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隆冬，南京城北极阁一所精致的小洋房内，炉火融融，温暖如春。汪精卫正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这里本来是宋子文的公馆，抗战后南京沦陷，就被日军抢占了，后来就给汪精卫作为休息之处。
宽敞的客厅内铺着深红色的地毯，摆着华丽的沙发。汪精卫面容憔悴，双眉紧蹙，将手垫在背后，正痛得哼哼。坐在旁边的是他妻子陈璧君及陈公博和林柏生。汪断断续续地说：“虽然背上的子弹取了出来，但现在又十分疼痛，看样子我的大限到了。如今局势很紧张，日本败局已定，我又病得如此，大家要有思想准备，恐怕要当汉奸杀头呢！”
汪精卫背上的这颗子弹，是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五中全会时，被“晨光通讯社”的一个青年孙凤鸣打的。孙本来是要刺杀蒋介石的，但会后集体拍照时，蒋介石未到，汪精卫坐在中间。孙凤鸣就用预先藏在照相机内的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
由于汪精卫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蒋、汪重新携手合作，共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两人仍是貌合神离。再加上这次合影蒋介石借故没有参加，于是引来许多猜疑，认为是老蒋指使人干的。第二天，陈璧君闯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质问道：“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干就是，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当时确实也不知道刺杀汪精卫的究竟是什么人，面对陈璧君的质问，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好发作，只得安慰道：“夫人息怒，夫人息怒，我一定要查清此事，严惩幕后指使者。”送走陈璧君后，蒋介石把特务头子戴笠找来，大发了一通火，命令他限期破案。
护卫开枪还击，孙凤鸣受重伤，死在医院内。汪精卫虽连中三枪，但均非要害，当即在“鼓楼医院”动手术，取出两颗子弹。另一颗深埋在肋骨和脊椎之间，一时无法取出。医生认为只要好好保养，子弹留在体内十年，并无问题。1943年8月，这颗生了锈的子弹，终于在体内发作，使汪精卫痛得团团打滚。同年12月19日，在日本陆军医院，由著名军医后藤部队长主刀，将子弹钳出。一星期后，汪精卫就来北极阁养病了。
1944年元旦，汪精卫因背痛大作，从北极阁返回熙和路公馆。一大批官员来贺年；汪精卫没有心思，一个也不见。汪精卫当时生病的情况是严格保密的，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过了两三天，汪精卫的下肢麻木，失去知觉，已经不能站立，成了瘫痪，而且高烧一直不退。汪精卫的私人医生德国人诺尔，向陈璧君痛哭说：“这大概是骨癌了！目前的医学，难啊！夫人要早做准备。”
到了2月早春，日本派了骨科专家黑川利雄教授专程到南京为汪精卫治病。诊断后，黑川认为已到危险阶段，南京条件差，无法进行大手术，非去日本不可。日本的内阁大臣东条英机决定，将汪精卫送往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因那里的骨科是全日本最好的。1944年3月3日，汪精卫乘飞机到日本去治病。行前汪精卫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汪精卫两眼噙泪说：“我这次赴日治疗，凶多吉少。南京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你们二位了。我知道，公博和佛海是有点隔阂的，务望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苦撑等我回来吧。”
之后，日本政府就集中了第一流的骨科、神经外科和麻醉专家进行会诊，确诊为多发性骨癌，压迫神经，造成下肢瘫痪；看来已经没救，但死马当活马医，还是决定第二天就动手术，切除骨块，希望能减少点压迫。
手术做了近两个小时，从汪精卫的背部切开，深入前胸，切除了有病变的四块骨片和三根肋骨。等麻醉药性过去以后，汪精卫自己用手摸摸大腿，已有知觉，双足也可以活动了，汪精卫十分高兴。在后来的四天中，都是如此。汪精卫感到病愈有望，就在病床上对陈璧君和儿子汪孟晋说：“看来，我还命不该绝，可以再回南京。”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成功，长驱直入，和苏联红军配合，直捣柏林。消息传来，震动日本。等传到汪精卫耳中时，他一气之下，昏了过去。等到醒来，他眼泪汪汪地对陈璧君说：“现在日本已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共同敌人了，岂有不败之理！我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你病到如此地步，快不要多说话了。”陈璧君早已愁得不可开交。因为日本医生多次会诊，已经确定汪精卫是骨癌绝症，无法治疗，生命不会拖过半年。但是，汪精卫自己不知道。“我们上海，有一种叫镭的东西，听说可以治癌症，能不能拿来试试？”陈璧君抱一线希望，哭着对斋藤真教授说。“这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对癌症可能有效。就试试吧。”教授回答得毫无自信。
