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中没有一个长得俊俏的，都年近四十五，或者过了四十五。可以肯定，她们都是读书俱乐部、桥牌俱乐部、胡言乱语俱乐部的成员，都属于那种了不起的、冷漠的、注定要瓦解的妇女社团。她们看上去都是不能生育的，还因此感到快乐。其中有些人可能有过孩子，但她们是怎样生了这些孩子的，如今已是一个失传的秘密。许多人在各式各样的审美追求中找到了发挥创造力的替代品，比如说，美化这间会议室。我看了一眼坐在我身边的那个人，是一位脖子上长着斑点的太太，看上去在专心听讲。其实我知道，她一面心不在焉地听着舒博士讲话，一面很可能在操心一项与某个社会事件或战时娱乐有关的装饰活动，具体是什么，我就无法确定了。但我知道她是多么需要这种额外的兴趣。桌子中央的某个东西，她在想，我需要能让人眼红的东西——可能是个盛着人造水果的巨型大碗。当然不是蜡制的。要有精巧的大理石花纹。
令人极其遗憾的是，我被介绍给大家时，没有把这些太太们的姓名记在心里。有两位身材苗条的未婚女士坐在硬椅子上，哪怕两人互换也认不出来，她们的名字都是以W打头。其他人中，我能肯定的是有一位叫做比辛小姐。这名字我听得清清楚楚，但过后却不能把它与任何一张特定的面孔或类似的东西对上号。男人除了舒博士和我，就只剩一个了。此人原来还是我的俄国同胞，人称马里科夫上校或者梅尔尼科夫上校，霍尔太太念这个名字时听起来更像是“米尔沃基”。在大家开始传递一些淡色的软饮料时，他倾身和我说话，声如撕革，仿佛他那身破旧的蓝色西装下面还套着一副马具似的。他悄悄用俄语粗声粗气地告诉我，他有幸认识我受人尊敬的伯父。一听这话，我立即把他所说的这个人想象成长在那位同名人家族之树上的一颗好看不好吃的苹果。不过此时舒博士又口若悬河地讲了起来，那位上校便坐正了身子，露出一颗破黄牙冲我笑笑，意思是现在不说了，然后慎重地做了几个手势，意思是以后我们会好好谈谈。
“德国的悲剧，”舒博士一边说一边把一张他刚刚擦过薄嘴唇的餐巾纸仔细折叠起来，“也是文明美国的悲剧。我在无数妇女俱乐部里说过，也在别的教育中心说过，每到一处我都注意到，这场谢天谢地现在已经结束了的欧洲战争，在那些优秀的、敏感的人们心灵深处引起多深的憎恶。我也注意到，文明的美国人是多么急切地想恢复对昔日快乐时光的记忆，想恢复他们出国旅行的体验，想恢复曾在那个艺术之国、音乐之国、哲学之国、幽默之国里度过的难忘的那一月，甚至难忘的那一年。他们至今还记得他们在那里遇上的亲密朋友，还记得他们在一个德国贵族家庭的怀抱里受到的教育和度过的幸福日子，还记得那里的每样东西都精致整洁，还记得美好的一天结束时听到的歌声，还记得那些令人神往的小城镇，还记得他们在慕尼黑和德累斯顿发现的充满友善与浪漫的整个世界。”
“我的德累斯顿再也不是从前光景了，”马尔伯里太太说，“我们的炸弹已经摧毁了它，也摧毁了它所代表的一切。”
“要说炸弹，那也是英国的炸弹，”舒博士轻轻说道，“不过当然了，战争就是战争，虽然我承认，很难想象德国轰炸机会刻意在宾夕法尼亚或弗吉尼亚专挑某个神圣的历史景点作为攻击目标。是的，战争太可怕。事实上，战争强加在两个有许多共同点的国家头上时，它就可怕到几乎无法容忍的地步。它就像一个悖论，令你震惊，但实际上，想想那些在欧洲丧生的士兵，你就会对你自己说，我们普通老百姓担惊受怕，只好默默忍受，他们至少免了此等痛苦。”
“我认为这么讲很对。”霍尔太太评论道，缓缓点头。
“那些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一个正在做编织活的老太太问道，“报纸上连篇累牍登的那些讲德国人如何残暴的故事。我能说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宣传吗？”
