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的时候，奥黛丽就经常感觉到一阵阵的腹痛，只是繁忙的工作让她没有时间去做检查。她从来不愿意向别人抱怨自己的病痛，更不愿让自己的孩子担心。所以，肖恩和卢卡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
只有时刻寸步不离的罗伯特对此非常了解。他曾经请瑞士的很多专家来检查过，但是每一次的结果都不相同。
1992年10月，奥黛丽受邀前往洛杉矶参加一个纪录片的拍摄，她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在美国接受一次彻底的检查。
肖恩去机场接母亲。看到母亲的状态他非常惊讶，她那么疲惫，神情也非常紧张。多年来，奥黛丽在乘坐飞机的时候一直选择经济舱，因为她觉得，在一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忍饥挨饿的年代乘坐头等舱简直就是一种犯罪。这一次来洛杉矶，罗伯特知道她身体不好，便强烈要求订头等舱，最后奥黛丽难得地妥协了。
1992年11月1日，奥黛丽在家人的陪同下在西奈山医院接受了腹腔镜检查。在候诊室里，她的丈夫罗伯特和两个儿子都在紧张而焦虑地等待着结果。两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得到了消息——那个让所有人都无比震惊的消息：医生在奥黛丽的腹腔内发现了癌细胞，并且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
医生推测，癌细胞可能最先在阑尾附近生成。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因为腹腔镜无法直接看到阑尾的位置。肖恩在为母亲所写的传记中沉痛地写道：“我们对这个人体内已经退化的无用的器官所知甚少，但是它却杀死了我的母亲。在阑尾这个小小的器官里，是积攒了我们的肉体无法消化的食物，还是堆积了我们的灵魂无法弥补的创伤？”
候诊室里先是一片震惊，然后是巨大的悲痛。医生推测，奥黛丽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患上了癌症，不过癌细胞繁殖得很慢。当他们发现的时候，奥黛丽体内的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这是最大的不幸。奥黛丽经常感觉到腹痛，也正是因为癌肿瘤压迫了她的回肠，导致食物不能通过而产生痉挛。
人们都说生老病死是人世间的常态，但是当你眼睁睁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即将离去，而又什么都做不了时，那种巨大的痛苦，真的会让人觉得比承受病痛的人还要难过。
奥黛丽先接受了一个手术——切除部分回肠。因为怕引起她的担心，医生和家人都没有告诉她病情的真相。但是，敏感的奥黛丽已经觉察到了什么。她知道自己一定病得很严重，甚至怀疑自己染上了贫困部落的某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
为了能使她脱离生命危险，医生不得不使用了一种药效非常猛烈的抗生素，这也让奥黛丽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回想起那种煎熬，奥黛丽心有余悸地说：“我保证无论如何都不会在任何人的劝说下服用那种抗生素了。”
吃饭本是每个人生命中最寻常的事情，但是病重的奥黛丽却被剥夺了这个最基本的权利。要想治愈癌症，她必须完全不经过消化道吸收营养，而是通过静脉注射一种黄色的营养液来维持每天所需的能量。
她曾经为了孩子们能够吃饱饭而奔波，当孩子们终于有饭吃的时候，她自己却无法进食了。她曾经把在非洲拍下的照片带给家人、朋友看，那些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孩子甚至因为严重脱水而不能直接进食，只能暂时通过静脉点滴维持生命。而此时的奥黛丽，竟然也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
为了能治愈奥黛丽的病，她的家人、朋友和医生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手术后，她一直静养着等待伤口的愈合，之后再进行化学治疗。她的家人做了一个时间表，每个时间段都有人轮流去陪伴她。
肖恩经常是在早晨看望母亲。离开医院回到办公室后，他总是赶快把最紧急的事情处理好，然后开始查阅各种关于癌症的资料，并给每一个癌症康复中心打电话，了解最新的研究信息和最科学的治疗方法。然而，结果令他失望。因为那时候癌症治疗中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化疗，那也是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使用的，而且30年以来，人类与癌症的抗争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上世纪60年代，那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年代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想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身为长子的肖恩心如刀割。
在洛杉矶，奥黛丽最好的朋友就是康妮·沃尔德了，每次到洛杉矶来，她都会住在康妮家里。在医院静养了一个星期后，奥黛丽被家人接到了康妮的家中。在这里，奥黛丽就像在自己的家一样。
第一次来洛杉矶的时候，奥黛丽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那时候她刚刚拍完《罗马假日》，美好的年纪，美好的前程，眼前一片繁花似锦。也是在那时，她认识了康妮。后来，康妮嫁给了杰瑞·沃尔德—— 一名高产的很有创造力的电影制作人。
和康妮在一起是非常快乐的。两个人的丈夫、孩子也都其乐融融，就像一家人一样。她们曾常常一边一起做饭一边大声地取笑对方。康妮叫奥黛丽“卢比”，这是当时热播的电视剧《楼上楼下》中一个女仆的名字，性格颇为粗暴。而奥黛丽也不会示弱，总会开心地笑着回击。
