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清远住着独门独户的一个小院。房子不多，可是出廊出厦，花瓷砖漫地。院子里两棵刺槐，一架葡萄，干净清爽。孩子上大学，住在学校里，只他爱人在家。这女人四十出头了，看来不过三十四五，穿着纺绸白衬衣、木黄凡立丁裤子，薄施了一点脂粉，十指尖尖，指甲上还残留一点红色痕迹。她把他们让进客厅里。客厅内铺了地毯，沙发和落地灯尽管都很旧了，但一看就知道是贵重货，而且保存得很仔细。李青对这屋子和这女人，整个儿感觉是比院子外边的世界相差十几年，似乎从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起，这屋的钟摆就停了，外边不管有多大变化，这屋内纹丝没动。
李青试探着问：“您在哪里工作啊？”
“我当家庭妇女了！”她说话的态度倒是诚恳亲切的，使李青印象变好了些。 “老邵要人照顾，家里又没旁人，我就一直没出去工作。”
“从解放就没工作？”
邵清远说：“她原来是评剧演员，后来嗓子倒了。剧团改国营时，动员她转业，她就退职了。报上不是宣传过，家务劳动也是社会主义劳动么？算了，给国家省点开支吧。”
说完他笑了笑。
李青问：“这房子是房管局的？”
女主人说：“解放前我们买的，大跃进时国家收了去，现在又发还了。修、补全要自己操心，哪如住公家房好！”
邵清远作了几年领导工作，年岁也大些了，正在发胖，老胡同里这几步路，他就有点喘吁吁的，进屋之后，爱人帮他脱下外衣，换了拖鞋，坐在沙发上再也没动地方。他刚一动手，爱人把茶送到手上了，刚一举烟，爱人把火点着了。他尽管客气地点点头，可是怡然自得之态毫不隐避。李青问了几句设计院的情况，邵清远回答的都是公事话，便没心思再谈下去，推说家中有事，告辞出来。到门口问了一句： “明远还住在老地方？”
邵清远说：“对，生了孩子，对面那间屋现在也归他住了，邻居搬走了。”
“工作情况呢？”
“还是照旧，本来他比我的条件好，可是不知自爱，盲人骑瞎马……”
李青走到街上，呼吸才畅快了点。他觉得邵清远的家给他的印象很古怪。怎么古怪，他却说不清：一直走出很远了，他才多少摸着点头绪，原来邵清远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同时生活在两个时代中。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过十年旋风似的混乱，风定之后，李青又调回建筑系统工作了。一接手工作，就搞落实政策。按政策精神，凡属被“四人帮”无辜迫害离开原工作岗位的同志，基本上各就各位。原单位撤销了的，也要安排到相当原级别、原职务的工作。设计院尚在，邵清远回去作副院长是理所当然的。而邵明远呢，李青认为十七年间对他的使用就不大合理，没让他把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他想趁机会给他安排个适当的工作。
这意见也被上级采纳了，只是目前尚找不到合适的职位给邵明远，就决定先请邵清远复职，后安排邵明远的工作。
李青是带着报喜的心情去找邵清远的。邵清远仍住在原地，只不过换了房间。他在干校专政队接受专政时，爱人死了。房子被王洪文的一位上级占用，把他家剩下的破烂全扔在放杂物的厢房内。王洪文虽然倒了台，这位上级却并不是“四人帮” 分子，只是由某厂书记的位置上退到了顾问位置上，房子仍占着。邵清远回来后，就把那间放杂物的房稍整理一下，住了下来。李青进屋一看，恍然到了二十多年前他弟弟那个房间，也那么小，也那么挤，只不过更阴暗些，而且没有邻居的小孩来打扰——那位顾问仍保留着作书记时的派头，不许孩子们和这个身份颇可怀疑的房东打交道。
