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领导人，通常都有一套组织严密的警卫工作机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论是在这些领导人生前，还是在他们退出政治舞台甚至去世多年后，对于他们严密的警卫工作机制及相关内幕情况，始终属于高度保密之列，世人几乎无从知晓。偶有一些退役的贴身警卫抖出一点蛛丝马迹，也往往既无关痛痒，且很不连贯，难以据此复原一个人物或事件的完整面目，更无从奢望去复原警卫工作的全貌。
本文所介绍的内幕，是由曾做过斯大林8年贴身警卫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多年来零星地、断断续续地透露给他的儿子安德烈·瓦西里耶夫的，安德烈又于近期将这些内容披露给了俄罗斯媒体和世人。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斯大林贴身警卫的工作及斯大林私人生活的一些情况。其中很多内容，或许由于弗拉基米尔记不清楚了，或许因为他干脆拒绝提起，在他的儿子看来，“很多问题仍然不清楚，而且很有可能，对这些问题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是1939年应征参加苏联红军的，当时才19岁。
他先后经历过芬兰战争、苏联卫国战争，在前线拼杀的3年时间里受过轻伤，“因为作战功勋”而荣获过奖章和红星勋章，不过也只是“混”到了中士——因为他没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安德烈·瓦西里耶夫认为，父亲之所以能在卫国战争中存活下来，一是因为他曾经历过芬兰战争，已有一定的实战经验；二是因为父亲所在的“捷尔任斯基特别使命师”平时对战士的训练过硬；三是因为1943年时，父亲曾被上级选派到军官学校去学习，虽只有几个月时间，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相对休息的机会。
1943年，弗拉基米尔被派遣到专门训练情报侦察员的军官学校去学习。在那里，他接受了地形测量学、无线电基础知识的学习和训练，学会了实地辨明方向、进行伪装和掩蔽，还学会了黄色炸药和地雷的使用方法以及桑勃式摔跤。在学习了几个月后，突然来了一道命令：苏联的反间谍机关掌握了情报，获悉有一个法西斯暗杀小组正在德黑兰进行活动，企图谋杀参加德黑兰会议的同盟国领导人，学校要派遣100名学员前往德黑兰执行保卫任务。军令如山，弗拉基米尔和学员们一起换上便装，领取武器，登上了飞机。
他们无法领略异国情调，因为任务很艰巨：他们要保证参加会议的同盟国领导人及其随员们下榻的别墅附近所有通道的安全。弗拉基米尔对儿子回忆说：“我们装成游手好闲之徒，一小时一小时地在街上来回溜达……当时我是第一次比较近地见到了斯大林，当然，我甚至不曾料想要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在他的身边待上好多年……”
从军官学校结业后，弗拉基米尔又重返前线，在红军反间谍机关工作，曾七次坐降落伞空投到游击队驻地。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游击队曾于1943年8月至9月，在德军占领的列宁格勒州、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奥廖尔州、白俄罗斯、乌克兰部分地区开展大规模破坏铁路交通线的活动，史称“铁道战”。弗拉基米尔参加了在白俄罗斯境内进行的“铁道战”。后来，他前往南斯拉夫执行一项特殊使命，和其他特工人员一道，成功地将陷入包围的铁托从德国人的眼皮底下救了出来，为此，铁托奖给了弗拉基米尔及他的同伴们每人一枚“南斯拉夫勋章”。但不久，斯大林就与铁托吵翻绝交了，勋章又被命令交回去了。
1945年5月，弗拉基米尔与同伴一道被派往波茨坦，他们需要在那里做好接待战胜国会议参加者的准备工作。弗拉基米尔负责杜鲁门总统下榻的别墅的安全。很快，新的命令又下达了：他被调往斯大林的私人卫队。从这一刻起，弗拉基米尔就留在了斯大林身边，直至斯大林生命的最后一天。
弗拉基米尔的新身份是斯大林贴身警卫“九人小组”成员之一。所谓的“九人小组”，是指长期守在斯大林身边的9名贴身警卫：小组负责人、7名贴身警卫和1名司机——这名司机也是一流的情报侦察员。当然，斯大林私人卫队的人数要多得多，光贴身警卫就有35人（其中包括长期守护在斯大林身边的“九人小组”）；还应当算上负责外围工作的卫队，他们的人数也不少，共计约200人。“九人小组”的主要职责就是护卫斯大林，无论他到哪里去，哪怕斯大林在自家花园里散步，身后也总是跟着三四名贴身警卫。
