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郑板桥见窗外疾风的竹子仍然枝节坚韧、不屈不挠，不觉触动了创作灵感，遂取过纸墨笔砚，画下了一幅清雅坚劲的《风竹图》。画毕，挂在庭中，自赏自叹，久久玩味，喜爱不已。从此，他天天画竹，过了些日子，板桥渐渐觉得胸膈宽松，胁肋隐痛慢慢消失，吃饭也有了胃口，气色竟转为红润而有光泽。
恰巧好友张衡来访，见板桥竟全无病态，诧异地问：“君用何回春之灵丹妙药？”郑道：“惟画竹耳，也不知何故！”张略懂医道，沉思片刻，顿悟道；“肝藏血，主疏泄，汝怀才不遇，忧国忧民，日久而忧郁伤肝，肝不疏泄则肝气郁结，方有胸闷、叹息和肝脾不和的症状……然汝时常画竹，一来精神有所寄托和转移，感情上得以宣泄；二来观竹画竹时常感受竹子疏畅的神姿，心情不觉地随之开朗了；三来运气作画也使肝气慢慢疏泄。这便是汝画竹解肝郁的道理之所在。”
板桥闻言，深感有理。于是，与竹结下了不解之缘。
你知道“蒙汗药”的由来吗？
蒙汗药起源于古代的麻醉剂，本是进行外科手术用的。《列子》的《汤问篇》中记述了春秋时代的名医扁鹊为公扈和齐婴治病的事：“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
另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华佗发明了麻沸散，“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华佗又从酒喝多了能使人醉得不省人事中得到启发，将“麻沸散”和酒在外科手术前让病人一起吞服，结果麻醉效果更好。
全身麻醉的应用使外科手术在治疗疾病中得到广泛开展。
可见最初用曼陀罗花制成的麻醉药剂在为人治病方面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只是何人何时把蒙汗药这种麻醉剂用于旁门左道就不得而知了。
古时的“铃医”是什么样子的？
铃医亦称“走乡医”、“串医”或“走乡药郎”，古代已有，宋元时盛行，铃医以摇铃来招徕病家，故而得名。铃医奔走乡间，栖宿寺庙，医治民众疴疾。他们始终恪守着“扬仁义之德，怀济世之志”之教诲，妙术施治，求取薄利，屡化沉疴恶疾，深受群众信赖。《夷坚丙志·韩太尉》：“迁御医王继先诊之，臼：‘疾不可为也，时气息已绝。’适草泽医过门，针其四体至再三，鼻息拂拂，微能呻吟。”
实际上，作为我国医学史上重要一页的铃医医术在古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的扁鹊、华佗等名医都是铃医。至于铃医的药方，在我国宋代名医赵学敏所编撰的《串雅内编》里多有记载。
为什么铃医行医时手里要拿串铃呢？
在古时候，一些中医到处采集并实验各种药物的功效，他们通常会手拿一个铃铛，铃铛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铜环，人们称之为“虎撑”或“虎衔”。
其实这个铃铛是他们的护身符。传说药王孙思邈在去山中采药的路上突然被一只老虎拦住了。这只老虎并没有向他扑过来，痛苦的表情似乎在向他求助。药王缓缓地接近它，看见一块硕大的动物骨头深探地扎入了这头老虎的咽喉。药王想帮它去除这块骨头，但老虎要是因为疼痛而突然闭嘴的话，他的胳膊一定会被咬断，正在这时他想起扁担上的一个铜环。他取下铜环，用它将老虎的大口撑开，然后把手从铜环中央穿过伸入那血盆大口中，迅速地拔出骨头并麻利地在伤口上抹上药膏。当药王取走了虎口中的铜环后，老虎不住地点头，似乎是在答谢这位仁慈的医生。
从那以后，铜环被改造成一个手摇铃，成为采药的标志，所有的医生出门采药时都会带上它，用于显示他们都是药王的弟子。
为何药店起名多用“堂”字？
药店称为“某某堂”其实和东汉名医张仲景有关。张仲景，东汉南阳人，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为人治病的故事，非常感动，就拜同乡名医张伯祖为师。由于他勤奋好学，很快超过了他的老师。汉献帝建安中期，张仲景在长沙当太守。当地瘟疫流行，死人很多，为了拯救黎民百姓，张仲景在公务繁忙的情况下，仍孜孜不倦地钻研祖国医学，为民治病。
尤其可贵的是，他公然打破官府的清规戒律，坐在办公的大堂上行医，为病人诊脉开方，办公行医两不误。他还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坐堂医生”四个字，以表示自己藐视功名、为民治病的决心。
因此，后人写诗赞颂他“官随民愿守长沙，心函胞以万千家”。人们十分崇敬“医圣”张仲景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便把药店叫“堂”。
“种痘免疫法”是谁发明的呢？
中国人在公元10世纪发明了种痘免疫法。这种方法最早是由四川峨嵋山隐居在山洞的炼丹家发明的一种天花痘苗接种术。这项医疗技术的发明，就不得不讲讲下面这件事情。
北宋丞相王旦的长子死于天花，为了防止其他人也传染上这种病，王旦特从全国各地请来了医生、巫医和术士，试图发现某种治疗方法。从峨嵋山来了一位道姑，将一种毒性减弱了的人痘痘苗，通过鼻腔黏膜为健康人“接种”，从而使人获得了对天花的免疫能力。之后，北宋政府就在整个京城开封推广这种医疗方法。
17世纪，这种医疗方法传到了土耳其。1718年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大使马丽·沃特莱·蒙塔古让金接受了“轻型天花的预防接种”。到1700年，作为预防天花的措施，轻型天花接种开始广泛在欧洲采用，由中国传去的这种接种方法后来发展成为接种牛痘的免疫学。
病历是何时出现的？
病历是医生诊断和治疗疾病的重要依据。汉初著名的内科医生淳于意，是我国最早发明和使用病历的医生。
淳于意籍贯山东临淄，曾任齐太仓令，所以又称仓公。淳于意勤奋好学，热心钻研医术，从名师公孙光学得“妙方”、“方案”，并从公乘阳庆学得黄帝、扁鹊的脉书和五色诊断方法，医术日渐精深。
