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子面包与油焖香菇
住家附近的一家面包店，自行研制一种莲子面包，把莲子磨成泥状调在土司面包里，每天下午四点出炉的时候都是大排长龙，大家都等着吃那新鲜的温热的莲子面包。
有一天下午我经过面包店，看到那么多人在毫不起眼的小店前排队买面包，感到十分意外，询问排队的人：“是排队等着买什么呢？”
“买快要出炉的莲子面包呀！”一位中年妇人告诉我，然后她还形容了莲子面包的美味，说新鲜莲子的滋味是多么清香，“又缠又绵”，她每天四点的时候都会来这里买。
莲子面包虽然没有广告，显然是极有口碑的。对于一向不信任广告而信任口碑的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我于是加入人龙里，耐心地等候莲子面包出炉。
一下子，戴着白帽的面包店老板兼师傅，把铁盘子端出来了。果然，屋里就飘出浓浓的莲子香味——在我的印象中，莲子是没有香味的，不知道为什么和了面包，就让我感觉那不只是面包的香味。我买了半条莲子面包，边散步边迫不及待地把面包拿出来吃，细细地品味面包中莲子的滋味。莲子面包确有非凡之处，细滑含着水分的莲子使我想起从前在嘉义看人收成莲子的情景，白净、浑圆的莲子，有一种倾向于圆满的感觉。
我想到可颂坊的榛子面包，圣玛丽的核桃面包，以及台安医院餐厅里加了麦芽的全麦面包，好吃的可能不只是面包本身，而是面包师傅的创造的心情，以及随着那心情衍生出来的感觉，使我们品味到某一些生活的芬芳。在寂寥的午后，知道某一家小面包店有一位师傅冒汗来完成、实践一种创造的心，这给我们带来了温柔的安慰。
生命，真的不能缺乏游戏；生活，则不能失去创造力。创造力随时都在，而且每个人都具有，只要在形式的、固定的、保守的那一个层面，念头一转，做一点提升与超越，创造力就可能得到实践了。面包师傅在做莲子面包时，正是一种提升和超越呀！
在家附近还有一家素食的自助餐厅，老板娘也是个有创造力的人。她的菜色时常更换，有一次竟然做出了一道极美味的清炒凤梨。里面什么都没加，只是用油把凤梨炒到柔软适口，使酸甜的凤梨有了新生一样。
我问她为什么会想到清炒凤梨的。
她的回答令我大出意料。她说因为台风的缘故，青菜的价钱暴涨，一斤菠菜要八十元，一个高丽菜要一百多元，拿来做自助餐实在成本太高了。突然看到小贩叫卖凤梨，一个大凤梨才十五元，想到：“做个炒凤梨应该也不错吧！”当天中午她就做了一道清炒凤梨，没想到反应出奇的好。隔几天，她看人卖苹果，十个一百元，那时萝卜一条四十几元，于是，她做出了一道“清炒凤梨苹果”，滋味比清炒凤梨更好。
她还有一道绝活，就是做油焖香菇，那是在市场上看见小贩卖香菇，那些又小又丑的香菇虽然价钱便宜，还是卖不出去，她灵机一动，就买了一袋回来，泡软、洗净，用油、酱油、小火焖，一直到将干未干之时起锅。那些小香菇的美味，我是无法形容的，在人间里，也只有慧心才能创造出这样的滋味。
可见，有创造力的心灵，不管扮演什么角色，处在什么环境，都可以无遗地展现出来。可惜，由于房屋的租约到期，老板娘已经不做素食餐厅。我每次路过那个房子，就会想起她那超绝的手艺和心灵，觉得她不做自助餐，实在是人间的损失。
创造力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愈用愈出，愈用愈清明，就仿如山林中的泉水一样，凡是真实饮用过创造之泉的人，人世的苦难就好像山中溪泉边的乱石，再多的乱石也不能阻挡泉水的奔流与清澈了。
山不动有什么关系？我们走过去不也一样吗？就在我们抬脚往山那一边走的时候，每走一步，山就向我们移动一步了。
呼山不来去就山
台北一些重要的道路改成单行道以后，搭计程车就变成一件麻烦的事，特别是在交通高峰时间。
有一次黄昏的时候在光复南路要搭计程车，等半天也没有空车的影子，路上又下起雨来，于是步行到忠孝东路口，发现在我的前面几乎每隔十步就有人停在街边招手。“往前走一点，说不定比较容易叫车。”我这样想，然后开始在雨中步行，一走就走了几百米，发现整条忠孝东路都是等计程车的人。
