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商有备而来，其后必有阴谋。幕后指使者是谁，唐绍仪又与其有着怎样的纠葛而招致杀身之祸？
唐绍仪字少川，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他于1862年1月2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一个有一定“洋味”的家庭中，父亲唐巨川是茶叶出口商，族叔唐廷枢是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员。唐绍仪虽在清末居于高位，但他既不是书香门第，也不是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正途”出身，他后来能成为民国第一位内阁总理，一切皆始于曾国藩为培养人才组织幼童公派留学之事。当时风气未开，大江南北的士绅子弟都不肯漂洋过海远赴他乡学习技艺，最后就遴选了多位风气已开的广东幼才。唐绍仪就是其中之一，赫赫有名的还有詹天佑等。
唐绍仪自幼就到上海读书，1874年官派留学美国，经中学升至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在美留学期间，因天资聪颖，勤学好问，唐绍仪的学问大有所长，视野渐渐开阔。
留学事业虽后来因国内顽固派的反对而提前中断，但毋庸置疑，此时的唐绍仪已是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回国的唐绍仪好长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幸运的是，他很快就与野心勃勃的袁世凯结识，并从此成为袁的智囊之一。
1881年，归国后的唐绍仪先是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889年底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也就是驻朝鲜汉城领事。在朝鲜期间，唐绍仪表现出干练的外交才能，并与当时正驻扎在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结识，受到袁世凯的肯定和推荐。1896年10月，清朝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直到1898年9月，唐绍仪才因奔父丧返国，结束了他出使朝鲜近十年的外交生涯。
袁世凯被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便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上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亦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唐绍仪在政治和外交活动中确实有许多漂亮的作为和成绩。
1904年，清朝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的问题。唐绍仪坚持了民族立场，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极力主张推翻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从而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结果中英双方于1906年4月签订了《续订印藏条约》，使得英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尽管英国取得了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商埠的特权。
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被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多次参与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总能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自1906年起，唐绍仪又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职务。
他担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时，大力主持路政，以期扩大我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并挽回我国在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的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合约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转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
唐绍仪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1906年，他以税务处会办大臣之职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唐绍仪在税务部署成立之时，就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员，如今不得不收敛其威风，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1907年，唐绍仪被聘任为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此时的唐绍仪又做了一系列在他“职”所能为范围内的努力，以求遏制日本在东北的势力。他先是计划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唐绍仪又打算联合美国抵制日本，即依赖美国资本来开发东北以遏制日本。