在长期的行医过程中，淳于意深深感到：病人对于自己的病症的叙述，如果没有记录而光靠医生记忆是不行的，由于医生记忆不准，常常会给治疗带来困难。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
淳于意经过认真思考，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在就医中，淳于意把病人的姓名、地址、病症、药方、诊疗日期等一一详细记录下来，同时，把治愈的和死亡的淳于意像病例也做了详细记录。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淳于意感到，这样做对于诊断和治疗都有好处。他把这种记录称为“诊籍”。后来，不少医生争相仿效淳于意的这种做法，由于“诊籍”是专门记录病人病史的，所以慢慢地就将其称为“病历”了。
是谁发明的“营养缺乏症治疗法”？
中国东汉时期的名医张仲景，于公元200年发明了营养缺乏症治疗法。张仲景在其著作《金匮要略》中对营养缺乏症做了生动的记述，并提出了饮食疗法，病人食用他推荐的含有丰富维生素的食物后证实对治疗营养缺乏症确实有效。
后来营养学家勿思慧在其著作《饮膳正要》中详细地用开处方的方法说明了治疗因缺少维生素B而患脚气病的方法。他提出治“湿脚气”的方法之一是“以马齿苋洗净取汁和粳米煮汤，空腹服之”，同时还开出了治“干脚气”的处方。
而西方的医务人员直到19世纪末才认识到脚气等营养缺乏症。由此可知，中国人发明的营养缺乏症治疗法比西方领先了一千七百年左右。
我国古代第一位儿科专家是谁呢？
钱乙，字仲阳。祖籍浙江钱塘，后祖父北迁，遂为东平郓州人。约生于宋明道元年（1032年），卒于政和三年（1113年）。钱乙是我国医学史上的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
钱乙的一生，在治学上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专一为业，垂四十年”。业医者知道，古代医家称小儿科为哑科，认为治小儿病最难。因为小儿脉微难见，诊察时又多惊啼，靠脉诊难以辨证，这是一；小儿骨气未成，形声未正，悲啼喜笑，变态无常，靠望诊了解病情也有困难，这是二；小儿不能言语，言语亦未足取信，凭问诊了解病情更难，这是三；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用药稍有不当，就足使病情复杂化，这是四。因此，钱乙在行医过程中，也深感到小儿病难治。他说：“脉难以消息求，证不可言语取者，襁褓之婴，孩提之童，尤甚焉。”为了攻克这道难关，他花了将近四十年时间。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功成业就，为我国儿科医学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由此也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你知道针灸的历史吗？
针灸学起源于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说针灸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相传伏羲发明了针灸，他“尝百药而制九针”（东汉医学家皇甫谧记载于《帝王世纪》）。而据古代文献《山海经》和《内经》，有用“石”刺破痈肿的记载，以及《孟子》“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说法，再根据近年在我国各地所挖出的历史文物来考证，“针灸疗法”的起源就在石器时代。
当时人们发生某些病痛或不适的时候，不自觉地用手按摩、捶拍，以致用尖锐的石器按压疼痛不适的部位，而使原有的症状减轻或消失，最早《黄帝内经》内文的针具砭石也随之而生，随着古人智慧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针具逐渐发展成青铜针、铁针、金针、银针，直到现在用的不锈钢针。相传，华夏文明的始祖伏羲是中医针灸的发明人。伏羲氏不仅画八卦，结绳为网，教民田猎，而且“尝百药而制九针”（东汉皇甫谧记载于《帝王世纪》）、“尝草制砭”（南宋罗泌记载于《路史》）。砭就是砭石，即华夏民族最早的针灸。
针灸治疗方法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学术思想也随着临床医学经验的积累渐渐完善。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论述了十一条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和灸法治疗等，已形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
《黄帝内经》是现存的中医文献中最早而且完整的中医经典著作，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即有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十二经筋、十二经别以及与经脉系统相关的标本、根结、气街、四海等，并对腧穴、针灸方法、针刺适应症和禁忌症等也做了详细的论述，尤其是《灵枢经》所记载的针灸理论更为丰富而系统，所以《灵枢》是针灸学术的第一次总结，故《灵枢》称为《针经》。继《内经》之后，战国时代的神医扁鹊所著《难经》对针灸学说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晋代医学家皇甫谧潜心钻研《内经》等著作，撰写成《针灸甲乙经》，书中全面论述了脏腑经络学说，发展并确定了349个穴位，并对其位置、主治、操作进行了论述，同时介绍了针灸方法及常见病的治疗，是针灸学术的第二次总结。
