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移开手掌，露出了大银元，朝天的赫然是阿方索十三世[8]的侧面头像，还是个娃娃的样子。
“是人头，”我说。
“把这些劳什子统统拿去吧，来，漂亮点儿，请我喝杯酒。”他把钱夹都掏空了。“你大概不想买一支上等的珀迪枪吧？”
“我才不想买呢，”我说。“不过我说，卢伊斯，如果你眼下手头不太方便的话……”
我说着就把手里这一小叠叠得齐齐整整、纸张又亮又厚的绿色一千比塞塔大钞推到他面前。
“别傻了，恩里克[9]，”他说。“我们这是打的赌，不是吗？”
“话是不错，不过我们是老相识了。”
“可还没有老到这一步。”
“好吧，”我说。“这事总该你说了算。那么你喝什么酒呢？”
“金酒补汁怎么样？你知道这种酒味道好极了。”
于是我们就喝了杯金酒补汁，我弄得他光了屁股，心中老大不安，不过赢了这笔钱，却又觉得开心非凡，这杯金酒补汁的味道之好，在我这辈子里还不曾有过第二回。这种事何必要说假话呢，又何必要装作赢了钱还不乐意呢。不过，卢伊斯·德尔加多这家伙倒的确是个挺有风度的赌徒。
“依我看，输得起多少钱赌多少钱，那是不会有多大味道的。你说呢，恩里克？”
“我说不上来。我是向来输不起的。”
“别傻了。你的钱多着哪。”
“没有的事，”我说。“不骗你。”
“得了，谁没有钱呢，”他说。“问题只是肯不肯卖，卖掉点儿什么不就有钱了？”
“我没有多少钱。真的。”
“得了，别傻了。我认识的美国人没有一个不是有钱人。”
我看他这话也确实说得没错。当年在里兹酒吧也好，在奇科特酒吧也好，他是碰不到没钱的美国人的。而今天他重返奇科特，在这里碰到的美国人就都是他当年决不会碰到的那种美国人了。唯有我是例外，我按说是不该来的。可是我也真恨不得没来这儿，免得在这儿看见了他。
不过话要说回来，他既然执意要干这样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那可是他自己的事了。但是我望着前面的桌子，回想起了当年，我却被他弄得心中不安起来，我还特别感到不安的是：我把保安总部反间谍局的电话号码告诉那个侍者了。当然，他本来只要在电话上问一声，也能把电话挂到保安总部。但是我却给他指点了一条逮捕德尔加多的最便捷的捷径，而眼前的情况又是样样过火，分外复杂，这里边牵涉到公道啦，正义啦，本丢·彼拉多[10]式的处治手段啦，还有想看看人家在矛盾的感情冲突下如何举动的那种往往很见不得人的心理啦。作家所以会成为这样富有魅力的朋友，靠的就正是这种复杂的局面。
那个侍者又过来了。
“你看怎么样？”他问道。
“要我去检举他我是绝对不干的，”我说。一个电话号码闯了祸，现在我想为自己打退堂鼓了。“不过我毕竟是个外国人，战争是你们的战争，问题也是你们的问题。”
“可你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那没错儿，也决不会变。不过检举老朋友，可不包括在里边。”
“那我呢？”
“你的情况不一样。”
我相信我这说的是实话，话说到这里也已经无话可说了，不过我总觉得，这事我要是压根儿就没有听说，那该有多好呢。
我爱探究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举动，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说来惭愧，我这种好奇的心理早已得到满足了。我就转过脸来望着面前的约翰，不去看卢伊斯·德尔加多所在的那张桌子。我知道他替法西斯当飞行员已有一年多了，可眼前的他，却穿起了政府军的制服，在跟三个最近去法国受训回来的年轻的政府军飞行员说着话儿。
这些新来的小伙子谁也不会认识他，我真有点怀疑，不知他会不会是想来偷一架飞机呀什么的。不管他这次来是什么目的，反正他眼下到奇科特酒吧来是发了傻。
“你喝了感觉如何，约翰？”我问。
“感觉不坏，”约翰说。“真是好酒。喝了好像觉得有点儿飘飘然。头里的嗡嗡声也叫得好些了。”
那个侍者又过来了。他显得十分激动。
“我把他检举了，”他说。
“那好啊，”我说，“现在你的问题都解决了。”
“解决啦，”他自豪地说。“我把他检举了。他们这就要来抓他了。”
“我们走吧，”我对约翰说。“这里就要有点麻烦事儿了。”
“那还是走吧，”约翰说。“麻烦事儿总是不断地来，拼命想躲也躲不开。我们该付多少酒账？”
“你不留下了？”那个侍者问。
“不了。”
“可电话号码是你告诉我的啊。”
“这号码我正好记得。在这城里住着，记得的电话号码就太多啦。”
“可这是我的责任所在啊。”
“是啊。谁说不是呢？责任这东西是含糊不得的。”
“那我下一步呢？”
“哎，你刚才不是觉得心里就挺安生了吗？以后回想起来你大概还会觉得心里挺安生的。说不定还会引以为荣呢。”
“你的包忘了带了，”那个侍者说。他把牛肉交给了我，牛肉是包在两个大信封里的，《踢马刺》杂志就套着这种大信封按期寄来，去堆在大使馆一间办公室内的那一大堆一大堆刊物里。
“我很理解，”我对那个侍者说。“真的很理解。”
“他是个老主顾了，而且又是个好主顾。再说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检举过人家。我检举他可不是为了好玩。”
“我还有句话，可不是要挖苦你，也不是要伤你的心。你可以对他说是我检举他的。因为政见不同，他现在反正已经把我看成对头冤家了。他要是知道是你检举的话，他会恨你的。”
“那不好。自己做事自己当。可你理解我吧？”
“理解，”我说。接着却又撒了个谎：“不但理解，而且赞成。”在战争时期，无奈说个谎是很常有的事，既然不得不说个谎，这个谎就应该趁早说，而且应该尽量说得技巧些。
我们握过了手，我就跟约翰出了店门。临出门时我回头对卢伊斯·德尔加多所在的那张桌子上看了一眼。他的面前又摆上了一杯金酒补汁，他刚刚说了句什么，逗得满桌子的人都在哈哈大笑。他那张黑黝黝的脸上洋溢着极大的欢乐，一双眼睛显出了猎手的精明，我心想：不知他这会儿又在冒充什么角色了？
他上奇科特酒吧是很傻，可他就是特意要干这样的事，为的是日后回到了他的同伙那儿，就可以搬出来炫耀炫耀了。
我们出了店门，刚要顺着大街走去，一辆保安总部的大卡车开到奇科特酒吧的门前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来八个人。六个端冲锋枪的在门外站起了岗。两个穿便衣的就向店里走去。一个人要看我们的证件，我说了声“外国人”，他就让我们走了，说是没有我们的事。
黑暗里顺着大马路走去，人行道上又多了大批碎玻璃，脚下尽是炮轰过后遗下的瓦砾。空气里硝烟还未散去，街上到处是高爆炸药的气息，石毁墙倒的气息。
“你哪儿去吃饭？”约翰问我。
“我给大伙儿领了些牛肉来，我们就在旅馆里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