汪精卫的儿子汪孟晋，在38℃的高温天气，飞到上海，强迫“镭锭医院”的专家拿出了镭，立即动身。在那种时代，谁敢反抗？医生冒着酷暑，带着仅有的一点点镭，和汪孟晋到了名古屋。到达当天立即进行了镭的放射性治疗。十天下来，丝毫不见功效，汪精卫的发烧和疼痛反而更厉害了。汪精卫发怒道：“不……不要再做了！”镭元素照射的失败，使陈璧君和日本教授们束手无策。汪精卫已经形销骨立，奄奄一息。他虽不知生癌，但已自感在劫难逃。
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双眼泛白，手足挺直，一命呜呼了！日本人自己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哪有心思再来顾汪精卫的死活，但表面文章是少不了的。近卫文麿、东条英机等赶到名古屋，劝慰陈璧君，决定将汪精卫的尸体先草草成殓，火速运回南京。
汪精卫的一生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从他的出生慢慢看起。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93年5月4日，出生于广东省番禹县（今广州），父亲汪椒是浙江的客商。汪精卫是汪椒的第4个男孩，也是第10个孩子，汪椒给这个男孩取名叫汪兆铭。
汪精卫是汪椒的填房吴氏所生，生汪精卫那年汪椒已经62岁了。汪椒是个落第秀才，后来弃文从商。汪椒见这个小儿子异常聪明，就特别注重汪精卫的教育，在他5岁时就开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他八九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椒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精卫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椒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精卫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不仅无形中培养了汪精卫演讲的口才，还使幼小的汪精卫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陆游的豪放文风，这些对汪精卫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里并不富裕，汪精卫童年时代的生活相当清苦。十几岁的时候，父母病逝。从此汪精卫就依靠比自己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抚养生活。由于家境所迫，他17岁时就开始到私塾去教书。之后他参加了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秀才。
1900年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开始搞“新政”，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识青年纷纷前往外国留学。
1903年，汪精卫被公费派往日本留学。
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27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虽然因暗杀失利而身陷大狱，却因此闻名天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狱中的这一曲引吭高歌，其浩然正气令很多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这一年是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4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
说到汪精卫，不能不提起蒋介石。汪精卫与蒋介石算得上是政坛的冤家对头。1927年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名望，以及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都超过蒋介石。1925年，孙中山病危时，正是由汪精卫代笔起草了著名的《总理遗嘱》，这更增加了汪精卫的政治资本。后来，尽管蒋介石借北伐战争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威望，一跃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巨头，令汪精卫不得不屈居其后，但从1927年起，汪精卫仍一直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曾两次与其他反蒋力量联手迫使蒋宣布下野。几年来，他们在刀光剑影中一路走来，忽而联手，忽而分裂，忽而刀刃相见，忽而弹冠同庆。1931年，他们才开始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合作期。或许，屈居第二一直是笼罩在汪精卫心中的阴影，不过，即便有“既生蒋，何生汪”的感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当然也只能暂时将感叹搁置于一旁。
