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笑了一下说：“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根本不想真正地陷入到对德战争中去。他们始终企图挑唆德国进攻苏联。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一起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他们想以此证明，他们并不想束缚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是这无济于事。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没有远见的政策受到惩罚。”
朱可夫承认，同斯大林的谈话使他很震惊：
回到莫斯科宾馆后，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始终萦绕着这次谈话。
此时的朱可夫拥有一枚红星勋章，两枚列宁勋章和两枚因为哈拉哈河战役而获得的“大蒙古星”--一枚蒙古红星勋章，一枚图瓦红星勋章。这后两枚在形状上来说真得很大，比苏联的勋章大很多，而且有着星的形状。我们得提一下“庆祝工农红军20周年”纪念章，这是朱可夫与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一起在1938年2月被授予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朱可夫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在克里姆林宫领袖办公室的来访者登记本上，朱可夫的名字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是1940年6月2日。朱可夫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时间是第二天，即3日，然后是13日。
在回忆录里，朱可夫给读者留下了这一印象，就是朱可夫在动身去基辅之前只见过一次斯大林。但是，很容易就能确信，事实上并非如此。甚至即使接受6月2日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这种说法，在朱可夫动身去基辅之前的那些日子，朱可夫到斯大林那儿去过至少不下三次。
斯大林还通知朱可夫说，伏罗希洛夫被解除国防人民委员一职，取而代之的是铁木辛哥（5月7日）。给人的印象是，对于军队机关进行的这些重要干部调配，朱可夫还不知道。那么这次会面时间总体上说应该不晚于5月8日早晨。要知道，到这天的傍晚朱可夫已经不可能不知道国防人民委员领导一职发生了变更。
至于谈到任命朱可夫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看来斯大林通知他并不是在5月的那次会面中，而要稍晚些，在6月2日或3日。这几次会面后才随即出台了授予朱可夫大将军衔的命令。身为兵力最多、战斗装备最充实的最大军区的司令，必须要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军衔。
布琼尼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任命铁木辛哥的过程，那是五一阅兵式结束的当天晚上，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军官们都聚集在斯大林的别墅等候节日的盛宴：
“有一个人，人们都叫他钢铁人民委员。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吗？”斯大林微笑着问道。“是伏罗希洛夫！”--人们开始议论起来。“这样吧，让我们请他来领导整个国防工业，也就是，满足部队的全部需要。而国防人民委员这个职务……”斯大林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我们请铁木辛哥来担任。”
斯大林任命伏罗希洛夫来领导新建的、专门负责军工生产的国防委员会，虽然他想把伏罗希洛夫退役这颗苦果变甜一点，但仍未能掩饰住他的嘲讽：“钢铁人民委员”只能去监督钢铁生产，而不能领导红军队伍。
斯大林提议候选人后，一阵不自然的沉默笼罩着坐在桌旁的铁木辛哥。要知道这位新上任的人民委员，曾经在布琼尼的手下当过骑兵师长，现在却成了老领导的上级-原来的集团军司令员现在才是莫斯科军区的司令和副国防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说：“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这下可以自豪了。被提拔的人是第1骑兵集团军培养出来的。”
“我们考虑到了这点，”斯大林说，“铁木辛哥同志以前是布琼尼元帅的下属（过了几天，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也被授予元帅军衔。--作者按）。当然，不高明的战略家肯定会有各种假设，但是党不会向落后分子看齐。布琼尼同志不会对我们有意见的。他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肯定还会更重。对了，找个时间我们还要请铁木辛哥同志和总参谋长专门参加部队的作战训练，借鉴一下芬兰战争的经验。”
“两个谢苗，两个骑兵可要同心同德呀！”加里宁对讨论作了最后总结。7
