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2011年4月23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1992年，《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香港出版。其实，这原本不是一部分书稿，而是顾准在生命最后两年与弟弟陈敏之先生的通信内容，但这些通信谈到老子、孔子、韩非子，谈到托马斯、谈到希腊思想、谈到欧洲中世纪骑士文明、谈到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谈到民主与“终极目的”。而最终，顾准所要谈论的是，在经历了出生入死的革命考验之后，中国何以遭受“文化大革命”之类的创伤，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顾准经历了一系列人生最为沉痛的打击。
解说：“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靥迎人的一套，渐渐也能习为自然，这是我气质的变化。”
1958年4月下旬，顾准第一次被划为“右派”，并宣布开除其党籍，一年后，顾准被下放河南信阳专区商城县劳动改造，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这是顾准商城时期的日记，日记记载了他的劳动，栽菜、浇粪、站岗，也记载了他亲眼所见的后来震惊世界的信阳事件：“黄渤家中死人，老婆、父亲、哥哥、三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一家连死几人之例，已听到的有柳学冠母亲和弟弟，张保修哥哥和嫂子，黄渤，则上举5人即是。”
吴敬琏（经济学家）：信阳专区是大饥荒里面全国最严重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八百万人饿死了一百多万，商城因为是劳改队还好一点，但是那个附近的老百姓那种情况啊，那确实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严重，就是真是“人相食”啊，不但是吃死人，那个别的还有把自己的亲戚杀了吃了的。
解说：顾准如实记载下了他看到的大饥荒场景，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这是本部农民的厄运。
高建国（《顾准全传》作者）：而且他自己呢，也饿得很厉害，顾准曾经因为饿，曾经到这个地里面去偷那个胡萝卜。
解说：“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欲念所苦，前几天，曾出现过一些衰弱与卑微之感，卑微是从千方百计仅求一饭来的，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东西吃，我偷东西吃，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靥迎人的一套，渐渐也能习以为自然，这是我气质的变化。”
吴敬琏：他这个人是非常有尊严的人，所以对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我觉得他的想法就是他觉得他从年轻时代就追求这么一个美好的社会，结果呢建立了这么一套制度，而这一套制度下人的应该有的尊严都会被泯灭，包括他自己。
解说：这是顾准对中国农村第一次的近距离接触，时间为四个月，四个月时间里，他从北京来的下放干部变成了手指甲弯曲的农民，从顽固的极右派变得卑微、狡猾，四个月后，他离开商城。“我真怀念农村的人们哪，我禁不住一阵阵地心头绞痛。”离开商城，顾准希望能有机会再来信阳，他想探究人民公社背后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很快，顾准第二次带上右派帽子，再一次被下放到了信阳专区，这一次，经济研究所的右派一同下放，地点是信阳专区息县东岳镇。
张卓元（原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那个1969年11月份，11月下旬了好像，越走越荒凉，天气又冷，坐个敞篷车啊我们，哪有现在这轿车，我们都坐着敞篷车站着去的，整村整村没有人呐，我们到哪儿去说什么忆苦思甜，一讲忆苦思甜就讲那个1960年饿死人，整村整村的，全村人饿死，浮肿。
吴敬琏：连草都没有，这个息县，我们那个公社，为什么没有草呢？就是“大跃进”把树砍了，树砍了，老百姓没有柴烧，没有柴烧，他三顿饭做不熟，小孩，很小的小孩，就拿一个耙子，一个木头杆上面两个铁丝这么一个勾，看见点草就扒拉，所以就完全没有树也没有草，所以就是非常荒凉。解说：后来“整党”运动开始，一些人被派去“三同”，在与公社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他们再次了解到息县同样发生的死人事件。
