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产品的价格确实往往高于其物质成本，但其中较大的差额空间并非是富人白送的，而是由企业通过设计及宣传所形成的所谓品牌价值和文化价值来充填的。这种无形价值的形成不但需要对于精致消费文化的深刻理解，而且更需要成功的市场运作模式。不具这方面的条件而来高端市场碰运气的企业，往往只能跟在先行者的后面作简单的模仿，有其形而无其神，甚至形神皆无。
若市场好时也许尚能卖个“赝品”价，一旦洗牌就只有被淘汰出局的分了。因此，在市场定位上也贵有自知之明，选择目标客户也应讲究门当户对。
2.思维定势
一般而言，新产品与富人阶层的渊源最深。一方面新产品最初就是针对富人对现状的不满足而设计开发的，另一方面新产品的首批用户往往也是富人，因为产品此时的成本最高，一般人也买不起。
由于这种特殊的因果关系，生产者往往容易将现有的业务模式凝固化和唯一化。这并非指会拒绝所有的改进，而是说基本原理和基本流程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原有的或传统的业务模式，往往是当初的发明者从熟悉的工艺原理出发，再根据富人的要求及其对于价格的接受能力而综合制定的。虽然其中不乏共性的东西，但毕竟还有很多的考虑是从当时首批客户的个性特征出发的。
若将其唯一化，一旦视线转向穷人市场，就自然会得出“根本做不了的”结论。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像“穷人无担保不得贷款”之类的金科玉律在尤纳斯的新型业务模式中已遭否决；汽车制造必需的四大工艺（指冲压、焊接、喷涂、总装）在塔塔的生产线中也正被逐步否决；医药研发的“嫌贫爱富”在很多人眼里认为是市场的自然选择、是没办法的，但是黑尔的模式却照样可以造福于穷人……由此可见，思维定势是拒绝穷人市场的重要成因。
3.非市场因素作祟
人们常常将不公平现象视作市场机制下的必然产物，然而却忽略了很多非市场因素在从中作祟的事实。
据《文汇报》2005年6月24日的报道，很多廉价经典药的难以生存竟与物价政策有关。治疗静脉曲张动一次手术至少上万元，而使用鱼肝油酸钠注射液进行治疗只要20元不到；一盒“百忧解”要288元，而具同等效用的“丙咪嗪”每盒仅为10元不到；像小苏打、多酶片等常用廉价药也正在被高价新药所取代。廉价经典药之所以会被淘汰出局，原因是价格太低，导致药厂药店均无兴趣。
而新药可以高价的待遇更导致了高价药的天下。针对这种情况，全国政协委员、医学专家刘豫阳已领衔以民革上海市委的名义提出了一份“关于设法恢复生产和使用廉价经典药”的提案，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允许部分低价药物保持价格不降或小幅上调，让药厂和药店都有赚头。
又据《经济日报》2005年5月20日报道，中国明明已能生产CT和核磁共振等数字化医疗设备，而且据专家介绍性能也多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完全可以满足日常诊断医疗的需要，价格也远比进口设备要低。可是不少医院就是宁用洋货，不用国货。其结果便是国货的市场份额仅20%不到，其余市场份额均被洋货所鲸吞，而病人则因医检费用太高而怨声载道。对此怪异现象，不少读者恐怕不待看完早已心知肚明：十有八九与腐败有关。现在，关于某位手握进口设备签字权的院长不但个人得到了实惠，子女也已顺利留学之类的传闻，已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但如果听说这种行为竟能令80%的市场拱手让人，想必仍会让多数人吃惊的。
由上可见，市场上的嫌贫爱富现象并非都是市场机制的自然产物，有时的情况恰恰相反：市场上明明已有了低价的产品，而非市场因素却偏偏不让它们登场。
四、对策性思考
修正嫌贫爱富的倾向，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显然是不言而喻的。根据以上对于正反两面原因的分析可以推论，若任由市场的自发因素来修正这种偏向，效果不但迟缓，而且有限。因此，这里将着重讨论如何发挥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
1.放大被淹没的信号
由于嫌贫爱富倾向的普遍存在，各阶层在市场上的需求信号，其强弱程度往往并不与其支出的金额相对应，从而需求的满足程度也不与支出的金额相对应。低收入阶层支出少而分散的特点往往使得企业在市场调查中会对其忽略不计，至于如何针对其需要而改革业务模式就更谈不上了。虽然在现有市场完全饱和之后，一些企业可能会转向这一阶层，比如伦敦的Freeplay公司就专门为非洲的缺电地区开发出了发条收音机，即可通过转动手柄来充电的收音机。但是这一过程过于漫长，在其到来之前，广大的低收入阶层单凭其收入是难以唤起企业对他们特殊需要的重视、研发和供应的。
