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说，喜欢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一般就不会接受卡夫卡；推崇卡夫卡，一般不会再回头歌颂那些纯正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们。他们虽然不会否定现实主义全因果的故事环链，甚至你可以听到他们对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的高度颂扬，这也多半是对文学史的无奈尊重，并不是对一个作家或哪部作品的真正崇敬。在那些尊重卡夫卡的作家之谈吐写作中，你也会听到、看到他们对过往大作家的褒词和敬意，不过，那也只是他对文学史尊重的具体化而已。然而，到了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这位出生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岸的人，意外地把纯真、固执的现实主义读者、作者与始于对卡夫卡零因果的惊异的读者和写作的追随者们，神奇地统一起来了。他让他们搁置歧义，共同喜欢自己的作品，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结局。尤其中国的读者和作家们，这一点的突出，就如大家喜爱两座山峰之间的一座桥梁。起原初，没有桥梁的出现，那两座山峰是各有其独自风光的挺拔直立，是两峰完全不同的绝佳景色。两类作家面对现实和世界的态度，因为零因果和全因果的决然不同，现实在他们笔下也变得决然与不同。然而，当半因果出现在马尔克斯的笔端时，他调和、折中了前两类作家面对现实和世界的不同认识，使半因果面对现实的态度，变得既独特又宽广；既保存了零因果的读者，又挽回收编了全因果的读者。从而使自己的读者，在以上截然不同的两类之间，获得了既陌生、新异、独具个性魔力，又被广泛接受的认同。之所以会达到如此的收益，除却我们谈的马尔克斯把他小说故事中的半因果置放在全因果和零因果之间的因果双向游动——既接近彼此又决然不和双方真正靠拢、吻合的“中间路线”之外，就是马尔克斯在故事中向社会与人物的回归。二十世纪小说疏淡社会和故事的倾向，因他得到了适度的挽回。这种回归的挽回，是马尔克斯在写作态度上暧昧、中间的胜利。
如果说，我们谈的全因果、零因果、半因果多含“怎么写”的因素，那么，“写什么”在这种全因果、零因果、半因果的写作态度上，也在因之发生着奇妙而有趣的变化。全因果面对现实与世界的态度是批判的、介入的、扩大的，人物是近乎百分之百的“社会人”。故事的激流一定是社会关系与现实生活在语言中的急切荡动。造成安娜·卡列尼娜必须、亦必然卧轨自杀的，不仅是安娜的性情与性格，更是她所处的那段“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的俄罗斯十九世纪历史大变革的社会必然。喀秋莎·玛丝洛娃的悲惨命运，虽然与她的天性有关，而真正的元凶，则是那个复杂黑暗的俄国的社会现实。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的前言中写到，他写作的目的是“完成一部描写十九世纪法兰西的作品”。《红与黑》的副题是“一八三○年纪事”。《包法利夫人》的副题是“外省风俗”。这一切的伟大写作，都在向我们传递着全因果写作与现实和作家所处时代的矛盾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即便爱玛·卢欧《包法利夫人》中的主人公。作为一个外省的乡村女子，并不在法兰西社会的中心位置；即便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更多地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油画般巴黎以外的风俗描写，坚决反对作者在故事中表示意见，他也不会忘记写到爱玛在修道院中受到那种贵族思想与贵族感情教育时，一个老姑娘，作为“大革命摧毁的一个世家的后裔”（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上卷第六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对她的影响，更何况整个小说的历史背景，正是法兰西波旁王室幼支的统治时期。无论如何，福楼拜写的是巴黎以外的“外省”，可也是那个社会最为重要的组成，是当时现实社会与世界最大化的呈现。