关于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历史恩怨与合作，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讲述清楚的。与他们两人都很熟悉但更偏爱汪精卫的陈公博的一番话，倒是写得有趣，不妨作为一种参考：
汪蒋之无法合作，实在有种种原因，第一，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反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先生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里“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第二，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不过他老先生是谦抑为怀的，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至蒋先生则不然了，他出身是军人，对于名位很是看重，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一天没有达到其登大宝的愿望，他到底不甘心。他们的性情和脾气根本相异如此，“合作”两个字真是无从提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汪精卫主政，他一改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以积极主张抗战而著称。第二年，汪精卫请求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时又致电张学良，指责其“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没几天，汪精卫再度请辞，并指责张学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缴税收，又不许中央过问兵额，却屡屡来电催饷。
然而，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的“主和派”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挤压下，他似乎再也无法舒展开来施以还击。主和，这可能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当时在外交上采取的比较一致的立场，但他先后态度的明显转变，和他所处的在第一线负责外交的位置，使他受到国民党内主战派和情绪激昂的民众的抨击与讨伐。
当1935年来临时，主和的汪精卫似乎看到了实现与日本休战的希望。刚刚过去的1934年，虽然日本依然不断挑衅，但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日本侵略的脚步也一下子停了下来。显然，汪精卫试图在1935年以向日本妥协、和谈来创造新的历史。于是，在《时代》于3月18日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中、日关系是否缓和、如何进展，成为最重要的新闻背景。
几个月后，因为这一对日妥协政策，他被人刺杀。
时间：1935年11月1日；
地点：南京总统府大礼堂。
行刺者成了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汉奸。历史名声前后如此悬殊，在20世纪的中国，有哪位能超过他？历史的不可知性与无情变化，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在汪精卫身上呈现着。
孙凤鸣1935年的刺杀行动，虽未使汪精卫当即丧命，但那颗未取出的子弹，最终还是导致了汪精卫的死亡。前往日本就医的汪精卫，于1944年11月10日在名古屋不治身亡。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则在不到一年后取得胜利。
汪精卫号称一生不贪财、不恋权、不吸烟、不饮酒、不近女色，并且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没有过外遇和桃色新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有人把汪精卫和梅兰芳、顾维钧一起称为中国三大美男子。汪精卫不但文笔优美，而且长得一表人才。汪精卫16岁那年，长兄给他订亲，未婚妻是汪兆镛同事刘子蕃的四妹刘子贞，她是个娟秀贤淑的女子。汪精卫中了秀才后，女家按当地礼俗，购办衣褂靴帽，赠送给这位未过门的娇客。汪精卫穿戴起来，玉树临风，到处拜客，不知羡煞多少青年男女！
