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碰见他是在火车的车厢里，那是八月的一个星期天，当时所谓的“西班牙—普鲁士事变〔1〕”刚刚开始。尽管我从未见过他，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又高又瘦，头发花白，脸色通红，鼻似鹰钩，圆睁的双眼总是充满了愤怒，只有在看到车厢一角那位受过勋的先生时才显露出一丝温和的神色；他的额头既低又窄，一副固执的样子，在这样的额头上，同一种想法在同一个位置反复雕琢，终于留下一道唯一的、很
我第一次碰见他是在火车的车厢里，那是八月的一个星期天，当时所谓的“西班牙—普鲁士事变〔1〕”刚刚开始。尽管我从未见过他，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又高又瘦，头发花白，脸色通红，鼻似鹰钩，圆睁的双眼总是充满了愤怒，只有在看到车厢一角那位受过勋的先生时才显露出一丝温和的神色；他的额头既低又窄，一副固执的样子，在这样的额头上，同一种想法在同一个位置反复雕琢，终于留下一道唯一的、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