在现实主义全因果写作中，社会矛盾的深入化与复杂性愈是仰仗全因果关系百分百的合理性融入，人物就会愈发丰满，故事就会愈发动人，小说就会愈发成功。但是，到了零因果，强大的社会背景不再成为人物与故事的舞台。“社会人”成为了人的“个体”。同样是写死亡，安娜是在她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复杂性把她推至隆隆的车轨之下；格奥尔格·本德曼卡夫卡小说《判决》中的人物。则是因为父亲那句——“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而投河身亡。格里高尔则完全是自己“无原因”地变成了甲虫，父亲在他坚硬的背上投掷苹果，最终发炎溃烂而不得不死。K在故事中的现实环境，从格奥尔格·本德曼和格里高尔所处的家庭环境中走了出来，到了城堡下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无论是作为文学的地理环境，还是作为现实世界的对应存在，它大于家庭，却又完全不是全因果小说中那种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现实世界的一种缩影，而是一种神秘的象征存在，并非我们所知的社会存在。就是到了《审判》中，故事的行程路线和社会有着复杂的对应，也多为具体的社会与法律的响应关系，完全无法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笔下全方位的“社会关系”相提并论。
是的，全因果致力并崇尚人物命运与复杂社会千丝万缕、不可分离的因果联系。人物与故事的目的之一，就是对社会复杂性的揭示与批判。而零因果背叛的正是这一些，它割断人物与社会的直接联系，与庞大的历史背景之联系只是象征和依靠读者参与的联想。而全因果中复杂的人物塑造，也被零因果之后的现代派写作作为现实主义写作目的、甚至为唯一目的而简化和减弱，故事变得奇异和淡薄，人物成为符号或象征。因此，那些喜爱全因果的读者，面对零因果颇有不解和莫名其妙的恐慌与不安。作为文学的读者，他们变得躲避与沉默。而那些崇尚现代写作的读者与作家，一面面对文学史不得不对辉煌的全因果写作的伟大作家表示出无奈的尊敬与羡慕，又对那些与全因果写作至死不渝的追求者们表现出无奈的不屑。全因果和零因果写作，是全然不同的两大阵营。十九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培养的庞大的读者，并不喜欢零因果的写作，一如从上一世纪走来的老人不喜欢新时代的世事变迁。而二十世纪培养的现代读者和作家，不否认十九世纪文学的伟大，又对那种全因果写作多少有些不屑一顾，甚至会嗤之以鼻。这种分化和没有被人们挑破开来的矛盾，到了马尔克斯得到了折中的调和与缓解。他让对零因果写作倍觉推崇的作家与读者，感到了他对零因果的丰富与发现；又让对全因果崇尚的读者与作家，感受到了他对全因果的继承与创新。这个在《百年孤独》中被全面使用的半因果，表现在作家面对现实与历史的态度上，是一种回归和挽回。它不再像现代派们那样，只在故事中注重个体的人，而放弃集体的社会和历史。面对故事的态度，人物不再是那种“文学主义旗帜下的故事和人物”，而人物和故事，既是某种文学主义的，更是现实世界与历史之中的。
全因果写作的人物与历史环境是丰富、复杂的。
零因果写作的人物与历史环境是相对单纯、明了的。但人物个体的内心世界却是丰富、复杂的。
到了半因果，马尔克斯把二者结合起来了。或者说，他在卡夫卡向全因果的背叛中，向后撤退了大半步，一手牵住了零因果，一手牵住了全因果，把故事、人物与现实社会在零因果中抛弃的那一部分又努力地找回到了小说中。
换言之，马尔克斯相比于卡夫卡之后的许多现代派的作家们，他对故事、人物和故事与人物同读者普遍关注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关系，又表现了某种深切的热情与关注。《百年孤独》的故事以布恩地亚一家七代人坎坷、神奇的经历和马贡多那个小镇上百年的历史变迁——从兴起、发展、鼎盛到随风而去的消失，以此描写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大陆的百年历史演变与所处的社会现实。一九九二年瑞典皇家文学院授予马尔克斯诺贝尔文学奖时，称它“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不可思议的奇迹”的描写，正是仰仗着半因果在《百年孤独》写作中完美、普遍的运用。“最纯粹的现实生活”，正是马尔克斯对本民族现实与历史深切关注后让写作向社会与现实的回归。
我们无法分辨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是诺贝尔文学奖成就了《百年孤独》世界声誉的经典地位，还是马尔克斯的文学成就又一次巩固了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声誉的权威。但自此之后，拉美文学在向不仅是拉美地区和西方世界的全面铺开，使那些智慧醒悟的作家与读者，明了了小说的人物一味地“个体”，是一个独具光彩的陷阱，而一味地“社会”，则会是一片繁闹的清寂。拉美作家普遍独具个性的写作，又都同时不失对本民族现实与历史的关注，如略萨和富恩特斯富恩特斯，墨西哥作家，主要作品有《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最明净的地区》等。科塔萨尔科塔萨尔，阿根廷作家，代表作有《跳房子》等。等。从某种意义上笼统地说，是他们把十九世纪的写作经验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写作经验，相融相汇在了自己的思维和笔下。即便他们不是这么明确、明白地行文与思考，那也是神灵在冥冥之中对拉美作家的眷顾和暗示。我们试想，在《百年孤独》中，如果马尔克斯没有写出他本民族的百年兴衰史，没有塑造出上校这个鲜活生动、具有生命质感的人物来，而只有那一堆魔幻的神奇和细碎，这部作品还会有今天的伟大吗？
