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中而论，北京的颐和园，广州的植物园，西安的雁塔，杭州的西湖……都是举世闻名的胜地。甚至处于世界屋脊的西藏拉萨，也有风景优美的罗布林卡。可见，愈是名都大会，愈是有堪做自身徽记标志的名园胜景，公园昭示着城市的历史和文明，是城市的一部分。
作为古都，成都自然也不例外，不说周邻的都江堰二王庙，新都桂湖宝光寺之类，仅市区就有不下十余处大公园。最有名的当数武侯祠、草堂寺和薛涛井所在之望江楼公园。此外如文殊院、昭觉寺、青羊宫等等，以寺庙道观宗教文化辅以园林清幽，是观光客的必到之处，亦是本地百姓游玩休憩佳处。以上景点多有千百年历史，特色卓具，风骚独领，在全国都很有名气。年代稍近兴建的则有人民公园、南郊公园、文化公园、动物园、植物园、游乐园等等，虽属大众化园林，但细细考去，也多有些来由，有些讲究，折射出或历史或民俗的辉光。
一般或以为，有一片空地，有一些林木花草，山石池塘，或者加一些玩乐器具，可供人们走走玩玩，就是公园了。现今有些城市也的确是按此标准建造公园的。这当然也叫公园，而且确也能起到公园的一般作用。然而总让人觉得缺点什么，千篇一律不说，主要的恐怕在于这样的公园少了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韵味。
成都人不同了，无论建公园还是逛公园，都恰恰十分看重这一点。成都的公园可称得上是无一处无来由，无一处无胜迹，个个园林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蕴涵。这，也可说是成都公园的突出特点。由此可看出成都人，尤其是知识型市民心中深潜的文化历史情结。
在这方面，武侯祠的资格最老，倒不一定是指它建成的年代有多久远，关键在于它标示的那段蜀汉历史，留给后人的印象最为辉煌灿烂。用成都人直白的话说，千年华夏史，令成都人真正自豪的，唯有天下三分那么一段。虽然短暂，虽然是三足之一足，亦足够令后世景仰了。
蜀人自然以此为荣，以之为魂魄。“诸葛大名垂宇庙，宗臣遗像肃清高”，武侯祠中这副楹联便道出了世代蜀人之心声。
说来也怪，武侯祠原本并非敬奉武乡侯诸葛亮而是纪念蜀汉皇帝刘玄德的。祠侧有一土封，传为刘备的衣冠冢，至今圆丘浑然，草木森然，凝苍翠之色，肃穆之气，然而观者只是顺带看看，已成陪衬之物。成都人去此，主要还是冲着诸葛武侯。由此亦可看出成都人意识性格中的一个特点，既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凭尊卑定敬仰。在他们心目中，往往失败的英雄更是英雄，位卑的人杰更是人杰。诸葛亮是以其大智大慧和忠诚坚毅而令蜀人折服倾倒，凭借人品和才具的完美结合使其成为深得人心的偶像。崇尚忠义和智慧，这可说是成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由此也使成都人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义气，讲求机智。
如果说武侯祠体现了成都人对本土历史荣光的看重，对忠义智慧的崇尚，那么与之相距不远的草堂寺，则集中显示了成都人对优秀文化的看重和景仰。况且成都历来是出文人雅士之地。
远且不论，只说近代中国文坛数得上的巨匠：巴金、郭沫若、李劼人、沙汀、艾芜等等前辈大师，以至今日号称“蜀中大将”的流沙河及一批年轻的文坛怪才实力作家，哪一个不曾在草堂留下足迹，哪一个不曾饱吸那清幽园林中的寒梅清芳？草堂寺之于成都人，特别是成都文人，关系大且深矣！
武侯祠肃穆森然而略显宗教气息，草堂寺则不同了，滨流沿溪，地处郊野，衣带楠木林，襟蕴花草香，无森严之崇阁，有素雅之散厅，更具园林特色，更呈自然风光，也因此更合散淡的成都人的习性心意。更兼那满园梅树，掩映着诗圣遗像，千秋佳句，漫步其间，或是品茗林下，这清宁悠然之中，心旷神怡之际，或许你会神思悠悠，产生一种沉迷：文化与自然，诗词与花木，是不是原本就是交融一体？