21岁的汪精卫考取日本法政大学的官费生，东渡留学。又参加了孙中山在日本组成的中华革命同盟会，被推选为评议部部长。他与胡汉民、廖仲恺、陈天华等为同盟会出刊的《民报》撰写文章，从此才以“精卫”为笔名行世。
不久，汪精卫鼓吹革命，名传海内。他的长兄汪兆镛与舅兄刘子蕃，唯恐清廷追查，株连受祸，再三向他致函，劝诫他安分读书，切莫妄为。他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哪甘就此退缩？为了不致逆拂长兄的意思，免得遭累家属，想出个形式上“出族”和“退婚”的办法，写信回家，与汪家脱离亲族关系，和刘子贞解除婚约。
当刘小姐接到他的来信和汪家退回婚约书的时候，不禁伤心，刘子蕃当然也愤愤不平，可是当汪兆镛向他说明，汪精卫不但“退婚”而且“出族”的事实，揣知他是怕万一出事连累家人，所以才有此番举动，其苦心也就为刘子蕃谅解了。
刘子贞明白原委后，却叫刘子蕃转告汪兆镛，不管他是不是形式上的退婚，她仍愿等待他，不愿意改嫁。
汪精卫在公共场所作演讲，他那潇洒的仪态、雄辩的口才，十分受欢迎。一次当他在槟榔屿演讲时，当地富商之女陈璧君为他的风采所倾倒。陈璧君之父陈耕基是孙中山革命的积极支持者，经常捐款捐物。孙中山则定期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带给陈耕基。陈璧君在父亲那里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份令人振奋的报纸，一期不落，由衷地为主笔汪精卫犀利的思想、炽热的胆识、飞扬的文采所折服。她不但到处追随捧场，还请他到家中，并且怂恿母亲，捐了一笔巨款，补助革命经费。
陈璧君成年以后，她父母曾把她许配给她的表兄梁宇皋。表兄妹两人本是青梅竹马的相知，两人对这桩婚事，相当满意。而后陈璧君受到汪精卫鼓吹革命的影响，决定远赴日本留学。
陈璧君于1908年7月搭乘荷兰客船来到日本，经孙中山“特批”，宣誓加入同盟会，到《民报》编辑部与汪精卫一起工作。陈璧君到《民报》后，成了未婚年轻编辑们的追求对象。陈璧君却愈益倾心于汪精卫。可是，汪精卫对陈璧君却并不热络。也许因为他和刘子贞只是形式上退了婚约，事实上并未断绝情义吧。
每当陈璧君看到汪精卫那风流洒脱的仪表，听到他那口似悬河的演说，不由得勾起她过去爱慕的初衷，于是又加强了对汪精卫的进攻。她常常拿了文章请汪修改，拜汪精卫为师，请汪精卫教她作诗填词。以此为由，她常常到汪精卫的寓所去。汪精卫起初不知她的用意，总是认真教她。相处的时日一多，彼此之间自然增进了感情。本来当时见了女人还有点腼腆、拘谨的汪精卫，也被一个聪明而热情的南洋女郎所软化，渐渐地与陈璧君有说有笑了。
陈璧君喜欢汪精卫的原因之一，竟是由于汪精卫像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且汪精卫声称“革命家不结婚”。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这是最大的罪过。
而陈璧君不是找机会请他吃饭、相处，就是读书。汪精卫对此有了警惕。当时他是一个热血青年，反清志士，正准备进行一件惊天动地的行动，并决心牺牲自己，觉得决不能陷入儿女私情。不久，汪精卫就离开日本前往香港。这样也就摆脱了和陈璧君的感情纠葛。
汪精卫到了香港，先去找和他特别知交的方声洞。方声洞介绍妻子曾醒和妹妹方君瑛与他相识。
方君瑛，字润如，侯官（今福州市）人。父亲方家湜，曾在自己兄长方家澍任秀水县令时协助处理政务，后来到湖北汉口经营公信存转运公司，承办转运业务，自任经理，被称为是一个“有远识，教育子女得风气先”的开明人士。
方君瑛豆蔻年华，明艳照人，眉宇之间还有些英爽气概。汪精卫一见之下，觉得这位福建小姐非常动人，加上她那天真而大方的谈笑，无形中吸引了他，于是汪精卫对她起了怜爱之意。方君瑛见到汪精卫玉树临风的仪态，又从兄嫂口中知道汪精卫的才华过人，芳心之中，也对汪精卫起了爱慕之意。汪精卫来香港的目的，是请方声洞找到会制造炸弹的刘师复，但刘因为制造炸弹受伤，正在养病。汪只好暂留方家。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汪精卫常和方声洞夫妻兄妹相处，和方君瑛渐渐熟了，方君瑛已改称他为“四哥”，趁机要求汪精卫教她做诗词。
此时，汪精卫意识到，他第一次对女性产生了爱情。
河口起义失败后，海外保皇党人对孙中山等大加讥嘲谩骂，责其“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同盟会内部也出现反孙中山的风潮，灰心、怀疑的情绪滋生蔓延，“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欷歔太息，相视无言”。革命一时陷入低谷。对此，汪精卫主张借助暗杀和恐怖活动，证明同盟会领袖并非贪生怕死，从而恢复党的斗志和团结，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他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