政府以其所在的位置，应更关心各阶层的利益平衡问题，也更有能力来做好这件事。除了逢年过节的访贫问苦以及实施就业援助等等，政府尚可以各种形式来引起新闻界、学术界、企业界对于穷人市场的关注和研究，以此来放大低收入阶层在市场上的微弱信号，从而为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2.及时总结和宣传成功经验
当社会上出现了尤纳斯、黑尔之类的人物和经验时，政府应及时地予以支持和宣传，而且应更突出其经验的双赢性质。无私奉献的典型要宣传，双赢的典型更要宣传，因为后者在市场经济中才更容易持久、普及和生效。
3.消除消极的非市场因素
类似不合理的药价管制及医院采购上的以权谋私等问题原非市场本身的产物。消除这些消极因素不但有利于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而且也正是政府本身的职责所在。但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政府更应从关注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待和履行这些职责。同样的问题对于其他阶层也许是虽有伤害，但尚能承受，但对于贫穷阶层来说则可能成为难以承受之重。
（第二节）技术进步中的“贪大求洋”
面对转折过程中的市场难做，不少企业纷纷引进先进技术，但其中不乏贪大求洋和简单照搬的倾向。这种引进模式不但耗资巨大，而且也丢掉了我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在各地比业绩、盲目攀比的情况下，由引进而形成的短期优势，很快又会在各地的重复引进中化为平常，从而并未形成有效的战略转折。虽然就企业行为而言，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不少的企业还比较年轻。但如果认为这种倾向是必然的，或者说也属于发展中必不可免的代价，那我们就不能苟同了。本节将通过一些企业的成功探索来说明这个道理。
一、“土洋结合”的新尝试
在新型产品，乃至高科技产品的生产上，能否继续沿用劳动力密集型模式？下面两个案例给人以颇多的启示。
案例1：比亚迪的人—机搭配
做充电电池的比亚迪公司成立于1995年，至2001年时，所生产的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和锂电池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已分别达到了第二、第三和第四的位置。并于该年在香港成功上市，以11倍的市盈率、约2亿美元创下了内地民营企业香港IPO融资额度的新纪录。
比亚迪的超高速成长，与其低成本和高度灵活的生产模式是分不开的。在最初生产镍镉电池时，比亚迪就发明和采取了分解流水线、尽量以人工来代替机器的模式。具体的做法是：除了一些关键设备自己动手建造以外，生产线上的其余环节则尽量细分成一个个由人工可以完成的工序、以最大限度地用人工来代替机器。这种模式在比亚迪的日后发展中又不断地发扬光大。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是最初的投资少。一条日产三四千个镍镉电池的生产线，若从日本进口需要几千万元，而按比亚迪的模式只需一百多万元。第二是产品成本低。一条日产10万只锂电池的生产线，日本是由1亿美元的设备和200个工人来组合的，而比亚迪则是用5000万人民币的设备和2000名工人来组合的。从每块电池所分摊到的设备折旧费和人工费用来看，比亚迪是1元多，而日本人则要五六元。比亚迪的成本优势一目了然。
第三是转换能力强。日本人的每一条生产线只能生产一种规格的电池，若要生产另一种电池只能重新投资建新的生产线。而比亚迪的人—机模式中，只要稍微改变几个工序，并对员工稍加培训即可改产其他品种。这使得比亚迪在接受不同用户的不同订单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并因此而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产品型号。
对此，前来参观的日本同行只有摇头兴叹的分了。
别以为这种人—机搭配模式只是穷困之时的权宜之计。按比亚迪总裁王传福的话来说，对于设备和投入的要求越高的产品，比亚迪模式的优越性就越明显。以锂电池为例，日本企业用的是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和全干燥环境的生产工艺。而比亚迪则探索出在半干燥环境生产的工艺。把日本人的整条生产线分解成辅助、制片、卷绕、激光焊、注液、检测分容和包装7个车间，每个车间又分解出若干个简单、易操作的工序由人工来完成。正是这种模式才产生了比亚迪的成本优势。
案例2：永康的破解之功