翌年，美国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政府，此时唐绍仪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继续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国家、日本等八国。最后日本拉拢美国，抢先签订了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唐绍仪深受袁世凯器重，被聘任为袁士凯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在南北谈判中，孙中山成功地争取了唐绍仪，使其逐步走上了孙中山所指引的民主革命道路，与孙中山携手合作，促成了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作为袁世凯议和专使的唐绍仪，在少年留美时曾接受过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他认为清廷不足保全，共和应该推动。基于这种思想，自唐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起，和议就分明暗两条线：一是唐绍仪、伍廷芳的公开谈判；二是著名的“惜阴堂”密议。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抵沪，旋即在惜阴堂会见了唐绍仪。两人“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谈，握手称孙中山，似故交。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尽掏肺腑”。自此，唐绍仪的思想有了新变化，对孙主张的西方议会制表示赞成。
在南北交涉过程中，孙中山表现出对唐绍仪的高度信任；唐绍仪也对孙中山真心地支持，在孙、袁的斗争中袒护孙而疏远袁，使几件关键事项，如停战、召开国民会议确立国体、优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达成协议，为南北统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础，解决了国民必须解决的问题。
唐绍仪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稳定为中心，在和谈中并没有把袁世凯的意思全部传达，而是先劝说袁世凯迎合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并一直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议和过程中一直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
正因为唐绍仪在和谈中未能尽袁世凯之意，被袁世凯中途撤销了总代表资格。袁亲自出马，以电报方式与伍廷芳交涉，并不断地对革命军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和谈的结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国、孙中山临时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然而伍廷芳、唐绍仪在议和中所签署的条款已产生重要的影响，使革命党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袁世凯陷于较被动的地位。
在南北双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这样的谈判结局，在当时的情况来说，特别是对于急切盼望国家统一、实现民主共和的同盟会革命者来说，应该是大势所趋、情理之中的。
袁世凯虽篡夺了革命成果，实现了其做大总统的阴谋，然而，要维护这安定的局面就必须选择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出任首届总理，唐绍仪适当其选，是孙中山、袁世凯双方的选择。
南北谈判成功后，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出任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当初孙中山当大总统的时候，采用的是美国的总统制，不设总理，由总统直接统辖内阁。在交权前夕，为了限制袁世凯，孙中山临时起意把政府改成内阁制。但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可能入其彀中。这样一来，唐绍仪这个内阁总理必然要与袁世凯起冲突。因为唐绍仪不会是唯命是从之人，他有他的政见和抱负，有他所坚持的为国为民的“大道”；而袁世凯是不可能放弃独断专权的计划的。
唐绍仪少年时期就留学美国，已接受过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国初年，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转变。他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这也是他当上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原因，既深受袁世凯信任，又备受同盟会肯定。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后，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于是，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内阁也因此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袁世凯习惯了独揽大权，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自然甚为不满。两人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常有矛盾，裂痕逐渐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亲袁派内阁内务总长赵秉钧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之事。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的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同盟会成员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将总理附署权抛诸一边，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他“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冷静之后，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