之后，黄复生、喻培伦、汪精卫、陈璧君等先后到北京。他们在琉璃厂租了一间民房，开设“守真照相馆”以为掩护，拟在庆亲王奕劻府附近的小石桥下埋炸弹，由汪精卫藏身阴沟，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1910年3月31日夜，汪精卫等用照相的遮光布把炸弹包好，用骡车运到桥边，黄复生、喻培伦往小桥下挖坑埋炸弹，汪精卫和陈璧君坐等。陈璧君知汪精卫明日将与载沣同归于尽，这将是他们两人的最后一夜，不禁紧握汪精卫的手轻轻哭泣；汪精卫心潮澎湃，默默无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此时，四面突发狗吠，众人只好作罢。翌日夜再来，又发现电线太短，不够用，无功而返。第三夜，黄、喻两人好不容易将炸弹埋好，黄复生发现“有三人持灯笼下桥寻觅”，“良久乃出”。结果当夜，炸药罐被警察搜走。汪精卫等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喻培伦赴东京再买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精卫、黄复生留守北京，策划下一次行动。
埋设炸弹前，汪精卫曾找陈璧君进行过一次严肃的谈话，道：“现在就要行动，我们都可能牺牲，我已没有再活下去的打算，望你认真考虑。”陈璧君道：“我非单为刺杀摄政王而来，是因爱你才来。我当然参加行动。不过，万一我们能活下来，我愿把一切献给你，做你的妻子。望你能答应我。”汪精卫本不爱陈璧君，此时为她的真情所感动，点头应允。当下，陈璧君再次提出，汪精卫咬破手指，血写一“诺”字。陈璧君接到汪精卫的血书哭了三天，又为汪精卫终于接纳自己而欣喜不已，于是离京前往南方，继续革命。
王府附近发现炸弹，顿时满城风雨。清廷如同大祸临头，命出动所有警察、侦探，尽快破案。不久，清廷警察侦出此次暗杀正是革命党所为，首谋是朝廷通缉的汪精卫。4月16日，汪精卫、黄复生被捕。
汪精卫被捕后，孙中山喟然长叹道：“兆铭是吾党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断了我一只手臂。”胡汉民亲自奔走各地为营救汪精卫演讲筹款，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均发起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汪精卫，一度陷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重新对革命党有了信心。这正合于汪精卫的初衷。
汪精卫被关进刑部大牢以后，少有敢去探望者，唯恐株连到自己。此时，陈璧君却对汪精卫关切备至。她用金钱买通狱卒，送衣送食，常久不断。汪精卫见她如此殷勤，益感患难中友爱的珍贵。
未几，武昌起义，旬日之间，东南各省相继独立。两广总督张鸣岐，专电奏请开释汪精卫等人。于是，汪精卫和黄复生于1911年11月6日被释出狱，重获自由，暂住北京骡马市大街泰安客栈。陈璧君喜出望外，与汪精卫朝夕相处，情投意合。
之后，二人结婚。此时，眼见汪精卫和陈璧君终成眷属，方君瑛不觉万感交集，失声痛哭。
1913年新年过后，国内政局又起波澜，革命党人为反对袁世凯而发动的二次革命不幸失败。当初将临时大总统礼让袁世凯，本是汪精卫的意见，大家对他很不谅解，甚至有人说他受到袁世凯的5万元贿赂，他当然是愤愤不平。此时，陈璧君已生下婴儿，汪精卫声言不再过问革命之事了。
半年之后，辛亥革命后，方君瑛去法国留学。汪精卫大喜过望，忙着赶到里昂去接船。当他见到方君瑛时，两年的岁月，方君瑛已经出落成一个仪态万千的大美人了。那一种温柔婉淑的风情，与陈璧君的豪爽骄悍，恰成强烈对比。方君瑛见陈璧君一人又要学习，又要带孩子，忙不过来，便来帮助她照看孩子。这期间，方君瑛与汪精卫的关系有了发展。
1915年，因反对袁世凯称帝，汪精卫夫妇受国内函促，一度回国。
回国以后，汪精卫再去访晤方君瑛，夜深不去。曾醒困倦先寝，他和方君瑛兴致正浓，索性移坐屋前花棚之下，情话绵绵起来。汪精卫到了情不自禁时，向她透露他和陈璧君的婚姻，没有爱情，成为一种桎梏，使他的精神受到伤害，也耽误了她的青春。
自此以后，方君瑛似乎不能自持地和汪精卫成双成对地到处游玩，不拘形迹，无形中引起人言啧啧，也难避陈璧君预先布置监视他们的耳目。于是，当陈璧君从美国返回后，一场风暴终于降临了。
一次，陈璧君有事提前回家，看到汪精卫与方君瑛两人在家，两个人十分亲密的样子。陈璧君当即就同汪精卫吵了起来。首先责问汪精卫怎样处置她？生下的儿女怎么办？接着要和他见孙中山先生，请先生主持公道。随后跑到学校对付方君瑛，冷嘲热讽地说：“我远赴重洋，为学校筹款，你却和四哥出双出对地谈情说爱，辛苦你啦！”然后她大骂方君瑛是个婊子，在许多朋友中羞辱她。
曾醒忙作解释：“大家如同一家人，向来不分彼此的，两人在一起谈天游玩，谈不上谈情说爱。”请她不要误会。
陈璧君不听，反而恶言相向：“此事与你无关，因为他们出游，你不在场。”
当夜，方君瑛思前想后，愁肠百转。因为此事已被陈璧君闹开，别人不明真相，自己百口莫辩。为了顾全汪精卫已有子女的家庭，也为了自己的清白与尊严，她觉得只有以死明志了。方君瑛写下三封遗书，然后悬梁自尽。方君瑛的死，使得汪精卫痛惜万分，他亲笔写了挽联，挂在方的灵堂上。
不久，陈炯明叛变，汪精卫随孙中山到了上海，再奉命往东北与张作霖接洽。行色匆匆，仍然怀念方君瑛，日形憔悴，往往触景伤情。对于陈璧君，除了偶尔回家探望儿女外，根本不予理会。陈璧君为了让汪精卫回心转意，尽量找机会接近孙中山。1923年，孙中山回粤，次年筹办黄埔军校，陈璧君趁机筹献一笔巨款，补助建校之用。在孙中山先生的赞许、劝解之下，汪精卫才和陈璧君和好如初。然而，因方君瑛之死造成的二人之间心灵上的裂痕却无法愈合了。