当王传福正以日臻成熟的比亚迪模式而在国际市场上一路高歌时，浙江永康的能工巧匠们则在自己的家门口也无师自通地琢磨出了类似的人—机模式。以美特公司的真空保温杯生产线为例，若要从韩国进口的话每套需要3000万元，而美特自己做却只要100万左右的设备投资就可以了。是滥竽充数吗？显然不是。因为美特产品的主要客户是国际级的流通企业，并经后者采购而进入德国超市的，质量如果不行是不可能获此机会的。美特及永康类似企业的奥秘其实在于其高超的破解能力。他们往往会先派技工以购买设备的名义，出外对设备进行仔细入微的考察，然后回家便可琢磨出设备的构造、主要环节和工作机理。最后则将整个流程逐一分解，能用人工的地方尽量用人工来代替。这样本来只有十几个工序的生产线现在则被破解成几十个工序，所用的工人则达到几百个。设备的投资大大减少，劳力价格的优势则充分发挥。
永康人的破解之功还表现在专有技术的替代上。比如，对于日本的真空保温杯企业通常采用的“水胀技术”，美特并没有掌握。但永康人的一个特点是“从不花钱买外国的技术”，而是通过不断地研究和琢磨来破译它。美特就是以独创的“牛筋肿胀技术”来取代日本的“水胀技术”的。
二、“土洋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1.新兴产业与劳动力优势并非无缘
根据以上两个案例，新产业并非只能采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工艺，只要弄懂了自动生产线的原理并加以科学地分解，就仍有可能充分利用和发挥我国强大的劳动力优势。经过改造，原有生产线的物质构造被改变了，但先进的原理及效果却保留下来了。
人们不由得会恍然大悟：原来外来技术的“神”与“形”是可以部分地分离的，而引进其科技原理实际上比引进其物质形式更重要！
确实如此，国外的生产线其实反映了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先进的技术原理，二是根据国外劳动成本高的特点而采用的“重物轻人”的实物形式。王传福和美特们在部分地以人工取代机器之时，并没有全盘地否定国外的生产线，而是在弄懂和保留了其所体现的技术原理的基础上，又根据我国劳动力便宜的特点而改造了原有的实物形式。因此，“先进”被吸取和保留了，而“昂贵”则被拒绝和改造了。
由此可以联想到前面所介绍的塔塔汽车。塔塔所制造的仍然是汽车而非脚踏车或其他什么代步工具，汽车的基本精神或原理并没有什么改变，取而代之的只是更适合穷人购买力的生产工艺而已。
塔塔与比亚迪、美特们真可谓是异曲同工。
这种既引进了先进技术，又保留了劳动力优势的产业进步模式可谓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家的一种再创造，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对于本国资源禀赋的充分利用。它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为人类寻求更合适、更环保的技术提供了新的启示和选择。也许它们仍算不上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它们冲击了先入为主的技术思维模式，由此而迸发出的思想火花却可能会催生更佳方案的现身。
2.技术引进不排斥就业吸纳
从社会效果的角度看，国外新技术与劳动密集型工艺的成功嫁接必然会带来就业方面的福音。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来说，产业进步是必不可免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进步来说，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如果引进就是照单全收，那么在发达国家可收劳动成本节约之效的自动生产线，在失业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就会起到进一步排斥劳动力、令就业形势雪上加霜的作用。与更严重的失业、不平等及社会动荡不安相比，人们自然会怀疑：这种进步值得追求吗？
当美特们成功地将先进技术移植于劳动密集型工艺的土壤之上后，两者的对立和冲突大大降低了，互补与和谐增加了。在原有的产品范围内，新技术对于劳动的排斥大为减轻；而在全新的产业中，新技术则可增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比亚迪的生产线为例：将设备费用从1亿美元降为5000万人民币，而所用人工则从200人增为2000人，单位产品成本则缩为1\/6。这样的技术进步更多地体现的是多赢，反对者即使有，也自然会大大减少，何乐而不为呢？
三、为什么是民营企业
比亚迪与美特均为民营企业，这有什么必然性吗？似乎是有一些。
1.产权明确，投资硬约束
民营企业用的是自己的钱，经营上自负盈亏。盈了没人来贪，亏了无人来救；省了没人会拿走，超支了没人给增资。因此，投资决策上必谨慎小心，三思而后行。此外，用自己的钱也就不会存在因吃回扣而出高价的事情了。
2.不唯书、不唯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