然后，我从敦化南路转往仁爱路，心想仁爱路是单行道，应该容易叫到车，又在仁爱路上走了数百米。如果是平常，我会停止叫车，找一家气氛好的咖啡店坐下来喝咖啡，等雨停了，人潮散了再走，那一天却有些心急，因为家里有客人要来。
眼看着在右边叫车无望，我就转到对面去，心里有一个这样的念头：“说不定有人在左边下车。”才站了一会儿，果然有一部计程车停下来，赶紧坐上去，一边为自己的幸运高兴，一边也想到了人在环境中变化的适应。
在雨中奔驰的计程车里，我想到回教教主穆罕默德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穆罕默德向群众宣布，某年某月某一天他将站在城外，把城外那座山移近一点。群众听了立刻哗然，并且奔走相告穆罕默德将显现奇迹的事。
果然，到了约定那一天的清晨，城外已经聚集了水泄不通的人潮，大家都屏息以待，等着目睹神迹。穆罕默德终于在大家的期待中出现了。他仰天站着，沉默，深呼吸，
然后大声地对那座山喊叫：“喂！大山！到这里来！”空中回荡着穆罕默德的声音，但是，山一点也没有动。穆罕默德再度沉默，深呼吸：“喂！大山！到这里来！”山依然没有移动的迹象，群众大感意外，莫不是神迹失灵了吗？穆罕默德再度提起大嗓门：
“喂！大山呀！到这里来！”
山兀自屹立，群众哗然议论：莫不是眼前这位我们尊敬的人是个骗子吗？或者他太不自量力了，移动一个杯子还可能，移动一座山可能超过他的神力了。
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穆罕默德转过身来面对群众说：“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你们都看到了，我连续向那座山喊了三次，可是山还是不动，既然它不肯动，除了我向那座山走去，还有什么办法呢？”
于是，穆罕默德抬头挺胸、气定神闲，从从容容地走向那一座山，群众愕然而惊叹！
是呀！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许多山一样的事情，有的人想移山，但移不动，自己也不肯改变姿势，反而与山对峙。小如叫计程车也一样，这边叫不到，到那边去叫，如果执意站着不动，当所有人都回到家，我们还站在落雨的街头跺脚生气、自怨自艾呢！
山不动有什么关系？我们走过去不也一样吗？就在我们抬脚往山那一边走的时候，每走一步，山就向我们移动一步了。
不受人惑
我们永远不会变成流行的主角，那么，何不回来做自己的主角呢？当一个人捉住流行的尾巴，自以为是流行的主角时，已经成为跑龙套的角色，因为在流行的大河里，人只是河面上一粒浮沤。
有一位贫苦的人去向天神求救，天神指着眼前的一片麦田，对那个人说：“你现在从麦田那边走过来，捡一粒你在田里捡到的最大的麦子，但是，不准回头，如果你捡到了，这整片田地就是你的了。”那人听了心想：“这还不简单！”于是从田间小路走过，最后他失败了，因为他一路上总是抛弃那较大的麦子。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象征了人的欲望永不能满足，以及缺乏明确的判断力。如果用这个故事来看流行的观念，我们会发现在历史的道路上，每一时代都有当时代的流行，当人在更换流行的时候，总以为是找到了更大的麦子，其实不然，走到最后就失去土地了。
流行正是如此，是一种“顺流而行”，是无法回头的。当人们走过一个渡口，要再绕回来可能就是三五十年的时间。像现在流行复古风，许多设计都是五十年代，离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再回首，青春已经不再。
我并不反对流行，但是我认为人的心里应该自有一片土地，并且不渴求能找到最大的麦子（即使找到最大的麦子又如何？最大的麦子与最小的麦子比起来，只不过差一截毫毛），这样才能欣赏流行，不自外于流行，还有很好的自主性。