汪精卫因想念方君瑛，之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模样酷似方君瑛的女子--施旦。
陈璧君从庐山归来后，发现有个酷似方君瑛的美女施旦接近汪精卫，于是与汪寸步不离。汪又不好发作，只有徒然生闷气。1935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人行刺受伤，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医治。医生说他只有10年寿命。翌年年底汪精卫回国，心情很坏，常对陈璧君怨言相向。之后，施旦在汪宅成为重要的人。陈璧君在家，她也落落大方地来往，尽量承顺陈的颜色，陈因她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又是汪的亲信，也以为她有巴结自己的意思，尚未想到她和汪精卫之间已有相爱的成分，所以对她尚好，一切相安无事。陈璧君甚至托她在自己不在时多照顾汪精卫的生活。于是，施旦做了汪精卫的情妇。
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开始对汪精卫诱降。10月，武汉、广州失守，汪精卫认为抗战必亡，力主与日本谋和，他的主张未被蒋介石接受。在日本人的暗中策划下，汪精卫下决心离开重庆，于同年12月21日抵达河内。次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三原则”，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汪精卫乃于12月28日发表他响应“近卫三原则”的“艳电”。1940年底，汪精卫又以卖国的《中日关系基本条约》为基石，登上了伪“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从而堕落为彻头彻尾的大汉奸、大卖国贼。充当为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日子是不好过的。汪精卫心情沉重，脾气暴躁，更需要寻求柔情的慰藉，于是又常常想起因抗战而阔别已久的施旦，并派人打听她的下落，才知道她已在香港和她丈夫离婚了。
不久，陈璧君为她的弟弟陈耀祖争取到汪伪政权的广东省长，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导员的名义到广州去，做了陈耀祖的太上皇。
之后，施旦在汪精卫的身边，身兼三任：汪精卫的情人、秘书和管家。
陈璧君获知后，跑到汪精卫办公室又哭又骂。汪精卫一反常态，大发脾气：“当年你逼死方君瑛，现在又想逼死施小姐，你如再闹，我就与你离婚！”听说汪精卫要同自己离婚，陈璧君有些害怕，不敢再闹下去了。施旦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听说陈璧君在汪精卫的办公室里大闹，便主动来见陈璧君，对她说：“陈大姐不必发怒。其实汪先生并非真正爱我，他是把我当成方小姐来爱。我与汪先生为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无非仰慕汪先生，爱惜汪先生，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和汪先生相处时，能够使他浮躁的心情得到安定，使他自觉生气勃勃。你如因此和他翻脸，对你未必有利。”施小姐不紧不慢的一番话，竟使自恃精明能干、从不饶人的陈璧君无言可答。陈璧君自觉红颜已老，必须正视现实，她最后只好答应施旦留下来。
期间，有一天，汪精卫穿上便服，上街散心解闷。他看见路旁有一个测字摊，写着“字有三解，可知一生”八个大字，他就随手抽一个“哥”字，请测字先生给他占算。测字先生说：“哥者，两‘可’相连。第一解：可父可师；第二解：可敬可佩。”汪精卫听后觉得自己地位显赫，确实“可父可师”，又想起少年时曾有行刺清摄政王的壮举，也的确可敬可佩，认为测字先生确实有水平。于是便急不可耐地向测字者追问“哥”字的第三解，测字先生只说事涉天机，拒绝透露，汪精卫也不便暴露自己的身份，便怏怏而去。
第二天，汪精卫再次到测字摊前，已不见测字者的踪影，只见地上用白粉写着八个字：“哥字三解，可杀可剐。”汪精卫如当头挨了巨棒，脑袋快要炸开，然后匆匆离去了。
后来，汪精卫病情剧变，不但发高烧，而且旧创痛得几乎不能行动。施旦不但要护理他，还要陪伴他批阅公文。
汪精卫知道生命快到尽头，赴日医治，只是尽人事而已。而去日本只能陈璧君陪同，他又舍不得离开施旦。施旦却劝他应尽快赴日就医。
汪精卫到日本，病情突然恶化，陷入昏迷。在自己弥留之际，他口中不断呼出方君瑛和施旦的名字。
办完丧事，陈璧君带着一群亲信，回到广东。不久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陈璧君躲在广州家里，度日如年。
就在陈璧君陷入绝望之时，一位不速之客--郑介民（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敲响了褚公馆的大门，称是奉戴笠之命迎接汪夫人。不料这却是戴笠的圈套。陈璧君被押往南京看守所，开始了她的囚徒生活。
