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碰巧有一位名声不佳的同名者，此人从姓到名与我完全相同。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但他动不动就闯入我的生活城堡，所以我也能够据此推断出他的粗俗人格。事情始于布拉格，二十年代中期我正好住在那里。在那儿我收到一封信，来自一家小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显然隶属于某个白俄组织，该组织和我一样，也是从俄国流亡出来的。这封信用激愤的口气勒令我立即归还一本名为《锡安智者备忘录》的书。这本书当年曾为沙皇激赏，其实是一部伪书，是秘密警察雇了一个半文盲的骗子编造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煽动屠杀犹太人。写信的图书馆员签名为“希涅波佐夫”（一个姓氏，意思是“蓝色的肚子”，在俄语中引起的想象就类似“温特博特姆”(1)这个姓氏在英语中引起的想象），他一口咬定，说我把他特别称之为“颇受欢迎而且很有价值的”那本书留在手头已一年有余。他还提到以前曾几次写信要求我归还这本书，那些信分别寄到贝尔格莱德、柏林和布鲁塞尔，显然那位与我同名的人过去一直在这几个城市漂泊。
我想象这个和我同名的家伙是个年轻的白俄流亡者，骨子里的反动派，革命打断了他的大学教育，现在正在按照传统的方式成功地弥补失去的时光。他显然是个萍踪不定的旅行家，我也是——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有一次在斯特拉斯堡，一个俄国女人问我，那个在列日娶了她侄女的人是不是我的兄弟。有一年春天，在尼斯，一位戴着长耳环、面无表情的姑娘来到我住的旅馆，要求见我，看了一眼后，道了个歉，转身就走了。又有一次在巴黎，我收到一封用法文匆匆写成的电报：“不要来阿方斯有可能返回希望你小心谨慎我很不安爱你。”我承认，想到我那位轻浮的同名人按往常习惯手捧着鲜花冲进去，却碰上了阿方斯和他的妻子，我不由得幸灾乐祸。几年后，我正在苏黎世教书，突然遭到逮捕，罪名是在一家餐馆里砸了三面镜子——三面镜子如同一组三联画，表现他的三副模样：醉（第一面镜子）、大醉（第二面镜子）、酩酊大醉（第三面镜子）。最后，在一九三八年，一位法国领事粗暴地拒绝在我的那本破旧的海绿色南森护照(2)上盖戳，理由据他说，是因为我曾有一次未经允许擅自进入这个国家。在那份最终搞定的厚厚卷宗里，我扫了一眼那个同名人的脸。他留着八字短胡，海员发型，正是这个坏蛋。
时隔不久，我便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在波士顿定居，心想这一下肯定摆脱了那个荒唐的影子。后来呢——准确地说，就是在上个月——来了一个电话。
一个女人用生硬而又迷人的嗓音对我说，她是西比尔·霍尔太太，夏普太太的好友，夏普太太写信建议她与我联系。我倒是真的认识一位夏普太太，便忍不住想，我认识的夏普太太和我自己总有一个可能是搞错了。金嗓子的霍尔太太说星期五晚上她要在自家公寓里搞一个小小的聚会，叫我也来，因为她听说过我的情况，由此确信我对这样的讨论会非常感兴趣。其实我对任何形式的聚会都很厌恶，但又想要是不去的话，多少会让夏普太太失望，于是就接受了邀请。夏普太太是个和气的老太太，常穿栗色的裤子，留着短发。我是在科德角遇上她的，当时她和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合住一间小屋。这两位太太都是才华平平的左派艺术家，独立谋生，为人极其和善。
那天出了点与我现在要说的话题完全无关的事情，我到达霍尔太太公寓的时间比我预想的晚了许多。一位年长的电梯工，长相竟然颇似理查德·瓦格纳，阴沉着脸送我上去。我在客厅里脱外套和橡胶套靴时，霍尔太太不苟言笑的女仆等在一旁，两只长胳膊垂在身子两侧。客厅里主要的装饰品是一种中国制造的雕花瓷瓶，可能是件值钱的古董——上面刻着某种颜色病态的高大怪兽——这种东西我每次看见都觉得心生厌恶。