虽然只任内阁总理不到3个月时间，但后来唐绍仪被暗杀的缘由，皆因唐曾经位及高位、政绩出色、影响力甚大而起。
辞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他人集资创办了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一直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1913年，对于袁世凯刺杀宋教仁之事，唐绍仪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并坚决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大兴复辟，唐绍仪遂与蔡元培、汪精卫等民主人士联名致电，警告袁世凯“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皖系军阀段祺瑞大权在握。唐绍仪仍力主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立场上，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利诱。
护法运动开始后，唐绍仪也南下参加，并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军政府改组后，唐绍仪又被任为七总裁之一，在护法军政府中分量不低。
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经验丰富，且具有很强的谈判能力，故又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竭力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这主张被北方的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遂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议和历时一年余，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表现出爱国热情，他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又多次通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后，唐绍仪又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此时，唐绍仪与孙中山已发生分歧。唐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且孙所制定的总统制与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亦不符。于是他拒绝出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在政治上表现消沉，寓居上海闭门不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又挂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1931年3月16日，唐任中山县县长，遂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一个小县，被他治得井井有条，门路顿开。已值古稀之年的唐绍仪做起七品芝麻官来，跟当年做巡抚、尚书和总理一样，雄图大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
早在1920年，他就曾向孙中山提出过在香山设立模范县的建议。此番设立中山模范县并由他领衔，了却了他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可以实现他报恩故土，“回乡办事目的”。他表示，自己并不是“为官而来”，“自当竭诚尽事”。
作为早期的留美幼童，唐绍仪深谙教育对一国发展之重要。在任期内，他不遗余力地兴办学校，培训师资，在全国率先实行义务教育，每年增加教育经费，使中山县的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他还重视文化、卫生、保健等社会福利事业，提倡体育活动，设立中山港医院，开凿机井，兴建公共宿舍、厕所等，提升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唐绍仪主政五年，中山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单就财政收入，中山县一年的收入可与贵州一省的收入相媲美。他的巨大成功，为中山县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却使广东省的财政收入锐减，招致了“南天王”陈济棠的不满，被逼迫辞官。
唐绍仪举家寓居上海后，没有再参与政治。直到1938年抗日战争进行到关键阶段之时，唐绍仪才因为蒋介石与日本军政府的相争而死于非命。
1938年，日军在中国的战线拉得太长，人力、物力、财力均告疲乏，需要喘息，或者另谋他路拿下中国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由于在正面战场大力抗击日军，军力大减，伤亡惨重，也正值政治空前敏感之际，恐再有动乱，疲于应付。恰恰日本政府在此时策动了一个叫作“南唐北吴”的计划，欲将吴佩孚和唐绍仪拉下水，成立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以求渐进侵略中国。
