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呻吟，还是喊叫的拖腔拖调的‘啊啊’声此起彼伏，不知是泄气还是鼓劲。我们也从堑壕中跳了出来，开始向前跑去。德国人发起了红色的冲锋信号弹，于是，刹那间便有强大的迫击炮炮火向我们铺天盖地地袭来。散兵线纷纷倒下，我们也倒下了。根本不敢抬起头。在这殊死的关头，又怎么能够知道敌人的方位？又由谁去记录下敌人的位置？他们的炮兵是从隐蔽的阵地上和很远的侧翼进行扫射的。连重型火炮也上阵了。一些坦克直接瞄准目标在进行射击，子弹从头上‘飕飕’地呼啸而过……
“就在德国人的堑壕前，受惩戒的战士们的尸体躺在一片开阔地上的小灌木丛里，而德国人正在这块田地上‘打谷’，先是开阔地，然后是灌木丛，最后是一具具尸体……我们从惩戒营离开时，他们只剩下7个人，而他们的总人数是306人。”
在德国士兵和下级军官们的回忆录和书信中，我们也看到了描写毫无意义而又屠害生灵的类似场景。一位不知名的目击者描述了1941年8月，А.А.弗拉索夫所率领的苏联第37方面军在基辅向被德国人占领的高地发起进攻的情景，他所描述的某些细节与上面我们提到的那位苏联军官的叙述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徒劳无益的炮兵轰炸，结果对德军阵地毫无损伤，也是一波波的人发动进攻，最后倒在敌人的机枪前面。同时，一位不知名的指挥官徒劳地试图使自己部队的人再次发起进攻，最后也被德军的子弹打死。向这种并不十分重要的高地发起的进攻竟然持续了3天3夜，让德国士兵最惊讶的是，当一波人倒下后，另一波士兵仍然继续向前冲（德国人就不善于这种徒劳无益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些并不成功的进攻也使得德国人筋疲力尽。就像一位德国军人回忆的那样，他和他的同伴们感到最震惊，并且最难以忍受的是这种进攻方法如此生硬，场面又很宏大：“如果苏联人对于我们推进取得的这么一点进展就投入这么多兵力，那么如果目标真的十分重要的话，苏联人进攻得将会多么频繁，又会投入多大的兵力啊？”（这位德国作者肯定想像不出，红军根本就不会用，而且也不可能用别的方式进攻。）
红军在作战时除了以无数的生命为代价去取得胜利外，根本就不会打仗，苏联的一些高级将领们也证实了这点。例如，叶廖缅科元帅就用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著名的“常胜元帅”朱可夫的“军事艺术”的特点：“应当说，朱可夫的作战艺术就是：必须要有比敌人多5到6倍的兵力，否则，他就不会着手进行战斗，没有人数上的优势，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他如今显赫的地位是用无数鲜血换来的。”
有意思的是，统帅们大都像朱可夫那样指挥战斗。这大概是因为，在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命令中，最经常见到的一句话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1941年11月，К.К.罗科索夫斯基派遣第58坦克师进驻莫斯科城下，这个师刚刚从远东调来，也没有时间做好战斗准备。结果，这个师损失了3/4的坦克和几乎1/3的人员，而敌军几乎没遭受什么损失。当时，罗科索夫斯基还组织第17和第44这两个骑兵师发动近乎疯狂的进攻，结果，几乎全军覆没。
苏联武装力量在卫国战争中的过大的损失还在当时就有一些苏联军官承认，虽然这并不是很安全的，比如，中将С.A.加里宁--他曾是方面军司令，后来从事预备役部队的训练工作，由于不谨慎，就在日记中写道，最高统帅“不关心保护人力资源，所以才在个别战役中造成了很大伤亡”。这份材料以及其他材料等“反苏联”的言论使得这位将军被判25年刑。而另一位指挥官--空军少将А.А.图尔然斯基在1942年被判12年刑，就是因为关于苏联情报局通报的很合理的观点，他说这些通报“只是为了安抚民心，并且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它们把我们的损失缩小，把敌人的损失扩大。”
我们的空军和海军不能因为自己的特别成绩而自诩。虽然在巴尔干和黑海苏联海军与敌人相比有着绝对的优势，但它并不能把这种优势变为现实。在刻赤半岛只进行过两次相对成功的海军登陆战役。但是，结果第一次以1942年5月的严重事故而告终，同时成功撤退的人只有极少数，就像从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撤退时的情况一样。1943年秋天在刻赤半岛进行的第二次登陆战役，在解放克里木的战斗中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是通过彼列科普地峡的缺口攻下了克里木。敌人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商务航行日渐嚣张，苏联空军和海军并不能给他们以沉重打击。他们不能够阻止1944年5月克里木的撤退，就像不能阻止1944年至1945年间德国警备部队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供给和撤退一样。总的说来，苏联海军行动非常被动，而在所进行的为数不多的海军战役中却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其中包括，战争初期进攻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时“莫斯科”号舰长阵亡，而1943年10月进攻克里木的港口时，德国空军击毙了两艘驱逐舰上的全体人员和“哈尔科夫”号的舰长。