我穿过了一个精心布置的小房间，到处摆着广告作者们常说的象征“高雅生活”的东西，然后被引入——理论上是有人引路，其实女仆已经离开了——一个宽敞雅致、充满小资情调的沙龙。我渐渐明白了，正是在这种地方，一个人可以指望被引见给某个曾在克里姆林宫用过鱼子酱的老傻瓜，或某个木头一般的苏维埃俄国人。每当我攻击苏共的路线并对共产主义者及其导师的言论表示轻蔑时，我这位熟人夏普太太，出于某种原因，总是表示愤怒。我现在明白了，这个可怜的人认定让我来参加讨论有可能对我这种大不敬的心灵产生有益的影响。
来的人有十来个，中间走出了女主人，原来是个四肢细长、胸部扁平的女人，向外突出的门牙上还沾着口红。她迅速地把我介绍给那位特邀嘉宾和其他客人，然后因我进来而中断了的讨论立刻继续进行。特邀嘉宾正在回答问题。他形容单薄，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额头闪闪发光，明亮的长柱落地灯照在他的肩头，可以看清落在他晚餐礼服领子上的头皮屑。他双手紧握，手白得令人羡慕，我发现其中一只令人难以置信地柔软、湿润。这家伙属于尖嘴猴腮那类人，喉结难看，刮脸两小时后，廉价的爽身粉一旦脱落，刮过的地方就露出一系列分布复杂的粉红色小点，小点上还盖着青灰色的胡茬。他戴着一个有顶饰的戒指，说来奇怪，这让我想起了曾在纽约碰到的一个皮肤黝黑的俄国姑娘，她生怕被误认为是犹太女人，便在脖子上戴了一个十字架，虽然她就像缺心眼一般地缺少宗教感。这位演说者的英语讲得很流利，令人羡慕，然而他的语音里带有“德国”语音中生硬的“djair”音；话里不停地出现“妙极了(3)”一词，该词的第一个音节老是发成“wan”的音，这些都表明他是日耳曼血统。他当时是，或从前是，要么即将成为，一位德语教授，或者音乐教授，或者二者兼有，在中西部某个地方教书。但我没有听清楚他的名字，所以我以下就称他为舒博土。
“他那时当然是疯了！”舒博士回答在座的一位太太提出的问题时高声叫道，“请注意，只有疯子才会像他那样把战争搞成一团糟。我当然和你一样，希望过不了多久，假如他还活在世上的话，就会被安全地囚禁在一个中立国某个地方的疗养院里。他这是咎由自取。不去入侵英格兰，反而攻打俄国，这就是发疯。以为和日本并肩作战就能阻止罗斯福积极参与欧洲事务，这就是发疯。想不到别人也有可能发疯的人就是不可救药的疯子。”
“人们不禁会想，”一个肥胖的小个子太太说，我现在想起来了，她叫马尔伯里太太，“假如我们把那些送给英国人和俄国人的飞机和坦克全用于摧毁日本，那么我们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就不会战死在太平洋上了。”
“一点不错，”舒博士说，“这也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过错。他发了疯，没有仔细考虑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客们提出的方案。他发了疯，就相信其他国家的政府会按常理厚道行事。”
“我常常想到普罗米修斯，”霍尔太太说，“普罗米修斯，他盗了天火，却被发怒的诸神弄瞎了眼睛。”
一位身着浅蓝色上衣的老太太，坐在一个角落里做编织活，请舒博士解释一下为什么德国人不起来反抗希特勒。
舒博士将眼皮垂下片刻。“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可怕的，”他郑重其事地说，“你们知道，我自己就是德国人，纯粹的巴伐利亚血统，不过我现在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但不管怎样，我要对我从前的同胞说几句很不中听的话。德国人”——那双长着柔软睫毛的眼睛又半闭起来——“德国人都是梦想家。”
到这时候，我当然完全明白了，这位霍尔太太说的夏普太太与我认识的夏普太太完全不同，正如我和那个同名者完全不同。我被强行拉入的这场噩梦对他来说也许就是一个与一群意气相投的人共同度过的美好夜晚，舒博士在他眼里也许是一个聪明绝顶、极富才华的谈话人。出于不好意思，也许还有点病态的好奇心，我没有离开这个房间。再加上我一激动就会结巴得厉害，如果想试着对舒博士谈谈我对他的看法，那听上去就会像寒夜里高低不平的郊区小路上一辆发动不起来的摩托车发出的爆裂响声。我看看四周，努力说服自己：这里的人都是活生生的真人，并非傀儡戏中的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