4半因果态度之三
在全因果小说中，无论处于何样的目的，不懈追求全面、深刻的展示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物与社会关系的复杂矛盾，都是一种必须与必然。而零因果的卡夫卡，却几乎是彻底抛弃了这一点。他的小说，事实上是作者与人物完全混淆后同潜在社会关系纠缠的虚构。我们为了对那些神秘莫测的小说表达参与和理解的渴望，被他小说中的黑洞意识弄得不知所措。他那抽象而又引人有趣的字词和句式，是把读者引向黑洞的目光。所以，他把我们对人与社会的矛盾理解带进了他的小说。而且，带进得越多，证明我们对他写作的理解越发深刻。
现实主义是被读者阅读的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是被读者参与后而寓言和神话的现代主义。卡夫卡是最可以被参与、寓言和神话的一个，因为他提供了那些可以被神化的最好的范本。
但是，比起马尔克斯的半因果写作，关于作家和历史、现实的构成，却是更为直接微妙的存在。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们，他们是以自己的思考和写作，去做出作家、人物与社会矛盾的深刻展现。那些小说，是读者的小说。读者只需要在阅读中去感受、体会，就已经完成了读者的使命。可到了卡夫卡，那些小说是作者自己的小说，读者必须自己去努力参与并思考。更多时候，那思考不是让读者同作家一道去完成，而是要靠读者独自去探究。这也是阅读卡夫卡要比阅读托尔斯泰更让读者吃力和疲劳的原因之所在。但是，阅读《百年孤独》时，我们从中体会到的作家与人物、故事中展开的历史和社会之现实，却是轻松、怪诞、跳跃的。“最纯粹的现实生活”——因为纯粹，恰恰说明了作家经过了选择与过滤。而选择与过滤，也正是作家面对历史的态度。托尔斯泰对十九世纪“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一切都刚刚开始”的俄罗斯大变革的社会历史是在全因果中尽力地展示与批判。卡夫卡面对他所处的时代——是那种“犹太性”文化在自疑中“无因果”的表现。自疑导致“无因”，反过来，无因又在故事中更深刻地表现了犹太性的历史文化。马尔克斯在面对人物和故事在《百年孤独》中与历史的关系时，则一半是现实主义的承担，一半是现代写作的“放弃”。全因果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写作中都表现一种对历史与现实全面的承担精神。而卡夫卡在《变形记》、《城堡》和《审判》中，面对本民族历史的态度，如果不能说完全放弃，也是让历史朝着犹太性文化的悄然转移。由犹太性现实取代传统作家贯穿在小说中呈现的历史和社会与人物的繁复纠葛，而给读者带来的感觉，就是对通常的社会、历史描写的尽力转移至与理性对抗的世俗的故事环境。尤其在《变形记》和《城堡》等小说中，如果想要如从十九世纪小说中那样去感觉一个民族的社会与历史，读者将会彻底地失望和徒劳。可是，在《百年孤独》中，读者如同无法感受现实主义的全因果和卡夫卡现代写作的零因果一样，既不能从中感受托尔斯泰对社会现实与民族历史尽力的全面展示与批判，也无法感受卡夫卡把历史与社会现实向犹太性转移的鲜明展示与暗示——而所能感受的，仅仅是潜在社会关系的一种虚构。然而到了马尔克斯，他毫不回避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在这一点上，他的坚决性同现实主义相差无几。而所不同的，就是马尔克斯完全采用了最为个人的历史态度——一种更为个人审美的半因果姿态。可在现实主义作家那儿，面对历史与复杂的社会现实，几乎所有作家的态度都是共同的、相近乃至完全一致的——发现、揭示和批判。因为发现而揭示。因为揭示而批判。因为批判而伟大。因为批判而为后来所有写作确定了伟大、独立的写作立场。因此，在十九世纪写作中，历史与社会大于人物，左右人物的命运。人物可以反抗现实与历史，但他（她）作为社会人，多是“社会中的人”，是社会中的一部分：社会中“这一个”。而到了马尔克斯，半因果被他带入了作家透视社会与历史的眼睛中，故事和人物参与社会，无法逃离社会和民族历史。但历史、社会不高于、大于人物。人物的命运在半因果的个人中，而不在复杂的社会因果中。社会是“人的社会”，但人不一定是“社会的人”。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前者，在社会历史中展开人物；后者，在人物中展开历史与社会。奥雷良诺·布思地亚上校在《百年孤独》中不仅是参与社会历史的人，更是创造马贡多历史的人。他一生征战天下，举行过三十二次全部失败的起义。可他这种武装起义，却并不是十九世纪英雄们为了民族、社会和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而是为了一个“男人的骄傲”。创造了历史，却不为了社会的进步，也不为了掌控天下的权力，却仅仅为了“男人的骄傲”——那么惊心动魄、不屈不挠、出生入死，却又仅仅为了一个“男人的尊严”。这在现实中是降低、矮化了小说的历史意义，但在审美上，恰恰又提高、丰满了人物在故事中（是历史在人物中）艺术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