1月16日，日本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公开宣称要在中国建立与之合作的“新政权”。这是日本御前会议制定的侵华新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南唐北吴”计划--有意让中国第一流人物唐绍仪、吴佩孚分掌南北政权。日本显然想以此打垮中国的抗日力量，以华制华，尽早结束战争。拉拢劝降活动就在此时急急开始了。
日本先是派一个叫拙井的专使去劝说唐绍仪。唐以自己年迈体衰，无心再参与政治为由，多次拒绝。由于唐绍仪声望过大，伪政府需要这样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来支撑，所以日本始终未放弃对唐绍仪的劝说行动。南京沦陷后，1938年3月，日本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汉奸文儒梁鸿志任“行政院院长”。傀儡政权扶植起来后，日军依然没放弃唐绍仪。7月份，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土肥原二贤专程南下上海拉拢唐绍仪。此时日方有意让唐担任南北联合政府的主事。
唐绍仪自1936年迁居上海以来，都是以失意政客的姿态在过优哉生活的，在政治上的表现比较消极。经过了漫长的政治生涯，唐可能也颇有倦意；卸下公职后，虽有一种寂寞之感，但也不妨碍他安度晚年。唐绍仪的别墅位于上海法租界的福开森路，租界警方在他的别墅附近采取了特别的安全措施，在他的门口设岗，并派不少安南巡捕在周围来往巡逻。唐绍仪也就落得个安闲自在。早上他都到四马路上的杏花楼喝早茶，除了精美的广帮糕点外，他还要喝点人参汤、鹿茸汤之类，以补气养神。每当夕阳西下，他就在别墅园内散步，或在花荫下闲坐读书。平日在家里，他经常把玩古董玉器，是个古玩鉴赏的行家里手。每见古玩器具，他都爱不释手，历朝珍品他都如数家珍，尤其是瓷器。这也为他日后丧命埋下了伏笔。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法租界依旧灯红酒绿。唐绍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深居简出，做起了海上寓公。
9月份，日方加紧了对唐绍仪的拉拢步伐。9月下旬的某一天，土肥原由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陪同，坐车来到唐宅。岑德广曾于日本贵族学校就读，精通日文，故让他当翻译。会谈中，土肥原小心翼翼地询问：“阁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电’或者‘和平救国宣言’，这是我们要建立新政权的第一步。”
正是这次会谈，加快了唐绍仪被杀的步伐。
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丝毫不敢懈怠，严密监视着唐绍仪的一举一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正因近期情报和除奸工作开展不利受到批评而惴惴不安，见手下送来唐绍仪有可能落水的情报，以为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除奸对象，喜出望外之际，一面将情报呈报给蒋介石，另一面加紧监视唐绍仪。
蒋介石得知唐绍仪与日本人接触频繁的消息后，立即通过各种关系对唐对行笼络。孔祥熙先对唐说：“少老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唐的另一个女婿诸如年，也受指使来沪，劝其脱离日伪势力的包围，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汉，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唐，劝他赴香港居住。面对这些规劝，唐绍仪回答说：“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宁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后来又说：“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之后便起身。”话是如此说，但唐绍仪一直滞留上海，未见动静，引得军统特务们杯弓蛇影。
此时最关键的就是唐绍仪自己的态度了。当下情势，如若唐愿意接受日伪势力的拉拢，则军统特务必杀之；如若唐接受国民政府的劝解，则有可能遭来日方怨恨而起杀心。
现今史料没有具体提及，我们也只能猜测，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各方的揣测，而置自身于险境。
土肥原与唐绍仪在抗战前就有所交往，面对外界纷纷扬扬的传言，唐也只是以外交辞令推托：“一生政治活动中，对于外间任何谣言，皆视为痴人说梦。”但这也不能表明唐有坚定拒绝土肥原的立场。面对蒋府成员的规劝，他也说宁当亡国奴不做汉奸。
还有传言，唐的女婿诸如年暗中与日方勾结，背着唐私自允诺日方所开出的条件。军统以为是唐绍仪所允。
另有一传言，军统在1月28号得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情报，一是说唐绍仪对日方表明态度，一旦中方达到相当程度上的败绩，他同意与日军进行议和。这一情报引起了军统极大的不安。因为当时武汉正受日军三面包围，摇摇欲坠，武汉会战的失败已是必然。
另有一情报，国民党方面也派人来动员他离沪赴港时，唐绍仪答应说，料理好家务就去香港。可巧这时候，住在唐绍仪隔壁福开森路20号的一户人家搬走，腾出一所花园洋房廉价出售。唐绍仪见价钱便宜，又带有花园，于是便买了下来，还打通了两院之间的界墙，以便把女儿一家接来同住。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侦知这一情况，便断定唐绍仪不肯离沪，是想留下来为日本人服务。如此，军统不得不采取行动，以防万一了。
也有传言唐绍仪拒绝日方的一切要求，日方恼羞成怒欲除之。
至此，大致可以对唐绍仪的死因做出几种猜测：