流行看起来有极强大的势力，却往往是由少数人所主导的，透过强大的传播，消费主义的诱惑，使人不自觉地跟随。例如前年最流行的香水是“毒药”，去年最流行的香水是“轮回之香”，就是传播与消费互动的结果。今年化妆品公司花2800万元请来伊莎贝拉 ?罗塞里尼来推销新的香水（请恕我尚未记得它的名字），也是一种流行的引导。在我们引导的时候，很少人会问这样的问题：“这香水是我需要的吗？”“这香水是我喜欢的吗？”“这香水值这样的价钱吗？”
我常常对流行下定义：“流行，就是加一个零。”如果我们在百货公司或名品店看到一双皮鞋或一件衣服，拿起标价牌一看，以为多标了一个零，那无疑的是正在流行的东西。那个多出来的零则是为追流行付出的代价。过了“当季”、“当年”，新流行来临的时候，商品打三折或五折，那个零就消失了。
因此，我特别崇仰那些以自己为流行的人，像摄影家郎静山，九十年来都穿长袍，没穿过别样式的衣服（他今年一百零一岁，据说十岁开始穿长袍）；像画家梁丹丰，五十年来都穿旗袍（只偶尔为了方便，穿牛仔裤和衬衫）；像《民生报》的发行人王效兰，三十年来都穿旗袍（不管是在盛大的宴会，或球赛现场）。他们不追逐流行，反而成为一种“正字标记”，不论形象和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我甚至不敢想象郎静山穿华伦天奴西服，梁丹丰与王效兰穿圣罗兰、卡迪尔套装时，是什么样子。
所以有信心、有本质的人，流行是奈何不了他的，像王建煊的小平头、吴伯雄的秃头、赵耀东的银头，不都是很好看吗？有的少女一年换几十次头型，一下子米粉头、一下子赫本头、一下子朋克头，如果头脑里没有东西，换再多的头型也不会美的。
流行贵在自主，有所选择，有所决断。我们也可以说：“有文化就有流行，没有文化就没有流行。”对个人来说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我们中国有一个寓言：有一天，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下凡，在路边遇到一个小孩子哭泣不已，他就问小孩子：“你为什么哭呢？”小孩子就说：“因为家贫，无力奉养母亲。”“我变个金块，让你拿回去换钱奉养母亲。”吕洞宾被孩子的孝思感动，随手指着路边的大石头，石头立刻变成金块。当他把金块拿给孩子时，竟被拒绝了。
“为什么连金块你都不要呢？”吕洞宾很诧异。
孩子拉着吕洞宾的手指头说：“我要这一只可以点石成金的手指头。”
这个寓言本来是象征人的贪心不足，如果站在流行的立场来看，小孩子的观点是对的，我们宁可要点石成金的手指，不要金块，因为黄金有时而穷（如流行变幻莫测），金手指则可以源源不绝。
什么是流行的金手指呢？就是对文化的素养、对美学的主见、对自我的信心，以及知道生活品味与生命品质并不建立在流行的依附上。
有一阵子，台湾男士有这样的流行：开奔驰汽车，戴劳力士满天星手表，用都彭打火机，喝XO，穿路易?威登的皮鞋，戴圣罗兰的太阳眼镜，穿皮尔?卡丹的西装，甚至卡文?克莱的内衣裤（现在依然如此流行）。这样人模人样的人，可能当街吐槟榔汁，每开口的第一句是三字经，或是杀人不眨眼的通缉犯。想一想，流行如果没有文化、美学、品味做基础，实在是十分可悲的。
讲流行讲得最好的，没有胜过达摩祖师的。有人问他到震旦（中国）做什么？他说：
“来寻找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一个人如果有点石成金的手指，知道麦田里的麦子都差不多大，那么，再炫奇的流行也迷惑不了他了。
前年奥斯卡金像奖的得奖影片《上班女郎》，里面有句精彩的对白：“我每天都穿着内衣在房间里狂舞，但是到现在我还不是麦当娜。”是的，我们永远不会变成流行的主角，那么，何不回来做自己的主角呢？当一个人捉住流行的尾巴，自以为是流行的主角时，已经成为跑龙套的角色，因为在流行的大河里，人只是河面上一粒浮沤。
新美学主义
一个新美学主义者充满信心，因为他追求真实有风格的美，他喜欢合理的生活对待，他知道物质之外有美感的真价值，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奈何他呢？何不大家一起来做新美学主义者？