唐宋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针灸学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绘制了彩色的“明堂三人图”，并提出阿是穴的取法及应用。到了宋代，著名针灸学家王惟一编撰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考证了354个腧穴，并将全书刻于石碑上供学习者参抄拓印，他还铸造了2具铜人模型，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作为针灸教学的直观教具和考核针灸医生之用，促进了针灸学术的发展。
元代滑伯仁所著的《十四经发挥》，首次将十二经脉与任、督二脉合称为十四经脉，对后人研究经脉很有裨益。
明代是针灸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名医辈出，针灸理论研究逐渐深化，也出现了大量的针灸专著，如《针灸大全》、《针灸聚英》、《针灸四书》，特别是杨继洲所著的《针灸大成》，汇集了明以前的针灸著作，总结了临床经验，内容丰富，是后世学习针灸的重要参考书，是针灸学术的第三次总结。
清初至民国时期，针灸医学由兴盛逐渐走向衰退。公元1742年吴谦等撰《医宗金鉴》，其《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不仅继承了历代前贤针灸要旨，并且加以发扬光大，通篇歌图并茂，自乾隆十四年以后（公元1749年）定为清太医院医学生必修内容。
清代后期，道光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的荒谬理由，悍然下令禁止太医院用针灸治病。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加之当时的统治者极力歧视和消灭中医，针灸更加受到了摧残。
尽管如此，由于针灸治病深得人心，故在民间仍广为流传。针灸名医李学川在公元1822年撰《针灸逢源》，强调辨证取穴、针药并重，并完整地列出了361个经穴，其仍为今之针灸学教材所取用。
民国时期政府曾下令废止中医，许多针灸医生为保存和发展针灸学术这一祖国医学文化的瑰宝，成立了针灸学社，编印针灸书刊，开展针灸函授教育等，近代著名针灸学家承淡安先生为振兴针灸学术做出了毕生贡献。
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明确提倡西医学习和应用针灸治病，在延安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开设针灸门诊，开创了针灸正式进入综合性医院的先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分重视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制定了中医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中医事业，使针灸医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提高。
50年代初期，率先成立了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即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的前身。随之，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针灸的研究、医疗、教学机构，从此以后《针灸学》列入了中医院校学生的必修课，绝大多数中医院校开设了针灸专业，针灸人才辈出。四十多年来在继承的基础上翻印、点校、注释了一大批古代针灸书籍，结合现代医家的临床经验和科研成就，出版了大量的针灸学术专著和论文，还成立了中国针灸学会，学术交流十分活跃，并在针刺镇痛的基础上创立了“针刺麻醉”。
针灸的研究工作也不单只在文献的整理，还对其治病的临床疗效进行了系统观察，并对经络理论、针刺镇痛的机制、穴位特异性、刺法灸法的高速功能等，结合现代生理学、解剖学、组织学、生化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以及声、光、电、磁等边缘学科中的新技术进行了实验研究。临床实践证实了针灸对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等科多种病症的治疗均有较好的效果。
针灸是一门古老而神奇的科学。早在公元6世纪，中国的针灸学术便开始传播到国外。目前，在亚洲、西欧、东欧、拉美等已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应用针灸术为本国人民治病，不少国家还先后成立了针灸学术团体、针灸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著名的巴黎大学医学院就开设有针灸课。据报道，针灸治疗有效的病种达307种，其中效果显著的就有100多种。1980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43种推荐针灸治疗的适应病症。1987年，世界针灸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针灸作为世界通行医学的地位在世界医林中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