一是唐晚节不终，落水做了日伪汉奸，准备去日军占领区南京主持新政府的工作，而被刺。若真是汉奸的话，行刺者的答案就多了，所有爱国团体都有可能。
二是唐与日寇接触频繁，徘徊不去，但最终不肯出山，日方一不做二不休派人将其刺杀。
三是唐绍仪保持了晚节，拒绝日方的要求。因唐的女婿诸如年背着唐私自应允日方要求，被军统所知，以为是唐绍仪投敌，故而除之。
9月30日上午，一场安排周密的暗杀行动开演了。那日细雨秋风，阴霾沉沉。一辆蓝色轿车直驶唐宅门口，车上走下来古董商一行四人。安南门卫见是熟客，便拉开铁门放行。商人们提着一个装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内确有好货，一只南宋御制大花瓶，一把据说是抗倭名将戚继光所佩之剑，另有古玩数件。
一行人来到客厅，管家早已上楼禀报唐绍仪，说谢大少爷又带人来出售古董，请老爷下楼过目。不多时，唐绍仪便下楼来与客人略事寒暄。宾主坐定后，其中一个古董商人抽出那把宝剑，举到唐绍仪面前，说：“此剑系戚继光抗倭时所用，价值连城，请唐总理过目。”唐绍仪接过宝剑，略一把玩，眉头微皱，以行家的口吻说：“恐非真物也，明朝军人已多佩刀而不佩剑，时倭寇与戚将军针锋对峙，也是有名的日本倭刀。”两人讨价还价，争执不下。此时唐为了缓和气氛，便令下人给客人点烟。因屋内找不到火柴，用人便到屋外去取。
此时便只剩唐绍仪一人了。商人见时机成熟，便互相用眼神示意。当唐绍仪背转身低头凝视其他古玩时，其中一个商人迅速从南宋花瓶中取出事先藏好的小钢斧，敏捷地绕到唐绍仪的背后，照着其头颅猛然砍下。唐绍仪不及哼声，便已颓然倒下，立时脑浆飞溅，鲜血喷涌。
商人们见大功告成，赶忙撤退。临到房门口时，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说：“唐总理不必送了，留步，留步。”并带上房门出来，四人又齐向门内一鞠躬，恭恭敬敬。门外的保镖、仆人见状，也没有疑心。他们就这样紧一步慢一步走出大门来，坐上那辆一直没有熄火的蓝色轿车，风驰电掣般离去。几个仆人隐约记得车牌号是6312。
等到仆人找到火柴回到客厅，老主人已经奄奄一息，倒在血泊之中。唐绍仪被急送到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医生给唐绍仪打了强心针，又输了血，仍不见效。唐绍仪一直处在神志不清的状态。当天下午4点，唐绍仪终于不治身亡。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刊出唐绍仪被刺丧命的消息。法租界搜捕房验了尸后，唐氏亲戚子女把唐的遗体领去，于胶州路万国宾馆设礼堂祭奠。
法租界捕房接到唐绍仪被刺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前往唐宅展开调查。他们用一辆装甲车守住要道路口，同时通知各处巡捕房缉捕6312号蓝色轿车。中午时分，捕房巡警在麦其路主路口找到了一辆空无一人的黑色轿车。经查实，这辆黑车轿车的车牌号正是6312，但车内早已空无一人，这条线索被强行切断。
另有一路巡捕根据唐家人提供的其中一位古董商人的地址，直扑该处搜捕，但也早已人去楼空。
原来这位古董商人叫谢志磐，是唐绍仪一位故人的儿子，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难怪唐绍仪对他疏于防范。这个谢志磐有一个胞兄，名叫谢力公，是军统的大特务。谢志磐是军统上海特区的情报员，一直与谢力公保持着“工作”上的联系。
谢志磐身为情报员，利用其父与唐绍仪是故人的关系，一步步接近唐绍仪，搜集了大量情报，并配合军统特务做周密的暗杀计划。9月上旬开始，谢志磐就借倒卖古董之由靠近唐绍仪。特务们探知唐绍仪喜爱古董，不惜高价收集，便找着了暗杀良机。
军统先是安排谢志磐带着几名身着便装的军统人员冒充古董商人驾车直开唐宅，他们带上几件古董上品，与唐绍仪讨价还价，故作商人状，做成买卖。这只是军统设计暗杀唐绍仪计划的第一步，先让军统人员做一次演习，熟悉唐家情势，以确保日后万无一失。他们以后又来了几次，发现唐绍仪对古董简直到了入迷的地步。对特别珍贵的货，他还要把仆役支开，关紧房门，独自鉴别。这更让军统部找准了下手机会。
当时参与刺杀行动的还有老牌军统特务赵理君，军统杀手王兴国、李阿大。几个刺客行刺逃脱后，径直跑到军统戴笠处邀功讨赏。赵理君被委任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科科长，王兴国、李阿大也各有所用。唯独谢志磐，事发后一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可能也因为他与唐绍仪的关系，他经常自言自语地说：“我对不起唐伯伯！”因此，军统没有办法给他安排工作，就让他先在一家旅馆暂时住下。不久，他被送进一家医院诊治，安置在特别监护病房中，可是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偷偷在他的裤袋里放了一只手枪，总说有人要加害于他，一只手老放在口袋里。重庆侦缉所的几个特务去这家医院公干，见谢志磐的病房门紧闭，就从窗口探视，谢一惊之下拔出枪射击，这几名特务一齐还击，当场把谢志磐打死。后来也有传言说，这是戴笠在杀人灭口。
事情发生到这一步，已经可以确认唐绍仪是军统特务部所杀。特务部为何要杀死唐绍仪，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唐绍仪被刺的消息披露后，沪上舆论一时哗然，成为社会民众街谈巷议的一大话题。于右任、张继等国民党元老都向蒋介石表示不满。蒋介石遂让陈布雷起草，代表蒋介石发布了一道唁电，有“痛悼何及，顿失瞻依”云云，还以孔祥熙的名义下令褒奖唐绍仪，拨付治丧费五千元，并将唐绍仪的生平事迹付诸国史，让后人仿效评价。
而今学者们曾于1987年、1989年在珠海召开过两次唐绍仪研讨会，唐绍仪之死自然成为会议的热点。沈醉先生也与会并发表了意见。他原是军统特务，是谢力公的同事，身为个中人，应该是深知其事，能够作出准确解释和判断的。他认同刺唐是军统的奉命行事。军统刺唐显然是处心积虑，精心策划，由专人执行专案的，定不是误杀。当时国民党政府也已在事实上承认“错杀”，所以事发之后，军统即建议“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并由国民党政府明令褒扬，拨发治丧费5000元，宣付国史馆立传以掩饰其“错杀”之误。因此，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惨遭错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