那些美好的过往，就像一朵朵绚丽的烟花一般绽放在昔日的岁月里。这一次来康妮家，奥黛丽已经没有了以往的活力，死亡的阴影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沉甸甸的悲痛。不过，在这里能喝到康妮亲手熬制的鸡汤，能听到最温暖的鼓励话语，奥黛丽感到了难得的轻松与平静。
康妮的家就像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让孱弱的奥黛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得到了一份久违的安宁。
休养了几天后，奥黛丽接受了第一次化疗。这一次很顺利，没有任何副作用。她的精神好了不少，家人都觉得她可以顺利地在一周之后进行第二次化疗。
然而，这样的状态没有持续几天，奥黛丽的回肠就发生了梗阻，剧烈的疼痛让奥黛丽几乎昏厥，即便服用了止疼药，那揪心的疼痛还是没有得到抑制。
奥黛丽被病痛折磨着，而她的家人同样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白天，他们会陪着她在游泳池旁边小心翼翼地散步，晚上便围坐在她的床边，陪她一起看电视，有时候是轻松幽默的肥皂剧，有时候是科学探索频道的纪录片。奥黛丽很喜欢这两类节目，因为肥皂剧会让她感到轻松快乐，纪录片会让她看到这个世界存在的种种奇迹。
在化疗之后，医生就一直通知他们要让奥黛丽尽快到医院去，以便于更好的治疗。但奥黛丽不喜欢在医院里，住在那里，仿佛能听见自己生命流逝的声音。她知道自己能在这个世界上停留的时间不多了，剩下的宝贵时间里，她只想好好地和最亲爱的人在一起，过平淡的生活。
不过，只要还有希望，大家便决不会放弃。1992年12月1日，奥黛丽的家人送她回到了医院。病痛的折磨让本来就非常消瘦的她更加憔悴不堪，整个人几乎只剩下一副骨架。
肖恩回想起来非常沉重地说：“这一天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天。……母亲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眶里充满了眼泪，她非常用力地拥抱我，我能听见她的啜泣声。母亲在我耳边轻轻地说：‘肖恩，我非常害怕。’我就那么站着，用我全部的力气把她抱在怀里，但是心里却一阵阵的无力。”
在母亲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孩子。然而有一天，母亲也会衰老，也会生病，那时，她会像小时候的我们一样，就像一个需要保护的孩子。当她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长大的孩子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生命一点点流逝。那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肖恩安慰母亲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会一直陪着你渡过这些困难的。”在肖恩的记忆里，这是母亲唯一一次在他面前那么真实地表现出她的恐惧。
曾经，奥黛丽也非常坦然地谈过关于生死的问题。只是那时她还很健康，“死亡”还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概念。然而当死神真的向她袭来，她才发现，其实自己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眷恋。
死亡本身并不痛苦，痛苦的只是等待死亡的过程。其实人们不是害怕死亡，只是因为舍不得。舍不得那些深爱自己的人，舍不得那些自己牵挂的人。亲情、友情、爱情，每一份感情都像一条细细的丝线，从心底引出，系着美好人间。
2.最后一滴泪水
自从奥黛丽成名后，狗仔队就疯一般地闯进了她的生活。多年来，她经常被狗仔队围追，她的两个儿子也不例外。
在她生病的时候，外界已经听说了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这马上又激起了狗仔队的热情，他们甚至守在康妮家的门口，专等奥黛丽出现。
送奥黛丽回医院的那天，为了能避开狗仔队们的骚扰，肖恩想了一个办法。他决定开着那辆1973年出厂的白色敞篷车送母亲去医院，他和妻子坐在车里，奥黛丽躺在车的后座上。狗仔们决不会相信奥黛丽竟乘坐这样一辆老迈破旧的车出去。
他们的冒险成功了。那些还眼巴巴地等待奥黛丽出现的狗仔队眼看着肖恩开车离开，然后继续守在那里，没有任何人跟踪他们。
媒体常常喜欢夸大事情来吸引观众。奥黛丽生病的消息传出来后，便经常有一些不负责任的小报编造“奥黛丽·赫本病危”的谣言，这让奥黛丽和家人都非常生气。
在医院里，奥黛丽再次接受了手术，她的家人在候诊室里紧张地等待着。手术开始还不到半个小时，医生就把他们叫进了紧挨着手术室的手术准备室。医生告诉他们，癌细胞繁殖得非常快，现在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手术无法进行下去，只能将刀口缝合。他告诉他们，奥黛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让他们作好心理准备。
听到这些话，大家几乎停止了呼吸，停止了心跳。巨大的悲痛在房间里弥漫着，那样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竟然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罗伯特不由自主地呢喃：“多好的一个人啊。”他是奥黛丽的灵魂伴侣，即便是最后一刻，他也会陪着她，守着她。只是，这悲痛来得太突然。他知道奥黛丽的病情并不乐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生离死别，竟然这么快就要来临。
肖恩想到母亲应该从麻醉中醒过来了，便做了个深呼吸，稳定了一下情绪后推开了特别病房的门。母亲就那样平静地躺在那里，安静、祥和，似乎看不到任何对死亡的恐惧。然而她的确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看到儿子坐在自己的病床边，奥黛丽微笑着告诉他，刚刚有几个疯狂的妇女来过，她们把她摇醒之后问她是否参加了总统大选的投票（那时候克林顿已经成为新一任的美国总统）。奥黛丽告诉她们，她不是美国公民，并没有选举权。然后又有一个医生讲师带着他的学生来了，那群年轻的未来医生对着奥黛丽的刀口指指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