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生活中，一个叫徐方的女孩给了顾准极大的精神安慰，徐方是顾准经济研究所同事张纯音的女儿，这个年她15岁，跟随妈妈一起到息县下放。张纯音告诉徐方，顾准妻离子散，担心他会自杀，要多关心他。就这样，徐方注意到了顾准。
徐方（顾准同事张纯音女儿）：他平常不跟人说话，然后总是拼命地干活，有一次呢我看见他一个人在那筛沙子，不停地用这个铁锨，一锨一锨在那筛，筛了很长时间。
解说：顾准身体不好，经常咳嗽发烧，张纯音让徐方把偷偷从家里带来的罐头、奶粉送给顾准，几次下来，顾准认识了徐方，把她看成自己的孩子，跟徐方讲自己的经历，要她好好学习知识，还跟她讲自己时不时挨的批斗。
徐方：所以有一次开他的批斗会，然后人家摁着他的头，让他低头低头这样，然后开完批斗会，他还跟我悄悄说，说你别看我这头都低到地上去了，我后面的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我翘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这个人说话有时候也很幽默，而且他不在乎这些东西，他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透，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
解说：在干校人员居住的棉花仓库里，除了张纯音和徐方，敢和顾准接触的人几乎没有，到了后来，吴敬琏也被打成反革命，开始有了与顾准更多接触的机会。
吴敬琏：到了劳改队啊，就是干那种重活，这个起圈这个活我以前不知道，你一锹铲下去根本抬不动，它因为这个粪便和那个土啊垫的土，它都变成了很黏黏糊糊得那么一个东西，这时候顾准走过来说，你哪是干这种活的，我来。
解说：这一年，吴敬琏39岁，顾准54岁，两人在干校结下了情谊，偷偷谈论中国问题。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顾准和吴敬琏一起读书，认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解释中国现实。他拿出自己偷偷带来的《希腊史》、《罗马史》、《圣经》、《韩非子》等风格不一的书与吴敬琏共享，但读书并不敢正大光明。
吴敬琏：顾准正在看《圣经》，那个吴参谋是我们军宣队中文化最高的，他过来看见了，说这个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种书？顾准就把它收了，收了过两天呢，那时候准许看六本书了，六本书就是什么什么经典著作的解释，他就拿着那个《论左派幼稚病》的注释和解说拿去问吴参谋，说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吴参谋傻眼了，他说不出来，顾准就当众大训他一顿，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你不看《圣经》你就学不懂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就这样就是军宣队的人知道这个人不好惹，看到顾准看书，他们就绕开走。
解说：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军宣队突然变得六神无主，干校管制也松懈下来，他们搬迁到了明港，顾准在日记中记载，生活逐渐转向以读书为主，愈转向读书，其他一切愈易忘却。
张卓元：明港用的是部队的营房，一个营房大屋子比这个大概大一倍左右，这样的话就在最边上那儿住，包括吴敬琏，我们呢住在这个，我住在这个地方，他就分班，分三个班，一班、二班、三班，然后他们几个所谓“黑帮分子”就单独在边上住这样。
吴敬琏：这个时候没有农活干了，劳改呢不做农活，我跟张曙光两个都是，张曙光教授，当时都是反革命，他是“连队”的经济所的头，张曙光，我们被派去劳改干什么呢？到食堂帮厨，食堂这是要害中的要害啊，反革命来帮厨，所以这段时候过的其实还挺愉快的，除了不能跟家人团聚之外。但是顾准认为中国一定会变，一定会变。
解说：“我现在更不关心我的处理问题，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倘若还能活二十年，最大希望，不过是广泛涉猎古今哲理、旅行祖国各地，看看山河如何重新安排，经济如何建设，作刍荛之献而已，神武景气将见于我国。”
1971年9月，顾准随干校人员一起返回北京，在学部大院蛰居，每天早上，他揣着两个冷馒头到北京图书馆看书，一待就是一整天，继续研究自己的问题。
