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简单考察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管理者”（无论是企业的还是行业的）和S·E·C的关系中的几个问题。我们已经知道，管理者的任务就是按边际成本尽可能低并等于价格的方法组织生产。他怎样做到这一点呢？他成功的事实如何证明呢？他必须视价格为既定的，这就使他成为一个最近人们所谓的纯粹“数量调节器”，也就是说，他的决策范围仅限于生产要素的数量多少和他使用的要素的组合。但是，因为他无法刺激其供应比在规定价格下他们愿供应的要多的东西（或刺激其购买者购买更多的产品），所以他常常简直无法贯彻他的命令。或者至少可以说，如果他不能以规定的价格获得更多的所需材料，则扩大生产以使其成本等于价格的唯一途径，举例而言，就是使用质量较差的替代物或使用其他不经济的方法。当他无法按规定的价格售出产品，而且在价格没有行政命令降低之前，他就只好停产，而这在真正竞争条件下完全可以通过降价的办法来解决。
另一个由行政命令决定的定期价格变化所引起的难题，是对未来价格运动的预测问题。兰格的解决方法果断但有点过于大胆。他指出，“为了核算方便，价格必须被当作常数，就象在竞争市场上企业家们对待价格那样”。这是不是意味着即使管理者确实知道某商品价格必须升或降，他也一定得象不知道一样？这显然是不行的，但如果他们都能自由地根据预测事先采取行动，来迎合预期的价格运动，那么是否允许他们利用行政上实施有效价格调整的延误？对于由于价格调整的时机不当或方向不当而引起的损失，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无法解答的。两位作者在谈及“边际成本”时都好象认为它们与管理者所能进行计划的时期无关。很明显，在很多情况下实标成本取决于适时购买，取决于许许多多因素。任何时期的成本都决不能说成是单单取决于该时期的价格。他们既取决于这些价格是否准确地被预测到，也取决于对未来价格变动的看法。即使从短期看，成本也取决于现行的政策对未来生产率的影响，超强度使用机器并不顾机器的保养这样是否经济，是根据需要的特定变化作重大调整还是尽量与现存组织搞好关系，等等，事实上，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关于怎样生产的决策现在都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对未来的看法。然而，尽管管理者显然应该对这些问题持有某些看法，但他很难能负起准确地预测未来变化的责任——只要这些变化完主取决于中央权威机构的决策的话。
不过，个别管理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计划机构的行动，而且还必须使该机构确信他已经把事情办得再好不过了。或许在事前或者更可能在事后，他的所有计算都必须由该权威机构审查批准。这将不是一次敷衍塞责的、目的在于检查成本是否真正地与他的呈报相符的查帐，这种审查必须要确定这些成本是否是可能的最低成本。这意味着，这种管制不仅必须考虑他实际上所做的，而且必须考虑他可能做到的和应该做到的。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的是，他应该永远能够证明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他实际上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而不是他应该证明自己最终是正确的，如果这不会导致最严重的官僚主义的话，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会导致这种现象。
这把我们引到经理责任这个一般问题上来了。迪金森看得很清楚，“责任实际上就是指财务责任”，并且除非管理者“对盈亏承担责任，否则他将会进行各种成功可能住极小的危险的试验”。由于管理者自己没有私有财产，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迪金森希望通过一种奖金制度来解决，这也许确实足以防止管理者去冒太大的风险。但是真正的问题难道不正是与之相反吗？如果管理者在冒险失败时，由其他人事后评定他们从事冒险是否正确，则管理者会害怕冒险。象迪金森自己指出的那样，原则是：“尽管盈利不一定是成功的标志，但亏损却是失败的标志。”还有必要更多地谈及这一体制对所有涉及风险的活动的影响吗？很难设想，在这些情况下，任何要承担风险的必要的投机活动，能怎样依靠经营的主动性呢。对管理者来说，出路是求助于那个严格的中央计划系统来避免这种在整个体制中出现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