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书网 > 文学作品 > 每天读点国学常识全集 > 第23章 中医药学(3)

第23章 中医药学(3)

    推拿又有“按跷”、“跷引”、“案杌”诸称号。推拿,作为一种非药物的自然疗法、物理疗法的确由来已久,有学者赞之为“元老医术”。推拿作为以人疗人的方法,通常是指医者运用自己的双手作用于病患的体表、受伤的部位、不适的所在、特定的腧穴、疼痛的地方,具体运用推、拿、按、摩、揉、捏、点、拍等形式多样的手法,以期达到疏通经络、推行气血、扶伤止痛、祛邪扶正、调和阴阳的疗效。

    推拿疗法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先民们在生存竞争中遇到意外损伤时,由于用手按抚体表患处而感到疼痛减轻或缓解,从而逐渐发现其特殊的治疗作用,并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这一独特疗法。

    据《素问·异法方宜论》载述:按跷之法出自我国中州地区,这是因为该地区生活安逸,环境潮湿,民众“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的缘故。唐代王冰认为“按,谓抑按皮肉;跷,谓捷举手足”,说明本疗法既有在体表的按摩搓揉手法,又有举手投足的肢体活动。

    《内经》还对本疗法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做了介绍,指出各种痹证、痛证、痿证及某些急症可以按摩治疗,而腹部患有脓肿者则应禁止施以切按手法,反映了先秦时期对本疗法已有相当深入的认识。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在抢救虢太子“尸厥”暴疾时,曾成功地运用了推拿等治疗方法(《周礼注疏》),这是有关本疗法医治实例的最早文献记载。

    我国第一部推拿专著《黄帝岐伯按摩经》10卷(见《汉书·艺文志》,已佚),也成书于秦汉时期。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介绍了前胸按压抢救心跳、呼吸骤停的心肺复苏术和膏摩治疗方法;《肘后备急方》有爪掐人中治疗晕厥患者的急救法。

    隋唐时期设立了按摩专科,有按摩博士、按摩师、按摩工等职别,并在太医署展开了有组织的教学活动。

    到了宋金元时期,推拿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如宋代医生庞安时“为人治病十愈八九……有民家妇孕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术无所效……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按摩,孕者觉胃肠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运用了按摩法催产。在宋代陈直的《养老奉亲书》中提出了老年人经常擦涌泉穴,可使晚年步履轻便,精神饱满。

    此后各朝代均将推拿列为临床专科,促进了推拿疗法的普及和发展。明清时期,在全面总结推拿临床治疗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推拿治疗方法,形成了诸多不同的流派,有关专著达数十种之多。

    刮痧的历史你知道多少?

    刮痧,是中国传统的自然疗法之一,它是以中医皮部理论为基础,用器具(牛角、玉石、火罐)等在皮肤相关部位刮拭,以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之目的。

    刮痧可以扩张毛细血管,增加汗腺分泌,促进血液循环,对于高血压、中暑、肌肉酸疼等所致的风寒痹症都有立竿见影之效。经常刮痧,可起到调整经气、解除疲劳、增加免疫功能的作用。

    “刮痧”这个“痧”字也就是“痧症”。这种疗法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人们患病时,出于本能地用手或者石片抚摩、捶击身体表面的某一部位,有时竟然能使疾病得到缓解。通过长期的实践与积累,逐步形成了砭石治病的方法,这也是“刮痧”疗法的雏形。

    刮痧疗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确切的发明年代及发明人难以考证。较早记载这一疗法的,是元代医家危亦林在公元1337年撰成的《世医得效方》。“痧”字从“沙”衍变而来。最早“沙”是指一种病症。

    刮痧使体内的痧毒,即体内的病理产物得以外排,从而达到治愈痧的目的。因很多病症刮拭过的皮肤表面会出现红色、紫红色或暗青色的类似“沙”样的斑点,人们逐渐将这种疗法称为“刮痧疗法”。

    刮痧疗法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适应病种非常广泛的自然疗法。早在明代医学家张凤逵的《伤暑全书》中,对于痧症这个病的病因、病机、症状都有具体的描述。他认为,毒邪由皮毛而入的话,就可以阻塞人体的脉络,阻塞气血,使气血流通不畅;毒邪由口鼻吸入的时候,就阻塞络脉,使络脉的气血不通。这些毒邪越深,郁积的越厉害,那么它就越剧烈,对于这种情况,就必须采取急救的措施,也就是必须用刮痧放血的办法来治疗。

    运用刮痧疗法,将刮痧器皿在表皮经络穴位上进行刮治,直到刮出皮下出血凝结成像米粒样的红点为止,通过发汗使汗孔张开,痧毒(也就是病毒)随即排出体外,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

    “拔火罐”出现在何时?

