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或记得犹太血统的布尔什维克过去是怎样对待俄国人民的——唉——唉——唉！”梅尔尼科夫上校评论道。
“如今再不是这样的情形了吧？”霍尔太太问道。
“不是了，不是了，”上校说，“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已经觉醒，我的国家又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有过三位伟大的领袖。有过伊万，他的敌人称他为‘恐怖伊万’，然后我们有了彼得大帝，现在我们有约瑟夫·斯大林。我是一个白俄，曾在近卫军里服役，不过我也是一个俄罗斯爱国者和一个俄国的基督徒。今天，我说的一词一句都出自俄国，我感到它的力量，我感到俄罗斯老母亲的辉煌。她是一个战士之国，宗教之国，真正的斯拉夫之国。我也知道当红军进入德国城镇时，没有一根头发从德国人的肩膀上掉下来。”
“是头。”霍尔太太说。
“对，”上校说，“没有一颗头从他们的肩膀上掉下来。”
“我们都羡慕你的同胞，”马尔伯里太太说，“可是对共产主义向德国扩散你又如何看呢？”
“如果允许我提一个建议的话，”舒博士说，“那么我愿意指出，要是我们不小心谨慎，德国将不复存在。这个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主要问题将会是阻止胜利者奴役日耳曼民族，是阻止胜利者把年轻的、强壮的、残疾的、老年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送到东部的广大地区去，像囚犯一样劳动。这是有悖于民主与战争的所有原则的。如果你们告诉我德国人对已被他们征服的民族也是这样干的，那么我将提醒你们三件事：第一，德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不能指望它像个民主国家那样行事；第二，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的所谓‘奴隶’都是有他们的自由意志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在文明的环境里。尽管我们对俄国的众多人口和广阔地域怀有天然的迷恋，但德国人在苏维埃之国不大可能找到德国的那种文明环境。”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舒博士继续说，嗓音突然抬高，“纳粹党其实不是一个德国的组织，它是一个压迫德国人民的外来组织。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人，莱伊(4)是犹太人，卢森堡(5)是半个法国人、半个鞑靼人。日耳曼民族在这个非日耳曼人的重轭下遭受的痛苦和其他欧洲国家遭受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的战争之苦一样多。平民百姓不仅受伤致残，甚至被杀，而且他们宝贵的财产和美好的家园被炸弹炸毁，这些炸弹是德军的飞机投下的还是盟军的飞机投下的也就无关紧要了。德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还有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如今都是难兄难弟会的成员，在苦难和希望中一律平等，大家应该一视同仁。让我们把查罪定罪的任务交给将来的历史学家，交给在海德堡、波恩、耶拿、莱比锡、慕尼黑等地各个大学里任教的老学者，他们处在欧洲文化的永恒中心里，不带任何偏见。让欧洲这只凤凰再次展开它那鹰一般的翅膀，让上帝保佑美国！”
舒博士颤巍巍地点燃了一支烟，屋里出现了片刻宁静，对他表示敬意。然后霍尔太太两只手掌紧紧合在一起，做了个小姑娘般的漂亮手势，请他来一曲美妙的音乐以丰富会议的内容。他叹了口气，站起来，走过去时踩在我的脚上，他伸出指尖点点我的膝盖，以示歉意。他在钢琴前坐好，低下头，一动不动地停了好几秒钟，仿佛能听到时间的脚步。然后他把烟卷缓缓地、轻轻地放在烟灰缸上，又把烟灰缸从钢琴上挪开，放到了霍尔太太伸过来准备接住的手上，然后又低下头。他终于说话了，声音略带哽咽：“我先演奏《星条旗永不落》(6)。”