“您自己找地方坐。”邵清远有点手脚发颤地招呼着，“我沏茶去！”
他的蜂窝炉子放在院里，所以得把茶壶端出去沏。他出去这功夫，李青挨桌子坐了下来，无意间看到桌上铺着的稿纸，恭恭正正写的题目是：“关于分配我工作的几点要求”。
邵清远沏茶进来，指指桌上说：“我正写个东西，打算写完拿着去局里……”
李青说：“您甭写了，我就为这事来的。市里原则上已经同意，请您回院去主持工作。”
“这消息我已经从小道上听到了，所以才写材料。您来了也好，当面谈谈，把我的意见给转达上去，这项任命我不能接受。”
对李青来说，这不算意外，经过“文化大革命”，有的老同志落下点消极情绪，不肯再担当工作，他曾碰到过，于是就用行之有效的方法，讲一个对党对人民的责任。
邵清远连忙摇头，说李青误解他的意思，他说“文化大革命”怎样，中央会作结论，他不敢乱说。但对他自己来说，却给他带来一个好处。这就是在牛棚的时候，他反复琢磨了一个问题。
“现在是九死一生了！党再次把我从这地狱里救出来，我怎么报答党的恩情呢？”
李青笑道：“对呀，怎么报答呢？”
“一句话，做个老实人，做个老实党员。”
“这话怎么讲呢？”
“且听我说。还记得一九五五年，我刚当选先进生产者时，你问我，我在模范工地主要经验是什么吧？”
李青说：“记得。你说，和苏联专家合作是个政治问题，专家的建议就是法律，守法就行了。”
“不错，可是我没告诉你这条经验我是从哪儿学来的！”
“对了！”
“我没法说，因为这条经验我是从在美国人手下作事时学来的。在旧社会，找职业不叫找职业，叫找事！工作不叫工作，叫混事，拿谁的钱就叫给谁作事！替人办事嘛，不按人家的意思办还能按你的意思办？在史迪威公路上，正式土木系毕业生有一大堆，对每项施工方案他们都有一套不同意见。我学历浅，提不出什么高明见解。大家都瞧不起我，美国人也瞧不起我。可一到分配工作时，却总是先要我。美国工程师上南京开营造厂，他要我不要别人，为什么，因为我这人用起来顺手，光想替他办事，从不坚持个人意见。”
李青没想到邵清远说得这么露骨，有点替他不好意思起来。笑道：“您也形容过分了吧。”
“一点也不，咱们说的是实质。解放后，我以为一切会改弦更张，以我的经历，我的学问，安排我在技术科看图纸，我知足了。可没想到我弟弟碰了个钉子，我一琢磨他碰钉子的来龙去脉，发现也还是在为谁作事这一点上。所以大家选我去模范工地，我没推辞，对这一套作事法我比对土木工程力学结构熟悉。在美国人手下怎么干，在苏联人手下也怎么干呗。只要不把这个底说明白，大致不会失败。果然，我去了，干成功了。而且从此一路顺风！”
李青问道：“这么说大跃进化工厂的事您也是明知道后果不会好的？”
“不能这么说。”邵清远喝了口茶，接着说，“当时领导上号召大跃进，全国各地什么亩产万斤粮、大炼钢铁、活性染料、牛猪杂交，各种荒唐事都在报上堂而皇之地宣传开来了。用豆腐作蛋白胶，从技术上说是行得通的，用草袋作纸筋也不违反科学原理，领导要这么干，我当然按领导的意愿办。还是那句话，我不忘我是替人办事的。另外我也是拥护共产党的。我相信党要这么干必定有他的理由，有政治上非干不可的理由。虽然不明白是什么理由，可自觉的跟着潮流走。后来潮流把我浮到上边来了，我想下也下不去，何况我并不想下去。我弟弟倒下去了，不也对革命没带来什么好处吗？不过我可是全力以赴地干事的。不管我水平多高，放我在那个位置上，我一定尽其所能把事干好。当副院长我本来不够格，因为技术上我没那么多学问，所以我尽量听别人的，把别人的高见收集来作为我的最后建议拿出去。凡是上级希望我办的事，我件件把它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