    拔罐法又名“火罐气”、“吸筒疗法”,古称“角法”。这是一种以杯罐做工具,借热力排去其中的空气产生负压,使吸着于皮肤,造成郁血现象的一种疗法。

    古代医家在治疗疮疡脓肿时用它来吸血排脓,后来又扩大应用于肺痨、风湿等内科疾病。建国以后,由于不断改进方法,使拔罐疗法有了新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治疗范围,成为针灸治疗中的一种重要疗法。

    火罐疗法,是祖国医学遗产之一,在我国汉族民间使用很久了。晋代医学家葛洪著的《肘后备急方》里,就有角法的记载。所谓角法,是用挖空的兽角来吸拔脓疮的外治方法。唐代王焘著的《外台秘要》,也曾介绍使用竹筒火罐来治病,如文内说:“……取三指大青竹筒,长寸半,一头留节,无节头削令薄似剑,煮此筒子数沸,及热出筒,笼墨点处按之,良久,以刀弹破所角处,又煮筒子重角之,当出黄白赤水,次有脓出,亦有虫出者,数数如此角之,令恶物出尽,乃即除,当目明身轻也。”从以上介绍的角法和青竹筒制火罐的情况看来,我国晋、唐时代早已流行火罐了。

    你了解“药膳”吗?

    药膳发源于我国传统的饮食和中医食疗文化,药膳是在中医学、烹饪学和营养学理论指导下,严格按药膳配方,将中药与某些具有药用价值的食物相配伍,采用我国独特的饮食烹调技术和现代科学方法制作而成的具有一定色、香、味、形的美味食品。(简言之,药膳即药材与食材相配伍而做成的美食。)它是中国传统的医学知识与烹调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它“寓医于食”,既将药物作为食物,又将食物赋以药用,药借食力,食助药威,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可防病治病、保健强身、延年益寿。

    因此,药膳既不同于一般的中药方剂,又有别于普通的饮食,是一种兼有药物功效和食品美味的特殊膳食。它可以使食用者得到美食享受,又在享受中,使其身体得到滋补,疾病得到治疗。因而,中国传统药膳的制作和应用,不但是一门科学,更可以说是一门艺术。

    药膳食品,不是一般的营养食品,是现代所称的功能性食品。中药与食物相配,经过特殊的“食品化炮制”就能做到药借食味,食助药性,变“良药苦口”为“良药可口”。所以说药膳是充分发挥中药效能的美味佳肴,特别能满足人们“厌于药,喜于食”的天性。

    药膳既是一种功能性食品,也可以说它是中药的一种特殊的、受人们喜爱的剂型。宋代,陈直在《养老奉亲书》中说:“缘老人之性,皆厌于药,而喜于食。”“贵不伤其脏腑也。”其实,哪里是老人厌于药啊,中青年、儿童也都厌于药的。

    “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指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疾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将食疗列为医治疾病诸法之首。“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脾爽志以资气血”,食养即可调整脾胃功能,使气血生化有源,泉源不竭,精血充盈,人的肌体功能自然健康不衰。

    注重整体,辩证施食

    所谓“注重整体”、“辩证施食”,即在运用药膳时,首先要全面分析患者的体质、健康状况、患病性质、季节时令、地理环境等多方面情况,判断其基本证型;然后再确定相应的食疗原则,给予适当的药膳治疗。如慢性胃炎患者,若证属胃寒者,宜服良附粥;证属胃阴虚者,则服玉石梅楂饮等。

    防治兼宜,效果显著

    药膳既可治病,又可强身防病,这是有别于药物治疗的特点之一。药膳尽多是平和之品,但其防治疾病和健身养生的效果却是比较显著的。如山东中医学院根据古代食疗和清宫保健经验研制而成的“八珍食品”,含有山药、莲子、山楂等8种食用中药,幼儿食用30天后食欲增加者占97%,生长发育也有改善;再如,莱阳梨香菇补精,是由莱阳梨汁和香菇、银耳提取物制成。

    良药可口,服食方便

    由于中药汤剂多有苦味,故民间有“良药苦口”之说。有些人,特别是儿童多畏其苦而拒绝服药。而药膳使用的多为药、食两用之品,且有食品的色、香、味等特性;即使加入了部分药材,由于注意了药物性味的选择,并通过与食物的调配及精细的烹调,仍可制成美味可口的药膳,故谓“良药可口,服食方便”。

    什么是方剂?

    中国古代很早已使用单味药物治疗疾病。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又学会将几种药物配合起来,经过煎煮制成汤液,即是最早的方剂。战国时期的《内经》虽仅载方13首,但对中医治疗原则、方剂的组成结构、药物的配伍规律以及服药宜忌等方面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书。书中收载临床各科医方283首,还记述有汤、丸、散等剂型。

    在《汉书·艺文志》中载有经方十一家,其中除有大量当时医家的经验方外,还有方剂专著《汤液经法》,对方剂理论进行了初步总结。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已有关于如何选择剂型的理论。张仲景的《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由于组方合法,选药精当,用量准确,变化巧妙,疗效卓著,被后世尊为经方。

    在伤寒方中所使用的剂型有汤剂、丸剂、散剂、栓剂、软膏剂、酒剂、醋剂、灌肠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等,几乎包括了除注射剂以外的所有传统剂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方书著述的数量倍增,但多已亡佚。

    晋代仅存的葛洪《肘后方》中收载了大量验、便、廉的有效方剂,并首次提出成品药的概念,主张将药物加工成一定剂型,贮之以备急用。

    隋代的《四海类聚方》多达2600卷,《四海类聚单方》300卷,足见方剂发展之迅速。

    唐代孙思邈著《千金要方》,载方5300首。王焘的《外台秘要》载方6000多首。宋代出现了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太平圣惠方》,载方16834首,《圣济总录》载方2万余首,《和剂局方》载方297首,是官方和剂局制售中药成药的处方和制剂规范,也是第一部由朝廷颁发的成药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