徐方：据我所知，他有一个庞大的这个研究计划，他要写一本书，他跟我母亲讲，说那本书书名我都想好了，叫做“东西方哲学思想史”，要通过研究东西方的这个历史去沿着这个脉络的发展，而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赵人伟：因为他的知识面很宽，苏联东西他了解，西方英国东西他了解，美国东西他了解，希腊东西他了解，他读书的面很宽，他把《美国经济评论》一期一期拿来，哎老赵这篇文章你看，你把它翻译出来，张纯音这篇文章你翻，吴敬琏还有这个林青松、张曙光这批人都向他请教英语，请教经济学。
解说：顾准读书的范围涉猎到《大学》、《中庸》、《小雅》等中国古典书籍，杜威、赫胥黎等西方哲学书籍，《奥德赛》等古希腊历史书籍，读书过程中，他做大量卡片，力图对中西方发展脉络做出梳理，并得到自己的结论。后来顾准和弟弟陈敏之恢复了通信。此时，刚从监狱放出的陈敏之，对“文化大革命”抱有太多疑问，他们在通信中相互探讨，在长期读书积累的基础上，顾准终于试着对“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疑问做出了回答。他认为，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可以分为两种潮流，一种是以1793年雅各宾专政、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为地上天国而奋斗的理想主义思潮，另一种则是以英国渐进式改革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思潮。
吴敬琏：从理想主义出发，许诺一个地上天国，因为自认为它许诺的是一个地上天国，所以就认为有权运用一切手段，包括这个专制的手段、杀戮的手段来建立这个天国，一切反对这种做法的人都应该灭绝，于是从这个理想主义它就会转化为反动的专制主义，他说他自己也是相信过的，也是相信过可以有地上天国的，他投身了这个运动，结果就是循着这一条路子走到现在，走到他去世前“文革”下那种法西斯专政的状态，所以他说他现在认识清楚了，他坚决地站在经验主义这个立场上和专制主义做斗争。
解说：顾准的思想完整体现在他的两部遗著《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然而等到这两部书出版，顾准已经离世十八年。
朱学勤：无论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思想日记》、《顾准与陈敏之的通信录》等等，这都是他饱受迫害这个状态底下的思想结晶，今天能够看到的史料来说，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彻底走得那么远、看得那么透，所以我们看当时党内的一些有反思能力留下来的东西，当然有价值，不可磨灭，但多多少少有一点明日黄花啊，有一种隔时之感，但我们再看顾准就觉得他没有过时，他没有过时，为什么没有过时呢，因为他领先了这个时代有几十年，按王元化的说法，他领先了至少20年。
解说：“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二是祝福你们。”这是拍摄于2005年的画面，画面中的老人就是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在顾准最后弥留的一年里，是他给了顾准最后的温暖。
1972年10月，顾准从息县回到北京一年，弟弟陈敏之从上海来到北京，目的一是要看看跟随妹妹一起生活的老母亲，二是要找到失去联系5年的顾准。
林樱初：根本不晓得他在哪里，去看他母亲去，他母亲住在公安部，就在社科院的那个地方，我们去看他母亲以后，跟他母亲商量，他母亲说总在这个范围里头，就找几个老朋友那个时候，找了老朋友骆耕漠，找，后来就找到了，找到他了，一个很大的房间，一个人一个桌子一个床，他睡在一个角上，一个床很小的，小床，边上摆着一个小的写字台，上面都是一些书。
解说：劫后余生的重见免不了激动、欣慰和辛酸，两人一起交流“文革”中的经历，游玩了北京故宫、长城，顾准提出想见一见老母亲，可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1972年，他们没能如愿。
林樱初：就想看看母亲，没有达到目的，后来讲通，跟他母亲也讲通，跟他讲通，你们就别，过一阵再说吧，就没有见面，没见面。我记得后来第二次又去，第二次老陈出差时候去，又到他那里去了一下，去了一下，回来没两天就来电报，吐血了，生病了。
赵人伟：他自己买一点肉炖，小锅炖着吃，他说我现在自己要改善点生活了，发烧嘛，他原来刚回来以后，他到北京图书馆拿两个馒头就去了，没有什么营养，到北京图书馆搞那个“希腊城邦制度”研究，就是1972年回来以后，他还没有，到1973年就老发烧。
