势必引起的那种心虚之感又涌了上来。“谁做庄？”
“我来做庄。”
我们把双手拢成杯状，里面各放上一枚五比塞塔的大银元，颠了几下，然后各把银元压倒在左手的手背上，上面用右手捂住。
“就看你的吧，是哪一面？”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