唯其如此，一般稍具文化修养的成都人，都把这草堂寺看作成都文化的象征之地，更是成都文人的必游之处，会聚佳所。平时不说了，凡有客自远方来，必邀之赴草堂。每年旧历正月初七，是乃习谓之人日，几乎所有成都文人以及众多市民皆要游草堂，成了成都人每年一度的盛典。人日游草堂，全因为杜公祠前一副对联。那是清人何绍基所撰书，字体清秀，气韵峭峻。何氏时为四川学政史，对杜公向来崇敬，节假闲时常来此瞻仰参拜。偏那一年公务在外，春节未能赶回成都。到回来时，已是初七，即前往，抚今追昔，感念万端，遂提笔作联道：
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不想直白道来，却情真意也切，甚得世人之共鸣，遂而由个人之心声演化为万众之盛举。
凡事都要有由头，行事每当寻契机。可以说，何氏此联，正好为成都人表达对诗圣的景仰，对文化的推崇，提供了一个绝佳由头，美好契机，表达了万众的共同心声情义。故而今世到草堂之人，每每都要在此联下拍照留念。我年轻时逢“文革”，因文罹祸，身陷囹圄，出狱后也立即赶往草堂，选此“草堂人日我归来”一联为背景，拍下了获自由后的第一张照片。
成都人，成都文人，对杜甫草堂确是有极深沉的感情的。在成都人心目中，这绝不只是一座供人玩乐休憩的园林，更是能给人以人格参照和文化滋养的圣地。
遥想杜公当年，一生忧国忧民，命运坎坷，以致终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恐怕只是在亡命蜀地，流寓成都，筑室草堂期间，才稍稍得到一些安宁和快慰。蜀地相对富饶宁静的生活，淳朴的民风，四时长绿一片明丽的田园风光，不仅大大改换了他忧伤的心境，也使他的诗风于惯常的沉郁之外，平添了许多清新明丽。“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动古今”……不少名篇佳句都是出自这个时期。诗圣心底，自然感念蜀人蜀地。
而后世之成都人，亦自然以之为荣为慰。
有此情愫，成都人对杜甫的崇敬，对杜诗的厚爱，以至于世世代代对草堂的向往，就不难揣想了。也正因如此，“文革”中期还发生过一段小插曲，也可以说是一场风波。当时有一位大名人，着书《李白与杜甫》，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力扬李贬杜，说杜甫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在成都过着豪奢生活，仇视贫下中农云云。成都人终是气愤不过，来了个通不认，公开怒骂他是放狗屁，为了献媚求荣，竟不惜出卖良心。一怒之下，成都市民竟拥至草堂，要将那名人过去所撰颂杜匾联摘了砸了烧了，出口恶气。当时情势下，事虽未成，但成都人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一面，却是围绕着杜甫草堂，表现得十分鲜明强烈，痛快淋漓。
此种事情，围绕着武侯祠也发生过，且更早。当时全国一片“破四旧”风潮，凡菩萨神像皆被掀翻砸毁，连着名的乐山乌尤寺五百阿罗汉堂也未能幸免于难。成都的武侯祠亦有很多泥塑，除诸葛亮刘关张之外，还有相对两条文臣武将长廊。说来都属封建帝王将相之列，该当“砸烂狗头”，然而成都人却想方设法把它们保存了下来。偶有红卫兵前去动手，也立即被众多市民劝阻、轰开。还有有心者，连忙偷着为塑像一一拍照，怕万一被毁，日后好依样重塑。蜀风重忠义，蜀人不畏险，此亦可见一斑。
发掘这些陈事，确实可以加深对成都人的认识。有句评古人的话道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借之于成都人，可叫做成都人平时散垮垮，每遇大事显英雄。谁说成都人只有懒散悠闲的一面，只知吃喝玩乐过过小日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