斯大林是建立“息事宁人平衡系统”的专家，他可以排除任何威胁自己极大权力的潜在因素。出于迫不得已，他抛弃了对自己十分忠心却智商不高的伏罗希洛夫，事实已经证明后者跟自己在军事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完全不相称，斯大林选了一位年轻许多的军事长官来取代他--虽然对于铁木辛哥对自己的忠心程度并不完全有把握。到底为什么斯大林认为与自己真正喜欢的布琼尼相比，铁木辛哥是更为合适的人选呢？布琼尼对现代战争的条件缺乏足够的了解未必起了主要作用。布琼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国防人民委员部讨论新式坦克Т－34的炮塔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他老实地承认说：“我在坦克方面懂得很少。专家才有发言权。”但是铁木辛哥在坦克方面懂得并不比布琼尼多。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布琼尼作为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员，从国内战争起就不仅在军队，而且在人民中都有很高的声望。还在1923年时，伏罗希洛夫就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布琼尼“小农意识很浓，名气太大，也很狡猾……甚至我们的敌人也认为，将来布琼尼会领导‘人民’运动，应该能起到某种救世主（农民领袖）的作用……必须让他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为革命所用”。当时伏罗希洛夫曾惊慌地报告：“当问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他是为谁而战时，后者回答说‘为布琼尼而战。’”还在20世纪20年代时，伏罗希洛夫就为把布琼尼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而担心不已，因为“把布琼尼派往农民土地的深渊，简直就是疯了。”8而如果当时，在1940年，再把布琼尼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那么红军战士去打仗的时候将会是“为布琼尼而战”，而不是“为斯大林而战”了。把世界上最强大的部队之一的军队领导权交给这样一个人，斯大林也是顾虑重重。最好还是让布琼尼当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二号人物，反正铁木辛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老领导面前摆谱。布琼尼实际上是独立于他的，并且万不得已还可以汇报一下这位新人民委员令人生疑的动向。
铁木辛哥部署了部队1940年夏季训练任务，他在自己签署的第120号命令中要求：“战场上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战场上部队需要怎么做，我们就教怎么做。”为了完成这一要求，他命令在演习中和训练场上只允许使用实弹。这导致红军各部队在和平时期死伤人数不断增加。这一点也没使铁木辛哥感到难为情。他深信，这些伤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会减少未来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伤亡。同时布琼尼与铁木辛哥团结一致，他在回忆录中以赞赏的口气叙述即将实行军事训练条件要求更严的新举措。事实上，就像布琼尼证实的一样，部队在训练场上用实弹射击的主意是斯大林本人想出来的。他好像向铁木辛哥和其他的人表示过自己的态度：“我不认为这些个演习可取，士兵们一切都是按预先规定的动作做--射击、进攻，甚至按规定的动作挖战壕。人们应该那样学习，就好像他们在进行真正的战斗。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不惜弹药。只有在复杂的战况下，一个战士才能学会自信而英勇地作战。”也有人冒险反对说：“要知道，这样有可能发生重大事故。”“是的，有可能。”斯大林欣然同意。“但是，如果现在我们不教会战士们如何使用武器，不学会进攻，不学会防御，在战场上我们将遭受更大的伤亡。”
好像新举措并未取得什么效果。卫国战争期间红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天文数字，而大家也更倾向于把未经任何训练的补充队伍投入战斗，无论他使用过实弹还是没有使用过。毫无疑问，朱可夫肯定会让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满意的。大概，就是根据铁木辛哥和布琼尼的推荐，斯大林才任命朱可夫领导基辅军区的，哈拉哈河胜利的荣耀也起了自己的作用，而哈拉哈河之战的另一名胜利者施泰尔恩在芬兰战争中大丢脸面。现在剩下的就是要检验一下朱可夫的分量如何了。是在战役中检验，而且很快。要知道，斯大林一直在为这场战争做准备，就像他在1940年5月推测的那样，距离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几个星期，那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月。
关于朱可夫乘火车去基辅走马上任一事，保存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见证。朱可夫在蒙古时的副官М.Ф.沃罗特尼科夫引用了自己的老营长、曾经在哈拉哈河被授予苏联英雄的上校Г.М.米哈伊洛夫的一段叙述：“朱可夫对所有来为他上任而送行的人表示了感谢。谈话间他表现得很克制。偶尔他也开玩笑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我们送行的人都觉得，’
米哈伊洛夫说，‘朱可夫好像不太高兴，也有一些人说，他甚至落了泪。’
‘不可能！’我反对说。
‘我们也不信，可……我们不可能搞错。’”
很多年以后，副官找到了证明米哈伊洛夫的话正确的证据：“在一次谈话时，朱可夫称之为‘叔伯兄弟’的М.М.皮利希恩的妻子克拉夫季娅·伊利尼奇娜插嘴说：
‘谁也没见过朱可夫流泪，可我见过。’
‘为什么事儿流泪？’我问她。
‘我不说。