吴敬琏：这个“三同”的人回来讲啊，“大跃进”以后那个饥荒的情况，哎呀那讲起来简直叫做人心惊胆战，就是整村整村的人，或者饿死了一部分，逃荒了一部分，整个村子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家里死了人，虽然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就要深埋，你不深埋呢，饿极了的人就刨出来吃了。那么顾准就说，他在商城的时候早就知道这个情况。
解说：信阳的经历成为顾准日后思想的一部分，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为之奋斗过的理想，“大跃进”、“人民公社”、“赶英超美”等美好词汇后面隐藏着的是他长期以来不可知的贫穷与落后，这种现实与他的理想大相径庭。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学者）：信阳事件参与了就是顾准晚期的思考，参与了晚期的思考，他要回过头来要反思，这个极“左”思潮、毛的这个错误的政策怎么会导致惨绝人寰的饥荒事件。
吴敬琏：其实就是这个“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在共产党和各种民主党派、民主力量在1949年取得政权以后，为什么隔了若干年以后就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而且延续了十年，怎么可能？不是因为我们1949年之前提出的口号，是要争取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中国吗？为什么会出现了1958年以后的大饥荒，为什么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对几乎大多数中国人民实行专政，怎么会？
解说：“这种新生的心情，竟不能告诉采秀，而以前，唯一听我诉说过一切的人，只有她一个。”
1965年9月17日，顾准第二次被划为右派，1969年顾准被再次下放，临行前他得到了妻子的死讯。“开始感到秀也许不在了，我写了一份要求见见采秀的申请，保证无论她死了、病了、疯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随后，顾准得到了妻子汪璧自杀的消息，可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璧，原名方采秀，两人结识于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1934年结婚，这一年，顾准19岁，汪璧20岁。后来，顾准参加革命，汪璧跟随他四处流亡，解放后在上海财政处专门负责大户税收工作，顾准调往中央建工部时，汪璧又调任该部财政司司长。
王伟鼎（原顾准警卫员）：汪璧是他的爱人，从上海搞地下工作妇女的一个很杰出的一个妇女干部，而且是一个很能干的会计师。
胡柏琴（顾准好友林里夫妻子）：汪璧呢，就是奉公守法、老老实实的那种人，不像现在有的那些咋咋呼呼那样的人，不是的，她是旧社会的那种，还是很好的，跟他老母亲相处也都很好的。
解说：三反五反中顾准被撤职，有人劝汪璧离婚，她婉言拒绝。1957年，顾准第一次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改造，汪璧独自支撑着整个家庭；等到顾准第二次被划为右派时，汪璧的处境更加艰难了，她要面对旁人的白眼，要接受组织的质疑，要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5个孩子，还要向他们解释顾准的右派身份。
林樱初（顾准弟媳）：她当时处境很困难，我理解她，上面有母亲，她不跟她详细谈，怕老人家受不了，下面有孩子，最难对付的是孩子，当时孩子都上山下乡去，他们当时都各有抱负，都希望将来读完书怎么样，突然一下子这么大的变化孩子也受不了，汪璧面对这几个孩子，讲也不好，不讲也不好。
解说：1966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顾准冒着风雪从劳改地周口店回家过年，晚上，汪璧提出离婚。“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累，痛快地同意。”
陈敏之（顾准胞弟）：有一次，我接到我嫂子汪璧写给我的信，信上提出来她说她跟顾准已经谈过了，他俩有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说他们愿意分开，分开以后呢，到有一天只要顾准的帽子拿掉他们就复婚。
解说：为了孩子，汪璧不得已与顾准离婚，这一打击让顾准不堪重负，很快，他在医院查出患有心律不齐等疾病，日记里，他用三个字总结自己的窘境——鳏、病、右。离婚8个月后，因为思念妻子与孩子，顾准借口取东西回了一趟家，一见到他，汪璧严词责问，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日后的回忆中，顾准记录，见她因重装假牙，满口无牙，面容极度憔悴，实在不忍，拿了文件匆匆离开了这个家。一个月后，顾准收到了孩子们寄来的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文据。1968年4月8日，汪璧自杀。