红军惟一一次大型的空降战役遭遇了巨大的尴尬。为了争夺第聂伯河畔的战略基地，1943年9月红军空降了两队伞兵。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或者降落到了河里，或者干脆降落到了德国阵地上并因此阵亡或被俘。飞行员的经验不足影响了空军运输，而且运输机--主要是指美国的“道格拉斯”，我们严重缺乏。
我们也不喜欢承认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国在作战装备上的优势超过了苏联。德国“虎”式坦克不仅在与T－34坦克、而且在与最新式的约斯－2重型坦克（以约·斯大林命名的坦克。--译者注）的决斗中大获全胜。在“虎”式坦克的88毫米火炮击穿约斯坦克装甲距离内，约斯的122毫米坦克炮却无法击毁德军的坦克。德国最新型号的战斗机容沃－190当时常用做强击机，在战斗性能和飞行性能上都超过了苏联当时所有的战斗机。德国人终于在战争末期组织起大规模生产喷气式战斗机梅－262以及导弹V－1和V－2的能力。我们的喷气式飞机是战后才有的，也是在很多方面依靠被缴获的德军资料、被运到苏联的德国设计师和后来英美科学技术秘密研究所中苏联情报机关的窃取才生产出来的。同样，苏联的原子弹、火箭和最新型的潜艇也都是靠复制德国人战时最后留下的图纸生产出来的。
我们那时也没有战略航空兵。难怪战后特别小分队在整个欧洲收集受伤的“飞行堡垒”。经过修理后，把它们纳入苏联远程轰炸航空兵，为的是哪怕对付一下昔日的盟国。这种飞机我们有60架，而美国人却有几千架！
不得不承认，二次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相比，要落后很多。只是战后的几十年里，我们以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在情报机关卓有成效的帮助下借鉴到西方很多工艺规程为代价，苏联终于在现代化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上能够与美国并驾齐驱。但是，作为经济潜力只是美国1/6的苏联，为这种竞赛要付出的经费只够维持40年的消耗。
对于苏联而言，1945年的胜利--就像冷战中的持久对峙一样，之所以成为可能，
就是因为国家能够动员所有兵力和资源用于战争所需。就像俄罗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一样，为帝国的妄自尊大受到惩罚的只有人民。还在中世纪，当农民能够选择为哪位世袭领地主做工时，他们的生活算是比较好的。但是伊凡雷帝及随后的鲍里斯·戈杜诺夫企图征服其他国家，开始依靠贵族阶层--他们是国家主要的军事力量，于是便出现了贵族喜爱的农奴制度。就像为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我们的人民不仅要付出几千万人的性命，而且还变得失去自由和陷入贫困。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
第三章 “大雷雨”计划：斯大林动手晚了一步
6月12日的计划没能如期完成。苏联西部的铁路运输能力比德国和波兰等靠近苏联边境的国家的能力要低两倍到两倍半。所以，红军进攻德国的计划虽然制订的时间比法西斯德国的“巴巴罗萨”计划早-还在1940年春天，但计划实现的时间要相对长一些。况且苏联的许多兵团不得不从乌拉尔调遣过来。重用朱可夫的意图
1940年5月，朱可夫从乌兰巴托被火速召回莫斯科，关于这件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0年5月初，我收到莫斯科的指示，速到人民委员部报到，接受新的任职。这之前刚刚公布了关于给红军全体高级指挥人员授予将军军衔的政府命令。和其他人一样，我也被授予大将军衔。几天后，我受到斯大林的亲自接见，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
除斯大林外，会见朱可夫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会面结束时，据朱可夫的观点认为，在他和斯大林之间有下列一段值得注意的对话：
“现在你有战斗经验了”，斯大林说，“基辅军区就交给你，把你的经验好好地用到部队训练上吧！”
当我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我没有机会详细研究德国和英法联盟间的战斗军事行动进程。趁这个机会，我问道：“应该怎么理解西线战争的极度消极性和如何预测战事的进一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