我觉得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事实上，我已经到了生理上开始产生不适的地步——我站起身，匆匆离开了这个房间。来时我曾看见女仆把我的东西放在衣橱里，我快走到衣橱跟前时，霍尔太太赶上了我，同她一起过来的是远处滚滚而来的音乐。
“你非走不可？”她说，“真的非走不可？”
我找到了我的外套，扔掉挂衣架，跺着脚穿上了橡胶套靴。
“你们不是杀人犯就是傻瓜，”我说，“要么两者都是，那个男人是一个下流的德国特务。”
我已经提到过，我在关键时刻常受语塞之苦，所以当时那句话从嘴里说出来不像写在纸上这么顺畅。但毕竟说出来了。她还没能定下神来回答我，我就砰的一声带上了门，抱着外套跑下楼，就像抱着一个孩子冲出一栋失火的房子。等我到了街上，才注意到我抬手要戴上的帽子并不是我自己的那一顶。
那是一顶破旧的浅顶软呢帽，灰颜色比我那顶更深一些，帽边比我的窄一些。要戴上它的那个脑袋比我的脑袋小。帽子里面有个标签，写着“维尔纳·布罗斯，芝加哥”，还散发出另一个人的发梳和发乳的气味。它不可能是梅尔尼科夫上校的，他的头秃得像一个保龄球。我也断定它不是霍尔太太的丈夫的，霍尔太太的丈夫不是死了，就是另有地方放他的帽子。随身带着这样一个东西，实在觉得恶心，但这天晚上下着雨，也很冷，所以我就把它权当一件基本的雨具来用。我一到家，就马上给联邦调查局写信，但没写多少就停了下来。我记人名的能力太差，这严重地损害了我想要提供的消息的质量。另外，我不得不解释我为什么会出席那次会议，这样就势必扯进来好多理不清、有疑点的事情，桩桩件件都和我那个同名人有瓜葛。最糟糕的是，整件事如果展开细说，就带上梦幻般的怪异色彩，我唯一能如实陈述的就是有一个人，来自中西部某个不知叫什么的地方，我甚至不知道此人姓甚名谁，他一直在一家私人住宅里向一群糊里糊涂的老太太讲些同情德国人民的话。说来也是，对德国人民表示同情的话不断出现在某些知名专栏作者的文章中，依此而论，整件事情，就我所知，大概是完全合法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听到门铃响，开门一看原来是舒博士，他没戴帽子，披着雨衣，默默地把我的帽子递给了我，那粉里透青的脸上半露出一丝小心翼翼的微笑。我接过帽子，含含糊糊地道了个谢，没想到让他错当成是请他进屋。我记不起把他的软呢帽放在什么地方了，只好赶快寻找。既然当着他的面，找得就很起劲，这情形很快便显得滑稽可笑了。
“这样吧，”我说，“等我找到帽子，就邮寄给你，送去给你，托人转交给你。要是找不到，就给你寄去一张支票。”
“可我今天下午就要走了，”他轻声说道，“再者，你向我非常亲密的朋友霍尔太太说了句奇怪的话，我想听听解释。”
我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告诉他，警察、当局会找霍尔太太解释一番的。他耐心地等着我讲完。
“你不明白，”他最后说，“霍尔太太是社交界的名流，在官场有很多关系。感谢上帝，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不会因表达了某种个人意见而遭受侮辱。”
我让他滚。
我最后一番激烈急促的话说完后，他说：“我走了，但请记住，在这个国家——”他伸出一根指头，弯起来冲我斜着摇了摇。这是个德国人惯用的手势，意思是戏谑地指责我。
我还没能决定揍他的哪个部位，他就溜走了。我气得全身发抖。我的这般没出息，不知多少回让自己哑然失笑，甚至莫名其妙地高兴，这一次却表现得粗野、卑劣。突然间，我瞥见舒博士的帽子就在客厅电话小桌下面的一摞旧杂志上放着。我奔到最前面的窗子边，打开窗户。等舒博士往下走了四层楼梯时，我把帽子朝他扔去。帽子画出了一道抛物线，像个大饼一般落在了街道中央。它在那里翻了一个跟头，差几英寸就掉到一个水坑里了，仰面朝天，躺在那里喘息。舒博士看都没往楼上看一眼，挥手表示感谢，然后捡起帽子，满意地发现上面还不算沾满了泥，就戴在头上，得意洋洋地扭着屁股走开了。我经常纳闷：一个瘦瘦的德国人穿着雨衣时从后面看为什么总是显得那么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