据弗拉基米尔回忆，斯大林的别墅有好几处。不过，斯大林比较喜欢孔策沃别墅，就警卫的复杂性和精密性而言，也许只有希特勒的“狼窝”可与之媲美。通往别墅的唯一通道，被民警执勤队日夜监控着，这帮人身材魁伟高大，都是大尉或少校军衔——尽管佩戴的是准尉的肩章。环绕孔策沃别墅的森林，密布着无数的螺旋形旋涡，弗拉基米尔觉得，即便有人能成功地穿越这些旋涡，他也不会去羡慕这个人——因为还有一条条大狼狗沿着一根根柱子之间拉紧的铁丝网来回奔跑，它们会扑向他。下一道警戒线由德国运来的电子监测仪和录像摄影机构成，两道平行的光束给别墅的“边界地带”盖上了一个“顶盖”，哪怕有一只兔子穿过，值勤警卫监控台上的指示灯都会亮起来，并明确显示“入侵者”的具体位置。接下来是一道用厚木板建成的5米高的板墙，墙上开设了一个个瞭望窗口，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就在那里值勤。然后，是第二道用厚木板建成的板墙，比第一道板墙要稍矮一些。在两道板墙之间，安设了海军航海专用的信号探照灯。而在斯大林的房子周围值勤的正是他的贴身警卫“九人小组”。
赫鲁晓夫就经常被斯大林邀请到位于莫斯科近郊的别墅做客，他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描述了别墅的安全保卫情况：“……那里的每道门和大门都加固了门闩，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各种各样的新闸门，后来几乎成了可以装卸的活动街垒。别墅有两道围墙，围墙之间有一些狗跑来跑去。安设了电动信号装置，另外还有一些防卫设施。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闯进斯大林的别墅呢？不过我们认为，这全都是对的，因为斯大林处于这样的地位，对于苏维埃制度的敌人来说，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人物。这里可不能掉以轻心……”对比上述弗拉基米尔的回忆内容和赫鲁晓夫的记述，可以发现他们对斯大林别墅防卫情况的描述基本一致，只不过弗拉基米尔的回忆更为形象、生动。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弗拉基米尔回忆的内容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斯大林的别墅戒备如此森严，当他离开别墅外出时，警卫工作又如何进行呢？弗拉基米尔回忆说，一般而言，斯大林的外出路线是不变化的——从别墅到克里姆林宫，再从克里姆林宫回到别墅。沿着整个线路不间歇值勤的是负责外围警戒的民警和特工人员。在紧挨这条“政府通道”的地方散步可是一件不无危险的事情，在距离这条“政府通道”不远处约会的人们，往往会被带进警察局弄清楚个人身份，还要被跟踪监视一段时间，此类故事可以讲出很多。
在斯大林离开别墅外出时，贴身警卫会分乘两辆掩护车护送他。这两辆高级装甲轿车是美国生产的，贴身警卫们总是将车窗的玻璃放下来，以便可以随时向外射击。斯大林一进入办公室，贴身警卫们就立刻在门边站岗值勤。
从别墅到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具体行车路线是否会有变化，又如何变化，弗拉基米尔没有展开介绍。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此倒是作了详细描述：“斯大林晚年出现了恐惧症。我是从许多迹象中发现的。例如，每当我们看完电影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前往‘近郊别墅’，汽车驶过从克里姆林宫至莫斯科河西面拐弯处这段相当短的距离，尚未跨越莫斯科河，便突然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兜开圈子了。通常，斯大林的车上坐着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其余的人则根据自己的选择，分别就座。我大多是和布尔加宁共坐一辆车。我后来问过与斯大林同车的人：‘你们干吗在那些小巷子里绕来绕去呀？’他们回答说：‘你别问我们了。不是我们选择的路线，是斯大林点名走那些街道的。’看来他胸中装着莫斯科的平面图，能够指点路线，一旦车开出来，他就会说：往那边拐，往这边拐，就这么开，往那里开。傻瓜也能猜到，他这是在采取措施，迷惑那些可能企图谋害他性命的敌人。”
弗拉基米尔回忆说，斯大林不喜欢旅游，但每年都要到克里木或高加索去，并在那里待上几个月时间。这两处都是前苏联最重要的疗养区，高加索还是矿泉区。
事实上，早在弗拉基米尔成为斯大林贴身警卫前，比如上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就已经常到高加索或克里木去休假。正因为有斯大林的关照，在30年代，整个高加索黑海海滨才迅速发展起来，那里发现了几十处医疗用的矿泉。1930年和1931年，斯大林把自己的休假延长到两个月，在南方度过了8月和9月。1930年8月13日，斯大林给在莫斯科暂时代替他处理政务的莫洛托夫的便函结尾处这样写道：“我在逐步地恢复健康”。1个月后，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已是这样的内容：“我现在十分健康”。1931年8月，他在给莫洛托夫的便函中感叹：“这里的水很奇妙。真的。当我们见面时我再详细地告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