“欧洲皇后”选美第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土地举行，却选择了亚洲的台湾。这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现代女性意识抬头了，使得欧洲人普遍对把女人当花瓶的选美活动失去兴趣。但是在台湾，选美的感冒症候虽已退烧，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选美，欧洲皇后在台湾诞生也就没有什么惊奇的了。
虽说选“欧洲皇后”，大部分参加的都是十七八九岁的小姑娘，她们多数表示对台北这个城市印象深刻。（交通如此混乱、空气如此污浊、物价如此高昂，谁不印象深刻呢？）特别是台北的物价。主办单位曾安排这一群来自欧洲的小姐去逛百货公司，几乎所有的欧洲小姐看到标价都大喊太贵，即使是来自富裕的法国、瑞士、丹麦、德国的小姐都说：“台北的东西贵得不可思议。”东欧几个国家的小姐，就更不必说了。
主办单位为此伤脑筋，听说要特别安排中华商场、西门町、万华等地去购物，以免让她们留下台北物价不合道理的印象。
这个新闻极有参考价值。我虽然住在台北，并未“当局者迷”。和欧洲的小姐一样，我在逛百货公司时，把标价牌拿起来看价钱的那一刻，常常有“是不是贴错了？”的感觉。一件普通平凡的服饰至少都要上千，“并不怎么样”的则要五六千，“看起来还不错”的往往一不小心就是五位数了。有时误以为自己眼花，等清楚数一次是五位数时才叹息地离开。
有的人会说那是因为进口服饰，政府的关税过高，而台北租金昂贵的缘故，我看也不尽然。今年夏天我在泰国一家百货公司买一件强亨利衬衫，合台币二百五十元，在台北的百货公司标价却是一千四百五十元，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而我们知道强亨利是远东纺织公司的品牌，为什么在泰国的百货公司价格还不及台北的两折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相对于百货公司的，例如我们的产销制度也极不合理，有时候一个高丽菜一百多元，有时一个才十元，消费者简直是逆来顺受。
为了对抗过于昂贵的物价，我觉得现代的台北人应该培养一种“新美学主义”，使我们不至于被高物价淹没，并取得消费的优势。
新美学主义简单地说，是保持一种有风格的、独立的、自然的、纯朴的态度，虽追求精致、追求美感，却不屈从于不合理的价格与消费。
新美学主义者可以归纳出几个信念：
一、具有时代感，能欣赏流行，但不追随流行。二、具有高品味，相信品味是不可被价格限定的。三、具有惜福观，选择可长久使用的好物品，不盲目消费。四、具有创造性，能化腐朽为神奇，使低廉的物品有价值感。五、具有风格论，相信风格可以自己塑造，不以昂贵事物添加自己的风格。六、具有独立感，深知自我无可取代，不随波逐流。 ……
新美学的信念可以无限列举，并因应个人的不同需要而调整，但最重要的是，不使价值和价格混合，不做不合理消费的牺牲者，特别是像购买衣饰的事，大部分的衣饰都不是充分且必要的，能省则省、能忍则忍，如果人人对于高标价都采取对抗的态度，相信不合理的消费也就得到改善了。
一旦新美学的信念得到确立，那么逛百货公司就会有一种愉悦的心情，能欣赏而不迷乱，拿起一件衬衫来看，哇！价钱是一万两千元，立刻放回去，心想：“这是卖给傻瓜，或那些有钱而缺乏品味的暴发户的，我又不是傻瓜，也不是暴发户。”然后脚步轻移，笃定地向前走去。
一个新美学主义者充满信心，因为他追求真实有风格的美，他喜欢合理的生活对待，他知道物质之外有美感的真价值，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奈何他呢？
何不大家一起来做新美学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