据《江门日报》刊载的《陈璧君末日的故事》记，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明令由各省区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审理汉奸案件。条例规定，凡犯了通谋敌国十二项罪行中的一项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1946年2月16日，徐文祺对陈璧君说：“汪夫人，请您预做准备，明天上午9时离开南京去苏州。”
第二天上午，陈璧君及褚民谊、陈公博乘囚车去火车站转乘火车到苏州，被押入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经多次侦查，以汉奸罪对陈璧君提出检控，列举她五大罪状。
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审陈璧君。由于她是汪伪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苏州市民倾城而出。正如《申报》报道：高等法院满坑满谷，争看头号女汉奸。
审判长孙鸿霖，检察官韦维清，推事石美瑜、陆家瑞，书记官秦道立等入庭开座。陈璧君在法警挟护下，由候审室进入法庭。读完起诉书，审判长问：“被告有无答辩？”
陈璧君拒不认罪，与检察官展开针锋相对的舌战，矛头不时指向蒋介石。
之后，审判长在法庭上宣读对陈璧君的判决书，当读至“处无期徒刑”一句时，陈璧君说：“我有枪毙的勇气，无坐牢的耐心！”最后，审判长说：“被告对本判决如是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
陈璧君高声说：“我当然不服，但我绝对不会提出上诉。判我无期徒刑，是最高当局早就决定了的，不过借你的嘴巴宣布而已。即使上诉，绝无可能更改。这一点，我比你们更清楚。”
后来陈璧君的身体每况愈下，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并发性肺炎等。1959年，陈璧君离开人世。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从重庆还都南京了。1946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何应钦脱去白手套，对在座的工兵部队、宪兵司令部负责人慢条斯理地说：“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回来了，但汪精卫的坟墓仍在梅花岭，居然和中山陵并列在一起，太不像话，如不去除，委员长必定大发脾气。所以请大家来，仔细研究除掉汪墓的妥善办法。此事要考虑周详，绝对保密。汪精卫毕竟是个国民党元老，一旦宣扬出去，说委员长容不得一个政敌的尸骨，那就不好了。”何应钦说完，请大家研究决定，就先走了。
会议决定在十天以内办好这件事，由七十四军工兵部队负责执行，宪兵实行戒严，严格保密。
军队工程师发现，由于汪伪政权的迅速败亡，汪精卫的坟墓外部建筑尚未完工，但坟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相当坚固。经过研究，工兵部队决定用炸药先炸开外层混凝土钢筋墓壳，再毁掉盛棺的内窖。七十四军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决定：爆炸挖墓，并定于1月21日晚上执行。在这三天前，梅花岭周围实行戒严，并在报纸上公布陆军要试炮。爆炸由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负责，用一百五十公斤“TNT”烈性炸药。
1月21日夜，一切准备就绪，一声山摇地动的爆炸，汪墓被炸开。
内窖炸开后，发现棺木，揭开棺盖，汪精卫的尸骸上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尸身着藏青色长袍与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汪精卫的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只是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
军官检查尸身，除在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外，别无遗物。纸条上用毛笔写有“魂兮归来”四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记载，这是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时，妻陈璧君接运尸体回国时所写。
墓地残基当夜就被工兵夷平，墓址平整后，上面盖起了一座廊亭，两面辟小径，植花木，即为现在的观梅轩。
而汪精卫的尸身连同棺材被连夜拉到了南京清凉山火葬场，半个小时内，棺材连同尸体全部焚化。随行军官再命令工人向炉膛送风，骨灰随即扬散无踪。
汪精卫生前诗词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等句。诗词本为早年表明革命心迹，但其最终叛变投敌，至此皆成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