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我一直故意只谈及在雇主方面需要什么才能使竞争有效。这不是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方面才是极其重要的，而是我相信，从政治上说该问题的另一方面——劳工方面——无机会有所作为，除非雇主本身相信竞争，并表现出他们愿意进行改革。但是，我们也不能自欺欺人，因为在许多方面，我们任务的最关键、最困难、最微妙部分，涉及制订一项合适的劳工或工会政策计划。我相信，自由主义观点的发展在这方面是最前后矛盾或最不幸的，即使是今天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这方面也是最不确定、最模糊不清的，在历史上，自由主义起先一直顽固地坚持反对工会本身，结果到本世纪初，这种立场彻底崩溃，转而又允许工会在许多方面不受普通法律的约束，甚至实际上使暴力、威胁和恐吓合法化。所以，如果希望恢复自由经济，如何适当地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限定工会的权力，是我们必须加以注意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有好几次想请你们参阅已故亨利·西蒙斯的论著，我现在特别请你们注意他的《对工团主义的反思》这篇文章，该文章以少有的勇气和洞察力阐述了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由于近来许多政府承担起所谓的“充分就业”责任以及由于这一政策的性质而变得更为严重了。我不明白，在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怎么能再把它们与更为普通的货币政策问题割裂开来，虽然我一直主张尽可能地把它们分割开来。下面一组主要问题也是这样。我现在只能简短地谈一下这些关于国际贸易、关税及外汇管制的问题。虽然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的长远观点是不应该有疑问的，但它们确实引起了眼前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也许最好把它们作为当务之急的问题来处理，而不是长远的原则：而对我刚才提及的另一个问题——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间的关系，我觉得不应用相同的方法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