解说：1974年10月，顾准的肺病愈加严重，痰中血点越来越多，吴敬琏陪同他到医院检查，大夫认为他有问题，鉴于顾准还带着右派帽子，不敢收他住院，只能把他放在急诊室外的走廊里。双目失明的骆耕漠在吴敬琏的搀扶下四处奔走，帮助顾准住进了医院，很快，在痰中查出了癌细胞。
张卓元：因为他不是肺癌嘛，肺癌那个肿瘤压迫气管，所以就经常憋气，憋气就呼吸困难。
赵人伟：好多人去看他，我也看他，哎呀，没有想到该走了，他觉得他很多事情没做完。
徐方：他还跟我妈说，他说我现在就像一个老农，面对大片金黄色的麦浪，只等开镰收割了，所以我现在一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特别痛，因为他刚刚开始工作了两年就得了癌症。
解说：陈敏之又从上海来到北京，在医院照顾顾准。此时，顾准的5个孩子分散各地，除了大儿子顾逸东和大女儿顾淑林尚在北京外，其余的都上山下乡，顾准提出想见见孩子们，孩子们拒绝了。经济研究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顾准摘去右派帽子，要他在一份“承认错误”的文字报告上签字。徐方：他认为让他在这种东西上签名，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他坚决不肯签，后面呢他说反正我也快死了，我摘什么帽子，我不在乎这帽子不帽子，但是别人就劝他，说你要摘了帽子，你的孩子就能来看你。所以他一听这个话，结果经过激烈思想斗争他还是决定，为了要见孩子还是签了这个字。
解说：但孩子们还是拒绝了父亲见面的请求。
林樱初：五个孩子当时很困难，五个孩子也困难呢，学校里头，当时那时候叫都是狗崽子，他们想不通。我们现在有时候在闲谈，汪璧那时候总是从正面去教育他们，现在回过来想想，有些事情还是应该跟他们讲清楚，不讲清楚孩子不晓得。所以他们都说顾准家里是最革命的，几个孩子都革命。解说：很快，呼吸和说话变得越来越困难，顾准让陈敏之通知吴敬琏，要对他做最后的交代。
吴敬琏：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他肯定是出不去了，这医院是出不去了，而且呢他说，很快他就会说不出话来，因为他这个癌肿的部位使他没有办法说话，就是把气管堵住了，所以呢我们把一些事情谈得透彻一点，你以后就不要来了，他总的就是说呢，他认为中国是会变的，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维持的，所以变了以后呢，中国的神武景气就一定会到来，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所以要做的是，他说我送你四个字，叫“守时待机”。解说：癌肿越来越大，经济研究所的同事们在医院照顾顾准，张纯音建议顾准服用中药，一直对中医持否定态度的顾准接受老朋友的好意，病情有所好转，但很快急转直下。1974年12月2日，顾准在世的最后一个晚上，吴敬琏陪在他的床边。
吴敬琏：在这个时候，他还跟我说了一些话，说了是主要是什么呢，说他太太，他说他一辈子没有爱过第二个人。另外说到他孩子，说他是爱他们的，他过去他觉得最幸福的时候，就是过去孩子回来了，他自己做菜给他们吃。最后我听到他的一句话就是打开行军床休息，几乎听不出来的声音了。那个旁边就放了一个行军床折叠的，然后我就打开，打开，刚睡下去，刚着了，就听到，乱成一团，我跳起来一看，医生在做心脏按搏，已经不行了。
解说：1974年12月3日凌晨，顾准离开人世。
林樱初：我的看法，他的思想超前了一点，他很多想法跟他当时提出来的时候早了一点，如果再活几年就好了。
赵人伟：是很可惜，如果他能够再活个20年，他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吴敬琏：有人说他是经济学家，有人说他是会计学的祖师爷，有人说他是有一个偏激思想的持不同政见者，我觉得他是一个思想家，中国这样的思想家并不多。
朱学勤：顾准的很多东西到今天还没有被我们的正式教科书吸取，他还有他的现实意义，他不仅仅是思想史的遗产，他今天对我们怎么思考改革、怎么思考当下的社会问题等等，都有前驱性、前瞻性。
曾子墨：在《顾准日记》的序言中，李慎之这样评价顾准将要发生的影响，中国正面临大改革，特别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的康庄大道，可以说，顾准对中国要走的路的前景，作了全面、透彻的分析，其意义是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未来，我们应不断与顾准对话。感谢您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我们再见。
（凤凰卫视电视节目《我的中国心》2011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