舒博士露出了一丝疲倦的微笑。“我刚才就料到会提出这个问题，”他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悲伤，“说来不幸，宣传、夸张、伪造照片等等，都是现代战争的工具。如果德国人自己也编造出一套美国军队残暴对待无辜平民的故事的话，我也不会觉得意外。姑且想想一战中编造出来的所谓德国人如何残暴的胡言乱语吧——那些可怕的传言，说比利时妇女遭到诱奸，等等。好，战争刚结束，就在一九二○年夏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由德国的民主主义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彻底调查了整个事件，我们都知道德国专家做起事来是学究一般地彻底和精确。可是他们没有发现一丝一毫的证据来证明德国人曾经有过不符合军人精神和绅士风度的行为。”
两位W小姐中的一位讥讽地说，外国记者胡编乱造，那也是为谋生计呀。她的话说得机巧，在座的每个人对她这句暗藏机锋的话表示赞赏。
“另一方面，”刚才的小风波平息下来后，舒博士接着说，“让我们忘掉宣传，来看枯燥的事实吧。请允许我向你们根据过去画一幅小小图画，一幅相当悲伤，但也许是必不可少的图画。我想请你们想象一下德国小伙子们骄傲地进入他们打下来的某个波兰或俄国小镇的情景。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唱歌。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元首已经疯了，他们天真地相信自己是在给这陷落的小镇带来希望、幸福和美妙的秩序。这些德国小伙子们原以为他们打下城镇，是要给那里带来永久的和平，不料他们的占领最终导致敌人把这些城镇变成了烈火熊熊的战场，他们不明白这样的结果都是阿道夫·希特勒后来一意孤行、一错再错而造成的。当他们身着漂亮的戎装，带着他们美妙的战争机器，扛着军旗，雄赳赳走过大街时，他们对任何人，对任何东西，都笑脸相迎，因为他们当时是满怀友好和善意的。他们天真地希望当地百姓对他们怀有同样友好的态度。随后，他们渐渐发现，自己像小孩子一般充满信心地走在街道上，街道两旁却站满了一排排沉默无语、一动不动的犹太人，满怀仇恨地瞪着他们，侮辱着每一个走过去的士兵——不是用言辞，他们太聪明，不会恶语相加的——而是以阴暗的目光和暗藏恶意的讥笑。”
“我知道这种目光。”霍尔太太厉声说道。
“可是他们不知道，”舒博士哭诉一般地说，“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被弄糊涂了。他们不理解，他们伤了心。那么他们怎么办呢？起初他们试图通过耐心的解释和小恩小惠来化解那种仇恨。然而围住他们的仇恨之墙眼看越来越厚。到头来他们被迫把那些邪恶而傲慢的联合组织的头目监禁起来。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怎么做？”
“我碰巧认识一个俄国犹太老人，”马尔伯里太太说，“唉，不过是马尔伯里先生生意场上的一个熟人。他呀，有一次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他要是遇上德国兵，就先亲手掐死一个再说。听了这话我惊呆了，站在那儿不知如何应答。”
“我可以回答他，”一个矮胖的女人说，她坐在那儿，两膝分得很开，“事实上，惩罚德国人的话人们听得太多了。他们也是人。任何一个心灵敏感的人都会同意你的说法：他们不能为那些暴行负责。所谓暴行，多半也许是犹太人编造出来的。如今我要是听人还在大谈焚烧炉和酷刑室的话，我准会发疯。这些东西当年果真有的话，那也是由少数几个像希特勒一样的疯子在操持。”
“依我说吧，”舒博士带着他那不真实的微笑说，“犹太人的想象活灵活现，控制着美国出版界，其作用我们一定要明白，也要有所考虑。还必须记住，有不少措施纯属卫生领域，讲究秩序的德国军队采取这些措施来处理死在难民营里的老年人的尸体，在某些情况下，也用这些措施来处理死于流行性疾病的人。本人没有任何种族偏见，我不明白这些由来已久的种族问题与我现在对已经投降的德国的态度之间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当我想到英国人如何对待殖民地的土著人时就更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