林樱初：汪璧之所以自杀，逼死的，里面外面，孩子，母亲。
赵人伟（原中科院竞技研究所研究员）：当时不是红卫兵要抄家，抄黑材料嘛，那么每个人家里都有很多笔记本，很多资料，那你一找出来，发现一公布很麻烦，另外当时也不敢用火把它烧，一烧，有烟人家就发现了，据说，顾准的夫人就把那些资料放在锅里面煮，煮了以后呢，从厕所里面冲掉，煮烂以后从厕所冲，结果厕所堵住了，厕所一堵呢人家发现了就来斗她。
王伟鼎：一个总工程师，就住在汪璧也就是顾准的隔壁，后来好几天没有听到汪璧的声音他着急了，他就赶紧到建工部去讲了，因为那时候汪璧是建工部的财务司长，怎么人没有听到，后来开门进去，她过了。
解说：“闻噩耗，既是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竟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我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哭，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朱学勤：他的家庭破碎，他非常热爱的那个妻子汪璧，汪璧是个很优秀的知识女性，不得已而自杀啊，子女就是和他不来往啊等等，他自己一个人成了孤家寡人，蜗居斗室，这都是很悲剧的事情，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也成全了顾准，没有跟着后面愈演愈烈的左翼思潮走下去，迫使他和这个东西拉开了距离，回头一个人进入，我的话来说，进入思想的隧道，单兵掘进。
解说：这是顾准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之间的日记，他把它起名为《新生日记》。“《新生日记》的取名是为了纪念一期学习班上，决心跟毛主席继续干一辈子革命，可悲的是，这种新生竟不能告诉采秀，而以前，我唯一诉说我一切的人，只有她一个。”
1969年，顾准第二次到信阳下放，地点是信阳专区息县东岳镇，一同下放的还有语言学家吕叔湘、文学家钱钟书、杨绛、俞平伯等，顾准是他们当中的“极右派”，脏活、累活、重活都属于他。
张卓元：最脏的活、最累的活，第一个就叫他们去。
赵人伟：最早是干基建活嘛，盖房子嘛，盖房子有脱坯的、有制瓦的，这是基建活。另外农活，总是有农活，秋收的时候要去干农活。
胡柏琴：他们那个地方拉的是河南的那种车，架子车，就像咱们过去北京的排子车似的，很大很大的，很沉的东西你拉着走，劳动也是很重的。
解说：1967年3、4月起，针对顾准的外调逐渐增多，1968年冬达到高潮，最多时顾准一天要接待过三四起外调人员。
赵人伟：顾准一个是从来不讲假话，因为当时你要是不顺着外调人员的口径来讲的话，外调人员要打你的，要打，他宁愿挨打他也不讲假话，有的时候他也比较傲，那个年轻人来调查他三十年同事们的历史问题，那些问问题都问不到点子上，对30年代的历史情况不熟，问问题问不到点子上，顾准跷着二郎腿，哎呀你们根本不了解30年代的情况，你听我讲吧，结果又挨了一个耳光。
解说：为了应付无休止的外调，顾准将生平经历详细写成了“历史交代”，这就是日后《顾准自述》的原稿。交代中提到，一次外调同志批评他言辞傲慢，直率指责“你是右派分子”，顾准冲撞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
张卓元：批斗场景就这样啊，就现场在地头，劳动完了以后就开会总结今天的劳动，然后就有人就说，像顾准今天不好好干活、不老实，这个要他站起来低头认罪。
吴敬琏：就是说顾准偷奸耍滑，地头斗争会啊，偷奸耍滑，顾准就吐一口痰出来看，痰里有血丝，他说我这样干活，你们还说我偷奸耍滑，我就是不服，于是就好多人上去摁他的头，打他的头，他这个头，挺起头来，我就是不服，怎么打他也不服，就是给人一个正气凛然那种态度，他其实是很瘦弱的一个人。
解说：艰苦生活中，顾准对妻子汪璧的思念愈加强烈，妻子的死亡成为他活下去的理由，他要找到这一切发生的缘由。“悼念亡妻，无法自已，1964年前半生经历处处与秀有关，此生所有一切欢乐场面都是秀给的，这几天，梦中有时出现这样一两个欢乐镜头，醒来秀已离人间。秀实实在在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顾准开始了更艰苦的探索。
朱学勤：在6亿7亿人都陷于狂欢，党内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对这样的这个左翼疯狂提出异议，尤其是思想史的这个从源头梳理的时候，只有顾准一个人，他进入了这种状态。对于一个政治家的顾准这是一次冤案，不应该有的摧残、打击、迫害；对思想家的顾准来说，这次打击迫害反而成全了大思想史上的第一关，从此他进入就是一个人的研究这样一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